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乐扬1914年10月9日出生于井冈山下炎帝纪念地酃县(现名炎陵县)。1934年，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被中共中央特科湖南工作站吸收为地下党员。从此，他先后化名刘少慕、张兆麟、张维、孟南、刘易、洛阳、小草、甲寅，转战于湖南、广西、湖北、安徽、昆明、重庆、

刘乐扬1914年10月9日出生于井冈山下炎帝纪念地酃县(现名炎陵县)。1934年，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被中共中央特科湖南工作站吸收为地下党员。从此，他先后化名刘少慕、张兆麟、张维、孟南、刘易、洛阳、小草、甲寅，转战于湖南、广西、湖北、安徽、昆明、重庆、香港等地，打入国民党军政界、新闻界、教育界以至“中统”和帮会中，大力开展情报活动和统战工作。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他曾四人敌牢，六遭追捕，一遇车祸，历尽了难以承受的坎坎坷坷。建国后，他致力于统战工作。肃反和反右派时，他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错误处理，三次被捕入狱，又苦苦折腾了二十五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彻底平反。1995年4月2日病逝，终年81岁。

刘乐扬的一生充满传奇经历，这里记述的是其中的一部分。

打入“新国民党”及“中统”

“新国民党”是广东失意政客胡汉民的秘密反蒋组织，主要成员是一些不当权的政客和国民党员，也有少数反蒋的知识分子和中下级官员。这个组织受到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庇护，在湖南三十几个县里有其成员。中共特科湖南工作站指示刘乐扬打人这个组织，进行反蒋的统战活动。他经过一师同学刘熙育的介绍，加入新国民党，结识了该党负责人鲁兆庆和焦达仁。鲁是何键的亲信，担任省政府审计处处长。焦是辛亥革命时期湖南都督焦达峰之弟，在红帮“楚荆山”中担任“大龙头”，主管情报及交通联络工作。他们的消息来源很广，侧重于反蒋的政治和军事情况。刘乐扬除了搜集这方面的情报外，还利用蒋、胡两派的对立，尽力扩大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如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传单贴到两派头子的公馆附近，或通过新国民党记者谭仪正把一些查无实据的消息传给黄色小报等，让两派互相攻击。

一师学生王才英是南京中统特务，有一次他化名“奴隶”写信给刘乐扬，称刘为“革命的同志”，要同刘讨论一些“革命的问题”。见面时，王拿些进步的书刊给刘看，提议组织什么“读书会”。刘把这些情况告诉特科负责人刘道衡，道衡说：这个学生是用“红旗手段”来套你的政治立场，对付的办法就是要装得同他一样。于是，刘乐扬就学阿Q式的革命姿态，获得了王才英的信任。王在一师毕业后，中统调他到南京受训，然后派往福建担任情报站负责人。1935年夏，他回湘结婚，见刘乐扬“失业”后一副狼狈相，便对刘说：“你现在很困难，我介绍你参加我们的工作，你考虑一下再答复我。”刘即向组织上汇报这一情况，刘道衡马上批准他打人中统。1935年8月，王才英拿来一份表格给刘，要他填好后直接寄到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从此，刘乐扬即以“特约通讯员”身份，同中统负责人冷素白(徐恩曾的化名)通信联系。南京的通讯机关有种种化名，如“大公通讯社”、“中华儿童教育社”等等。刘乐扬把新国民党的一些材料，取其非要害的内容，再掺上点假，编成通讯稿，发给南京中统。同时又通过另一渠道，告诉何键等人，说有人把你们的情况报到南京了。这就是刘乐扬经常采用的利用和扩大两派矛盾的办法。

当时，蒋介石老是想借红军之手来削弱何键的实力，使两者矛盾不断加深，何键也就不再热中于“剿共”了。1934年冬，长征红军途经湘南、湘西时，何键只派部队在红军后面“送行”了事。刘乐扬获知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后，及时通知红军绕道过境，没有在湖南境内打硬仗。1935年冬，何键派出二百多人伪装红军，到醴陵、萍乡一带活动，然后又派一营人去“围剿”。假红军一哄而散，何键即向南京报功，说已消灭红军一个营，还在报上大肆宣传。刘乐扬知道这个消息是假的，便写了一篇何键“假剿共”的通讯寄给南京中统。蒋介石来电追查，何键回电说“有民众可以作证”，不承认他玩了把戏。何键回过头来就追查这一消息的来源，开始了对刘乐扬的怀疑。

