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从2015年1月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算起，新型智库的发展已有十年。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刘西忠先生，聊聊新型智库“新”在哪里，解决如何塑“型”、聚“智”、成“库”问题？

政邦茶座

前段时间，我应邀去南京参加江苏智库沙龙做分享，沙龙主题是“新型智库成果的传播与转化”。

期间邂逅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刘西忠先生，交谈中了解到他对中国新型智库运营有着持续的关注与研究。

如果从2015年1月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算起，新型智库的发展已有十年。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刘西忠先生，聊聊新型智库“新”在哪里，解决如何塑“型”、聚“智”、成“库”问题？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刘西忠，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省区域发展研究会副会长，长期关注新型智库发展，主要研究方向为智库理论与方法、区域协调发展等。著有《新型智库质量提升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协同：现代化都市圈》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建设一流智库需一流人才支撑，理想中的“智识精英”什么样，如何发现和培养？

刘西忠：

智库专家作为“智识精英”，在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发挥着重要的链接作用。一般来说，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由于话语体系的不同，可能无法直接对话。建立新型智库服务决策制度，实际上是在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寻找一个可以沟通和对话的中间人，就是智库专家。这个智库专家，必须是一个“智识精英”，建立在对知识熟练掌握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智库专家的社会阅历、实践经验和不断地跟踪调查，把学术知识转化为一种对于解决现实问题有用的“智识”，成为比学术精英更靠近现实问题的“智识精英”，能够与决策者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开展对话，共同探讨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我理想中的“智识精英”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五个才”：

在素质结构上，“智识精英”应当是复合型“天才”。学术研究可以是1字型的，沿着一个方向深入研究，研究的越深入越好。智库研究的思维应该是T字型的，必须在纵向、横向两个维度上同时延伸，更加理想的状态是“天”字型人才：一“撇”一“捺” 分别代表专业领域的专业学术水平积累和专业政策水平的积累都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并且能够在各自独立并相互支撑的基础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后就充分融合；下面一“横”代表需要在理论和实践领域有比较宽领域的知识面，能够把解决的问题界定在一个大的坐标系内来认识和分析；上面一横，代表具有战略眼光和战略高度，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上来分析解决问题。在新型智库建设中，既需要能够一招制胜、有自己独特框架、能够提出鲜明观点的“刺猬型”专家，又需要知识丰富、百科全书式、精于理性分析的“狐狸型”专家。

在研究范式上，“智识精英”应当是接地气冒热气“地才”。如果说，处于政策制定核心圈层的决策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发言权，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作为破解难题的金钥匙；那么，处于政策制定外围圈层的党校、社科院等智囊机构，高校智库、社会智库等，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咨询权，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参与政策咨询工作的“头道功”，进入新型智库领域的“入场券”。如果说，对于行政官员来说，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制定和执行（效果）隔座山，对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说，调查研究隔层纸，参政议政隔座山，“参”不到根子上，“议”不到关键处，那么对于智库专家来说，调查研究隔层纸，对策建议隔座山，没有对一线情况的全面深入了解，是形不成有针对性、高质量对策建议的。因此，调查研究是智库专家的必修课、核心课，基本功、头道功，是从学术研究转向智库研究的必经通道，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决策咨询权。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研究+调查研究=智库研究。那么就有专家会说，既然这样，如果我没有时间调查研究怎么办？陈云同志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我这里想借用一下，智库专家写决策咨询报告，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写智库报告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在这里给大家剧透一下，目前我正在写一本调查研究方面的专著。

在思维结构上，“智识精英”应当是辩证施治中医型“辩才”。智库，不是党委政府决策的“啦啦队”，而是党委政府决策诊断和提供治疗方案的医疗保障顾问队，同时还应当是保健医生，不要等政策有病了再去治，而是提供更多的政策保健方案，让党委政府的决策少生病甚至不生病，增强党委政府对政策病毒的免疫力。为什么说需要中医型辩才呢？因为相对于西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讲究辩证施治，通过观察脉相来找准问题，望闻问切，把各方面的信息综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判断。政策问题具有系统性，不同政策问题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在治疗某一方面的疾病的时候，需要考虑是否对其他病症产生影响，对于一般的慢性病，用药既不能太温，又不能太猛，避免破坏系统内部的平衡，旧的问题解决不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因此，要找到问题的症结，找到解决问题的穴位，找到破解难题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智库专家不仅要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还要提出解决方法；不仅要提出解决问题方法，还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不仅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还要保证解决方案的可持续问题，智库专家不仅要知道所以然，而且还要知识所以必然。

