摘要：1935年的陕北高原，风沙漫天。一位年轻的女性，背负着炸伤的疤痕，带着对革命和爱情的执着，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漫长旅程。她就是贺子珍，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从1928年相识相知到1938年的最终别离，这对革命伴侣共同经历了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也留下了让后人动容的真挚

1935年的陕北高原，风沙漫天。一位年轻的女性，背负着炸伤的疤痕，带着对革命和爱情的执着，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漫长旅程。她就是贺子珍，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从1928年相识相知到1938年的最终别离，这对革命伴侣共同经历了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也留下了让后人动容的真挚情谊。1938年，45岁的毛泽东在延安再婚，托周恩来捎去一封信给远在莫斯科的贺子珍。信中除了询问近况，还写道＂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正处在革命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相遇，为革命事业注入了一股特殊的力量。

1928年，35岁的毛泽东正值壮年，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工作。那时的贺子珍，年仅18岁，是一名充满革命热情的青年女性。

两人在井冈山相识，很快就产生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贺子珍不仅积极参与革命工作，还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智慧。

这段革命友谊最终升华为革命爱情，他们在井冈山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婚后的贺子珍，不仅是毛泽东的妻子，更是一名出色的革命战士。

在随后的岁月里，贺子珍怀着对革命的赤诚之心，和毛泽东一起奔波于革命战场。她不仅要照顾家庭，还要参与革命斗争，承担着双重责任。

这十年间，贺子珍先后生育了六个孩子。然而，革命年代的艰苦环境，让这些幼小的生命难以存活。

1934年，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央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

贺子珍虽然身怀六甲，但她毅然决然地跟随红军队伍踏上长征之路。她和其他女红军一样，背着行囊，翻山越岭。

在红军队伍中，贺子珍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意志。白天行军，晚上值勤，从不叫苦叫累。

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刻，她也没有动摇过跟随革命的决心。这种坚定的革命意志，让她在战士们心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

在这段时期，贺子珍不仅是一名革命者的妻子，更是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她用实际行动证明，革命的道路上不分男女。

1935年的二月，红军队伍正在赤水河畔行进。贺子珍已经怀胎八月，但她仍坚持跟随队伍前行。

寒风呼啸的山路上，这位孕妇和战友们一起，踏过泥泞，翻过山岭。当队伍来到一个苗族村寨时，贺子珍的临产征兆突然显现。

红军医务人员立即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紧急为贺子珍接生。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一个新的生命降生了。

可战争的残酷容不得太多温情，贺子珍只来得及看了孩子一眼。第二天一早，她就不得不继续跟随队伍前进。

这样的艰难时刻并非个例。在长征途中，贺子珍多次遇到危险情况。她不仅要克服身体的不适，还要面对敌人的追击。

有一次，敌军的炮火突然袭来。当时休养连里有不少伤员，情况十分危急。

贺子珍看到一枚炮弹即将落在伤员身边，她毫不犹豫地扑了过去。她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伤员，但自己却被炮弹的碎片击中。

爆炸过后，战友们发现贺子珍倒在血泊中。她的背部被炮弹碎片严重损伤，伤势十分严重。

医务人员立即对贺子珍进行了紧急救治。但在条件艰苦的战地环境下，他们能做的十分有限。

伤势的痊愈需要专业的医疗条件，但当时的红军队伍正处在最艰难的长征阶段。贺子珍只能忍着剧痛，继续随军前进。

到达陕北后，贺子珍的伤势愈发严重。她多次向组织提出想去大城市治疗的请求。

但当时的战争形势异常严峻，后方地区的医疗条件也十分有限。组织上建议她再等待一段时间。

1936年冬天，贺子珍在陕西保安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婴就是后来的李敏，也是她与毛泽东的第六个孩子。

这个时期，美国记者斯诺来到陕北采访。他见到了毛泽东和贺子珍夫妇，记录下了这对革命伴侣的故事。

但贺子珍的身体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善。背部的伤势让她日夜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最终，在组织的安排下，贺子珍踏上了前往苏联治疗的路途。这一别，却成为了她和革命根据地的永别。