发起响应一二九运动

胡汉民的新国民党从1935年起，开始注意青年工作，成立了一个“青年运动委员会”，在长沙各校发展党员，以“反蒋抗日”相号召。刘乐扬打人新国民党后，深得青年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傅益彰的信任，刘乐扬就借此机会吸收梁宜苏(梁轶素，其父是新国民党员，曾在桂系李济深部当过少将参议)、王德恒(湖大学生，毛泽东表兄王季范之子)、刘禄全(湖大学生)等为青运会成员。刘乐扬还根据傅益彰交给他的党员名单，经常到湖大、一中和文艺、广益、衡湘、兑泽等校找人联系，收集一些政治情报。由于工作任务繁重，刘乐扬建议特科加强组织领导。1935年10月，刘道衡同意成立党内“青年运动党团”，专门指导新国民党青运会的工作，指定刘乐扬、赵君实、梁宜苏为党团成员，赵为书记。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刘乐扬在党团碰头会上提议，立即发动长沙各校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举行游行示威。刘道衡批准刘的建议，党团会议遂决定三条：①由刘乐扬起草一个宣言，拟定几条口号和传单，并负责印刷。②发动各校选出班代表，成立全市班代表联席会议，取代官方控制的长沙市学生自治联合会。③分工负责发动各校(刘乐扬负责发动青运会所属的大、中学学生)。

12月16日晚，刘乐扬用“反帝大同盟”的名义，印好了他起草的2000多份宣言，17日晨即送到各校。一师学生自治会是被复兴社分子陈大勋掌握的，此人平时主张抗日，刘乐扬即利用一师老校友的身份，动员陈赞同游行示威。12月18日，各校学生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20日上午8时在教育会坪举行大会，会后游行示威。教育厅长朱经农向学生代表训话说：“你们一游行，湘江河里的日本军舰就会开炮，屠杀民众，造成惨案。”命令各校校长严加约束学生的行动，但是大多数校长并未执行朱的命令。12月19日，刘乐扬、梁宜苏、罗祖思、王靖民等分头到各校串联，巩固各校学生参加游行的决心。20日上午8时，刘乐扬等赶到教育会坪，将传单发给围观大会的市民。大会由一中学生代表张盈、一师学生代表陈大勋主持开会后，即游行示威。二女中当局封锁大门，但学生听到游行队伍的口号声，集体冲出大门，参加了游行队伍。福湘女中是教会学校，平日校规森严，当天清晨即锁了大门，训育婆婆守在门口，但进步学生带领大家从厕所便门溜出去，赶上了游行队伍。这天游行的秩序良好，何键未派警察、特务出来破坏，这也表明特科统战工作的效力。

两进牢房以智取胜

这次游行示威之后，进步作家郑家弘把他编辑的《展望》旬刊交由刘乐扬发稿，刘就把它由文艺副刊改为讨论爱国运动的刊物。新国民党上层人物对刘相当信任，拨给他大洋：300元，要他以“尚志学会”的名义创办《更生》旬刊。1936年春，他在《更生》旬刊创刊词《更生之路》中指出：“造成民族解放的统一联合战线，是当前迫切的要求。”又在《奋励的呼吁》一文中，“要求停止一切内战的自杀政策，以便全力抵抗掠求无已的民族敌人”。这两篇文章都传播了中共的呼声。