在影响力结构上，“智识精英”应当是非权力权威型“帅才”。一个智库要发展，有个重量级的领军人物引领非常重要。智库专家，就是没有职位和权力的影子决策者，通过对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向决策者推广。智库和智库专家，需要建立第三种权威和权力，既能够影响决策者，又能够影响相关政策主体和社会公众，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智库专家，能够具有疫情防控期间钟南山院士在公共卫生领域一样的权威，对于公共政策的推动作用将是巨大的。

在价值取向和组织文化上，“智识精英”应当是有情怀有胸怀“圣才”。从总体上说，智库专家要有家国情怀，要善于躲在聚光灯之后默默无闻做研究、献计策。近年来，国家高端智库看起来声音有些小了，各类的智库研讨、智库报告不如前些年热闹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少智库在承担深入研究国家重大战略的任务，大部分情况下多做少说，有些时候只能只做不说。智库文化的内涵比较丰富，是家国情怀的文化、经世致用的文化、求实求真的文化、守正创新的文化、正气充盈的文化、宽容包容的文化、志愿奉献的文化，不能异化为依附文化、官僚文化、对立文化、街头文化、拼凑文化和功利文化。

高明勇：其实明确智库人才画像之后，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发现和培养“智识精英”。

刘西忠：

是的，主要是要构建与新型智库发展形势和要求相适应的人才导向机制、人才培育机制、人才使用机制、人才激励机制、人才流动机制，促进智库队伍的职业化。第一，引导一批社科专家向智库专家转型。实现由关注理论问题到关注现实问题的转变，培养具备较高理论学术素养的智库专家，逐步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智库专家队伍。在高校和研究机构，社科研究力量要适时适当分化，合理分流，避免身兼多职，疲惫应对。第二，加强智库专业人才的培养激励力度。适应新型智库发展的要求，从学科建立和发展规律出发，推动建立智库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改变财务管理制度中重物轻人、见物不见人的思维模式，充分尊重智库专家的脑力劳动和智慧贡献，建立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在智库人员出国交流方面，制定更加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管理办法。第三，建立专业化的智库团队。不仅要保证研究领域、研究团队、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专业水准，还要建立专门从事智库运营的职业化团队，负责智库内部运营、成果推广和市场拓展。第四，推动智库人才互动交流、多元发展。“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推荐知名智库专家到有关国际组织任职”等。

高明勇：有一个印象，现实中不少新型智库主要围绕政府部门的工作进行决策咨询，其实，很多企业的需求也很大，相对来说，直接提供服务的新型智库就少一些，是不少企业意识不到智库的价值，还是不少智库的能力不足，原因在哪？

刘西忠：

在这里，首先有必要强调一下《意见》对智库的定义和企业智库的界定。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支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兴办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新型智库，重点面向行业产业，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技术方向、产业政策制定、重大工程项目等开展决策咨询研究。2023年5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中央企业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了新时代中央企业新型智库的概念内涵，是以战略问题和创新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及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行业产业、中央企业科学决策为宗旨的研究咨询机构。因此可以说，企业智库，并非以企业形式存在的智库，也并非是为企业服务的智库，而是指主要由企业组建经营的，在服务对象上能够超越企业自身，主要聚焦国家公共政策或者产业政策的智库。企业智库，也是为公共政策服务的，这是理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前提和逻辑基础。

高明勇：这种局面如何改变？

刘西忠：

可以说为党委政策服务的智库需要，为企业和社会服务的咨询公司同样需要，如果说新型智库更多的是服务党委政府决策，带有较强的公益性，需要党委政府大力推动，那么主要为企业服务的咨询公司，更多的是需要市机制调节，需要党委政府创造良好政策环境。新型企业智库，要围绕党委政府的需求，加强对产业行业战略政策问题的研究，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更多的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指导，至于企业内部微观的战略、政策和管理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咨询公司等来解决。在华为公司创立初期，就聘请了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团队开展培训和咨询活动，成立了由6位人大教授组成的华为基本法起草小组，基本长期驻扎在华为公司，与华为人一起研究起草，历时三年，修改无数次，完成总计103条、16400余字的《华为公司基本法》，成为中国第一部总结企业战略、价值观和经营管理原则的“企业法典”。任正非对华为基本法的评价是，价值一个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要大力发展新型智库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也要大力发展咨询公司，为企业的微观经营管理服务。

高明勇：不少媒体也在推进“智库化”，目前来看，智库产品和服务形式相对单一，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刘西忠：

中办国办《意见》提出，支持中央重点新闻媒体“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2018年3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媒体智库建设进入加速期。关于如何看待媒体智库产品和服务形式相对单一的问题，我的研究不多不够深入，没有发言权。在这里，我想谈谈“媒体智库化”与“智库媒体化”的关系问题，重点从智库的角度。