在这段艰苦卓绝的长征岁月里，贺子珍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革命战士的坚韧品格。她的故事，成为了长征史上一段感人至深的篇章。

当年那个在苗寨出生的婴儿，那次为救战友而负的重伤，都成为了历史长河中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些故事见证了一个革命者的妻子，如何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书写下属于自己的传奇。

1937年深秋，贺子珍带着重伤和病痛，抵达了莫斯科。苏联的医生们为她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和治疗。

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医院里，贺子珍开始了漫长的治疗过程。医生诊断她的背部伤势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神经系统。

治疗期间，贺子珍通过书信与延安保持着联系。她在信中详细描述着自己的治疗情况，也询问着延安的近况。

每当收到延安的来信，她都会仔细阅读多遍。这些信件成为了她与祖国唯一的联系纽带。

1938年春天，一封特殊的信件经由周恩来的手，送到了贺子珍的病床前。这封信的内容，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信中，毛泽东除了关心她的病情，还委婉地表达了想要结束婚姻关系的意愿。那句＂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道出了两人关系的转变。

在这封信之前，贺子珍已经从其他渠道得知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但直到收到这封信，她才真正面对这个现实。

莫斯科的冬天格外寒冷，医院的暖气却驱散不了贺子珍内心的寒意。她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回信，同意了这个决定。

在回信中，贺子珍没有任何抱怨和责备。她只是平静地表达了对革命事业的祝愿。

这封回信经过多人转手，最终送到了延安。毛泽东收到信后，立即着手处理相关事宜。

组织上考虑到贺子珍的特殊情况，决定继续安排她在苏联接受治疗。她的女儿李敏也被安排到了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从此，贺子珍在莫斯科过起了平静的生活。她一边养病，一边照看女儿，偶尔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医院的护士们都很喜欢这位来自中国的病人。她虽然身受重伤，却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每当有中国同志来莫斯科，都会来医院看望她。她总是详细询问祖国的情况，关心着远方的革命事业。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贺子珍开始学习俄语。她希望能更好地与医生护士交流，也想读一读俄文书籍。

渐渐地，她在莫斯科建立起了新的生活。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那封承载着婚姻终结的信件，被贺子珍珍藏在贴身的口袋里。它见证了一段革命姻缘的结束，也开启了她人生的新篇章。

在之后的岁月里，每当有人问起这段往事，贺子珍总是轻描淡写地带过。她说，革命事业高于一切，个人得失不足挂齿。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莫斯科，贺子珍躺在病床上收听了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她写下了一封祝贺信，托人带回国内。

贺子珍在莫斯科的治疗持续了十多年，虽然背伤的症状有所缓解，但始终未能完全康复。她依然保持着对祖国的关注，经常在病房里收听中文广播。

1959年，经过组织的批准，贺子珍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这一次回国，她带着女儿李敏，怀着对祖国建设的憧憬。

回国后，组织给贺子珍安排了一份适合她身体状况的工作。她在中央党校从事资料整理工作，为党的历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工作之余，贺子珍开始整理自己的革命经历。她把在井冈山、长征路上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

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成为了后人了解红军长征和革命历史的重要素材。她的记录真实而朴素，没有任何矫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子珍也遭受到了冲击。她被下放到江西农村，过起了艰苦的农村生活。

但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她也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老革命战士的坚定立场。

1969年，在组织的关怀下，贺子珍被调回北京。她继续从事党史资料的整理工作，为革命历史的记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每当有人问起她的革命经历，她总是说得很少。她说，革命时期每个人都付出了很多，自己的经历并不特殊。

1984年，贺子珍参加了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会场上，她见到了许多老战友，大家一起回忆起了当年的峥嵘岁月。

这次活动过后，贺子珍的身体状况开始逐渐恶化。多年的旧伤和操劳，让她的健康每况愈下。

1995年9月，贺子珍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她的一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特殊的见证。

在她留下的遗物中，有一个旧皮包，里面装着她在长征途中用过的水壶和针线包。这些普通的物件，记录着一段不平凡的革命岁月。

她的女儿李敏后来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发现了那封来自延安的信。信纸已经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