刘乐扬经常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同各方面打交道，进一步受到何键等人的怀疑，从1936年3月下旬开始派特务对他盯梢。好在盯梢的“特务”中有中共特科成员周寿彭，及时掌握了盯梢的情况，向组织上作了汇报。特科即派赵君实对刘说：“组织上考虑到你的安全，想征求你的意见是否马上转移?如不转移，随时可能被捕。被捕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只要你能坚持不暴露，组织上就可以设法营救你，力量和条件是有的；加之你有中统、红帮、新国民党三块牌子，而又隐蔽得很深，估计没有什么证据落在敌人手里。另有一种可能，敌人严刑逼供，按照何键的政策，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即使不杀，也会长期关押起来。所以组织上要听你的意见，你完全可以自作决定。”刘乐扬当即表示愿意留在长沙，不转移出去。于是，赵君实、梁宜苏就把刘的所有书刊一律带走，消灭一切可疑的证据，只留下刘发给南京中统信函的复写底稿。同时，梁宜苏借了一套西装给刘，刘还向田茹借来一件长袍，梳妆打扮起来。一天到晚，他或与新国民党的人混在一起，或与报痞子记者坐茶馆、上戏院。何键的特务忙于跟着刘乐扬转来转去，有点不耐烦了。1936年5月2日，两个便衣特务搜查刘的住处，带走刘给南京中统通信的40多份复写材料，并将刘关进省公安局看守所。特务审刘两次，刘说是南京中统的特约通讯员，跟他联系的冷素白就是中统局长徐恩曾。审问人说：“你找个铺保来，暂时保你出去，我们再向南京调查。你不能离开长沙，必须随传随到。”于是，刘就找新国民党谭仪正家的旅社作铺保，只被关了一个星期就出狱了。

刘乐扬获释后，即将被捕的情况报告南京中统，冷素白回了一封信，大打官腔，指责他：“不应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挑拨是非，引起纠纷。此次被捕，咎由自取，应该反省改正。”刘认为这封信可以作为盾牌，就把它带在身上。1936年5月下旬，担保刘出狱的谭仪正告知刘，军法处要他去谈话。刘去后，两个便衣特务就给他带上手铐，关进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一间秘密牢房万寿宫里。此宫的前殿摆着几十副装有死人的棺材，后殿供奉着万寿帝君的塑像。特务们在阴森森的后殿摆上一些刑具，点上半明半暗的蜡烛，照着凶恶的菩萨，造出恐怖的气氛。军法处处长胡念僧首次审问刘时说：“南京中央调查统计局不承认你是他们的人，你是另有背景，必须老实招供。”刘便从身上掏出中统给他的信说：“这封信总不是我假造的吧，这就是南京的证明和承认。”胡说：“南京承认你，并不信任你。干脆对你说，南京是怀疑你的。省党部调查统计室负责人陈杏庄、韩中石都知道你参加了南京中统，一直在监视你。你这次被捕，他们是知道的。你有前科，第一次是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第二次是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刘说：“那算什么前科，一次是别人陷害，一次是一师校长贪功图赏，两次都是清清白白地出来的，什么证据也没有。”胡又问：“那你为什么要攻击何主席?”刘说：“湖南有些情况，南京要调查清楚，我就写了通讯，如有不对，你们应该质问南京。”胡又问：“那你为什么参加新国民党?”刘说：“这也是为了替南京工作。新国民党的情况，你们也向南京报告过。”最后一次审问时，胡念僧又采取软攻的办法，劝刘乐扬同他们合作，保证他武官最少可以当个少校，文官最少可以当个高级科长。还说：“你家里很穷，令堂守寡，令弟没有成年，全靠你撑持门面。如果同我们合作，我们言而有信，不会像南京那样对你不负责任。”刘即站起来愤慨地表态：“将近十年来，我受尽了折磨，可惜我没有本钱来做你们的官，也没有任何别的组织背景可说……。”

这次审问结束后，刘的保姆送衣服到牢房，小声告诉刘：“胖子大哥(赵君实)叫你直接写信给何主席申辩，承认你向南京写的那些信不妥当，希望他宽大谅解。”于是刘就给何键写了一封长信，大意是说：自从向南京中统通讯以来，由于对传闻情况究察不深，有些报道不实之词，乖谬固大，用心无他。希本爱护青年之心，从宽释放。信中还说：“不幸家贫母老，子职有亏。报国无门，遂致感情越激，实亦修养不力。”何键看了这封信，在“家贫母老”等句旁打了圈圈，交给保安司令部。刘道衡知道了这些情况，立即动员民政厅长曹伯闻营救刘乐扬。7月中旬的一天，曹伯闻在家里宴请保安处处长刘膺古、军法处处长胡念僧及其特务机关的几个头目。曹在闲谈中轻描淡写地说：“听说你们捉了一个青年，审来审去，没有审出什么名堂。他还写信给何主席，芸公说他是个孝子。说起此人，还与我有点渊源，他在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处求职，忘记了是谁推荐给我，我就派他到水上警察局工作。后来局长换人，这个小职员也就被免职了。这事好像与我有点牵连，是不是要我担保一下?”在座的刘道衡也对信佛的胡念僧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第二天上午，刘膺古把刘乐扬叫到保安司令部，释放前还交待说：“你不能再给南京发通讯，再搞我们就不客气了。”