智库要为公共政策提供高质量服务，不但要有强大的思想生产能力，还要有强大的传播发声能力，包括政策性转化和社会化传播。思想生产和思想传播如同新型智库发展的两翼，共同形成政策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在传统媒体面临生存挑战、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被称为第五权力的智库与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有了深度结合的契机，有利于促进有深度的智库与有速度的媒体之间的紧密结合、良性互动，从而更好地实现智库产品的思想价值。

智库成果的传播，以思想性和深度为前提。智库的天职是出产思想成果，没有了思想深度，也就不能称为智库。智库与媒体合作，不仅仅是传播环节上的衔接，更体现在生产和转化环节上的联合。智库可以把研究成果的宣传推介作为整个运转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对待，但如果忽视了优质研究成果的生产，那么再成功的传播也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此类智库也终将行之不远。 在此过程中，要注意避免智库过度媒体化，“为传播而传播”，把主要精力用在“造势”上，以智库名义向社会兜售质量低下甚至不科学的研究报告。

因此，要把媒体的速度和智库的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智库专家要有新闻记者抓新闻的敏锐和速度，能够在第一时间，以第一视角，挖掘到第一深度。原来做新闻记者的做智库，特别是写具有一定深度的评论性稿件的，往往是比较容易成功，能够既有新闻的速度又有研究的深度。融媒体背景下智库与媒体的关系，是互动而非融合。总体上说，媒体智库作具有媒体和智库的双重基因，为新型智库体系中的重要分支，需在“媒体基因”与“智库基因”的深度融合中寻求突破。未来应进一步明确差异化定位，强化技术赋能与跨界协作，推动产品从“单一输出”向“多元服务”转型，以回应国家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复合需求。根据长期以来的研究，我有一个公式：优秀的智库报告=学术论文的深度+党政公文的高度+时事新闻的速度。

高明勇：现实中，确实不少智库的主要内容产出是“出策略”，较少“出战略”，尤其是缺少对未来的预测，为什么？

刘西忠：

战略知识分子，也称战略学者，他们超越理论与实践“鸿沟”，具有“影响有影响的人”的智慧和智谋，在推动发展、影响历史、影响未来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比如，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就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前不少智库的主要内容产出是“出策略”，较少“出战略”问题，这确实是智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客观现象，需要辩证地看待。

首先，不同层面的智库有着不同的定位，国家层面的智库，更多的出思想出战略，地方层面的智库，更多的是在战略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实际出策略；事实上，国家高端智库在重大战略制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只做不说，有相关的保密和纪律要求，这也是智库自身的职责所在。

其次，随着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越来越健全，给予智库专家战略咨询的空间相对变小，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成果。

第三，新型智库普遍成立的时间不长，专注的领域不长，还没有达到足够的积累和积淀能够形成重大战略。重大战略咨询，需要较多的资源，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牵引和高度配合，或者需要智库开展横向合作，不是一两个智库就能够完成的。

第四，与智库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导向有关，不少智库的工作重点还是递折子，最主要的绩效还是领导肯定性批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急功近利的性质，缺少一种气魄和情怀。做智库，也要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智库要把做短线与做长线、豆腐块与大部头、出策略与出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智库作为智力库、智慧库、思想库，最终还是需要出战略和思想产品取胜，智库作为思想坦克，最终还是要展现思想的威力。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作为智库专家，要通过贡献智见，既谋划如何帮助决策者“治事”，更谋划帮助决策者“治制”，努力做国家发展制度的规划师、国家前进航程的瞭望者。智库专家要树立大坐标、保有大情怀、借力大数据、开展大协同、善出大招数、保持大定力、贡献大智慧，要有顺风耳、千里眼、大象鼻、诚实口、五味舌，需要最强大脑、勤快的脚、勤劳的手、火热的心，从而能够达到厚植根基有主见、未雨绸缪谋先见、与时俱进出创见、拨云见日求洞见、把握未来谋远见、唯真务实出高见的境界。

高明勇：从智库的认定主体分类上，您分为法律属性的智库、政策属性的智库、功能属性的智库，现实中存在不少行使着智库功能，但没有经过智库主管部门的认定，没有合法的智库身份的现象，“身份问题”该如何破解？

刘西忠：

依据认定主体，即智库是否经过智库管理部门的认定，可以分为具有法律属性的智库、政策属性的智库和具有功能属性的智库。法律属性的智库，是指由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行使决策咨询服务职能的智库。政策属性的智库，主要包括根据中央和省市有关政策由各级智库主管部门认定的智库。功能属性的智库，是指虽然没有法律和政策赋予的智库名份，但实际上在履行智库的功能。