刘乐扬出狱后，径直奔到刘道衡家里，刘说：“何键已向蒋介石屈服，你对南京中统的通讯不起作用了。你要告诉南京，说湖南不许你再干，向中统提出辞职。此外，反蒋的胡汉民已死，‘南天王’陈济棠也已下野到香港，你可以同新国民党断绝关系，转向新闻界和桂系，致力于统战工作和情报活动。”

两次逃脱特务追捕

1936年7月下旬，刘乐扬开始给《楚三报》、《前锋报》、《晨报》写稿，担任这三家报社的特约记者，还帮助《全民日报》编发社会新闻，并住进了该报宿舍。这时，地下党员李仲融在长沙筹组“湖南各界抗日救国会”(简称“抗救会”)，成立了两个外围组织：一个是“一九三六剧社”，以演话剧为主，帮助学生排演新戏，主要成员有李仲融、杨荣国、章东岩、张曙、孙伟；另一个是“紫东艺社”，由音乐家张曙负责，活动项目包括绘画、木刻、音乐，帮助学生组织歌咏队，教唱救亡歌曲，传授绘画及木刻技术。特科批准刘乐扬参加这两个组织，开展抗日统战工作。

1936年冬，《全民日报》总编辑李君尧介绍刘乐扬加入当时反蒋的桂系。刘向特科汇报后，刘道衡即予批准。桂系在湖南有三个主要负责人：一是李君尧，负责联络文教界人士；一是凌孟飞，负责联络党政界人士；一是何超俊，负责联络何键部下的军官及地方武装。李君尧要刘乐扬拉一些文化人参加桂系，刘即把“抗救会”一摊子推荐给李君尧，李当然欢迎，更加深了对刘的信任，并把副刊《天心阁》交给刘主编。刘在副刊上编发了追悼鲁迅特刊，声援了进步记者严怪愚。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刘乐扬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为《全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为《和平、奋斗、救中国》，主张对内和平团结，对外奋斗抗战，反对假借任何名义发动内战，断送国家前途。文中指责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这篇社论同时在12月16日的《全民日报》和《楚三报》发表，国民党大为震怒，立即罚令《全民日报》停刊三天，并要报社把社论的作者交出来。《全民日报》为了逃避责任，就在12月18日刊出一则奇怪的启事，诡称：“本报编辑张明德未经：负责人过目，擅自发刊有违本报立场的社论，殊属有妨信誉。除将该员辞退外，以后张明德再有借本报名义在外招摇，希随时通知本报，以便送官厅究办。”但特务们不相信报社有个张明德，他们知道社论是刘乐扬写的，定于12月20日黎明时到报社逮捕刘。这个情况被特科周寿彭知道了，立即通知刘乐扬离开长沙。刘遂买了张汽车票，在衡阳、安仁、茶陵一带住了几天，逃避了特务的第一次追捕。

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长沙的政治空气缓和了。省党部中统头子陈杏庄设宴招待湖南各界抗日救国会人员，说“现在是一家人了，你们可以放心去干救国会的工作。”特科知道这一情况后，即通知刘乐扬回长沙工作。1937年1月上旬刘回到长沙后，住在李君尧家里，负责为“现代剧社”筹备公演抗日话剧《我们的故乡》。陈杏庄以参观预演为名，前来监视剧社活动，有一次竟同刘乐扬遇上了。他表面上还表示客气，并在公演前对李仲融说：“你们放心公演，我们保证演出安全。”但据周寿彭在侦缉大队得到的情报，省党部要在演出闭幕时逮捕刘乐扬。刘得到特科的通知，立即从剧场后台溜走，到桂系绅士陈融家里隐藏了几天。特科派赵君实转告刘，不能再留在长沙了。刘即在桂系人员的掩护下，以桂系成员身份投奔广西，第二次逃脱了湖南特务的追捕。

战斗在鄂北桂军里

刘乐扬转移到桂林后，化名张兆麟，由李君尧介绍到桂系国民党省党部担任干事。一个月后，调任广西“学生军”一团宣传科长，兼第三大队教导员。1940年1月，他经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兼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批准，打人到鄂北河口第五战区桂系大本营，先后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调查科长、直属艺术宣传队队副、政治大队队副等职。艺宣队又在湖北樊城成立了“童宣队”，招收了二十多名十多岁的儿童，经过短期训练，在樊城、老河口、均县一带，演出抗日话剧《两兄弟》、《小三子》、《流浪儿》、《放下你的鞭子》、《活捉日本鬼子》等，成为鄂北抗日前线一支文艺宣传新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担任该队名誉队长，聘请作家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为临时教员。以队长王庆沆、指导员王克平为代表的进步人士，着力把童宣队培养成为爱国的、有文化有技能的新人；以赵先让、赵玉贞为代表的两届队长，则企图把童宣队成员培养成为“驯服工具”。就在进步势力受压、进步作家离去的时候，刘乐扬于1940年3月住进童宣队员，夺回了领导权。这年4月中旬的一天晚餐后，第五战区政治部两名宪兵来到刘乐扬办公室，交给他一张政治部主任韦永成的密令：“查王庆沆、王克平有共党嫌疑，着即交宪兵押解来部，以凭究办。此令艺宜队张队副。”刘乐扬为了争取营救二王的时间，即对宪兵说：“现在是童宣队自由活动时间，队里的人都上街去了，我即派人把他们找回来。你们就坐在这里，不要出门，以免暴露目标。”这就稳住了宪兵。刘刚走出办公室，正好碰上进步队员程光锐，即小声交待程：“赶快通知王庆沆、王克平马上离开老河口，上面派人来抓他们了。”程找到澡塘，将二人拉出来，把刘说的话通知他们。等二人走远了，程才跑到刘的办公室窗前，向刘点了点头，表示人已离去。直到天黑时，刘才吩咐吹哨子集合，站队点名。点到二王时，自然无人答应。他下令分队长到室内外搜查，仍然毫无结果。于是他“生气”地宣布：“王庆沆、王克平两个要犯，跑到天涯海角，也要缉拿归案。知情不报者，决不饶恕!”他暗作难逃罪责的准备，即对区队长段世昭交代：“现在我没有抓到两名要犯，无脸向韦主任交差，请段区队长代表我向韦主任请罪，我在队里听候法办。”两天后，韦永成把刘叫去，绷着脸说：“张队副，你没有遵命把两名要犯押解来部，不论有意无意，都要受到军法处置。不过，看你在抗日前就已加入了我们桂系的情分，这次姑且免予处罚，以后不可再犯。”后来得知二王脱险后，直奔豫西解放区去了。

1940年6月，艺宣队上演曹禺的《雷雨》，刘乐扬扮演剧中人周萍，演得风流倜傥，不温不火。他还在《打渔杀家》中扮演萧恩，也演得恰到好处。这年7月，老河口《阵中日报》开展土地问题的论战，论战的一方是省政府鄂北办事处主任施亮东，另一方是李宗仁的上校秘书、顽固分子黄雪村。刘乐扬化名“孟南”，在8月4日发表一文，题为《理想中的平均地权及其他》，尖锐地批判黄雪村不许别人讨论土地问题的霸道做法。又写了一篇题为《泛论战区文化工作》，全面检讨第五战区文化工作的得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改进的意见。《阵中日报》编辑部不敢发表，总编辑请示李宗仁后，才予以刊载。他还在《阵中日报》上发表了《拔掉他们身上的刺》、《那般家伙需要教育》、《软服与抗辩》、《饿死天才》、《处世做人》等杂文，引起了顽固分子的重视。1940年11月，第二次反共高潮即将开始，国民党CC派头目徐会之接替韦永成担任政治部主任，指责刘乐扬有异党嫌疑。在查办未逞的情况下，将他调任《战地》月刊编辑。

两个月后，黄雪村密令逮捕刘乐扬，刘遂于1941年8月同几个进步人士去了皖北。这是刘乐扬第三次逃脱国民党的追捕。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