高明勇：现实中的情况更为丰富，也更为复杂。

刘西忠：

目前，有两种现象值得重视。第一种现象，有些咨询公司，蹭新型智库的热度，往往以智库之名，行咨询公司之实，服务对象和业务领域仍然在企业，在内容上基本上与公共政策和决策咨询关系不大。希望通过智库机构和智库身份达成自己的目的，并不真正具备做智库的条件，更没有静下心来做智库的心态。第二种现象，随着新型智库建设的热潮兴起，一些热心人士在积极组建智库，但由于社会智库注册认证等程序和办法尚未形成和成熟，便以公司的形式注册智库，研究的领域聚焦公共政策，实际上在发挥着智库的作用，但缺少智库的合法身份。也就是说，由于社会智库的注册难、准入难，部分智库不得不以公司的形式注册和生存。这两种现象都应当尽快解决，以形成新型智库良好的发展秩序，优化智库发展环境，净化智库建设队伍。

从一般意义上说，有没有智库的身份，影响的是这个机构能够从体制内获取比较稳定的资源和信息支持，生产出的思想产品是否有稳定的销路，对机构智库类产品的生产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智库不能泛化，但智库的思维和功能可以泛化，智库有边界，但思想产品的生产没有边界。可以借鉴企业重组兼并合作的方式，通过智库联盟和集群的方式，大成集智，发挥没有合法身份智库的作用，拓展其信息来源和成果转化渠道。

还有就是，有些没有智库身份的机构有参与智库研究的愿望是好事，有关部门应当鼓励，我一直有个想法，希望能够把智库文化发展成为社会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动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提升，推动更多的社会民众参与党委政府的决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智商的综合提高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综合提升。

高明勇：这些年，有一个问题我很关注，就是所谓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女王难题”。2008年11月，英国女王访问伦敦经济学院，向学者们提出“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它？”。为了回应女王的问题，英国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并写了这封信。信中说，“很多原因导致了没有人预测出危机的发生时间、程度及严重性，没能避免危机的发生，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未能从国内外诸多智者身上集思广益，从整体上来理解系统的风险。”“关键问题并不仅仅是预见到问题本质，也要预见其发生时间。同样重要的还有寻找行动的意愿，并保证当局有适当的建构作为部分权力去解决问题。”您如何理解这个“女王难题”？

刘西忠：

对于“女王难题”，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贝斯利与经济学家罕尼诗教授的回答主要是人们都没能将系统性风险视作一个整体；Sheila C. Dow； Peter E. Earl ；John Foster等十名英国社会科学院会员则认为，过于强调技术而忽视人文教育是经济学家失败的根源。经济学界对英国女王问题的回应揭示了当前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中的诸多不足。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机智的评论，“我见过很多极为聪明受过高度训练的经济学专家，他们熟读了乐谱，却没有听过音乐”。数学模型能够准确预测，需要有两个前提，第一，作为生产的原料，各种各样的数据，应当是完整的和准确的，但实际上这很难做到。第二，作为模型的内在逻辑是正确的。更多的时候，足够聪明的专家能够把数学模型建立起来，但究竟有哪些影响的变量，这些变量和因子，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获取，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科学的研究，还应当采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数学模型推演和实践一线研判相结合。由于全球经济的错综复杂，我们需要更广泛意义上的模型和技术，它应当更注重事实、关注历史、机构、心理学和其他高度相关因素。系统性的经济危机需要超前的调查研究，对于经济运行需要有专业的团队长期跟踪研判。经济学家和智库专家不能高高在上，不能仅仅依靠构建的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和金融等运行情况的实际感知，对一些复杂问题的科学解决方案，需要更多的依赖思想家的战略思维而非模型的推演化，数学模型只是工具手段而非结果结论。

在我国，中央对国家高端智库的要求是，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今天的事，主要由政党和政府来解决，智库专家重要的是要帮助政党政府为明天和后天将会遇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要想政府之所想，想政府所未想，想政府所将想，党委政府应该思考但尚未意识到的问题。要通过改进研究方法、优化教育体系、加强政策建议的实践性以及提升国际协作能力，推动经济学家和智库专家可以更好地预测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为决策者提供更科学、更有效的支持。未来，经济学界需要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动经济学从“精确的错误”走向“大致的正确”，为全球经济稳定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高明勇：现在人工智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ChatGPT到DeepSeek,大模型对社科智库研究，既带来了重要机遇，又形成了很大挑战。您如何看待DeepSeek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影响？

刘西忠：

首先要重视大数据在新型智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图灵奖得主、关系型数据库的鼻祖吉姆·格雷(Jim Gray)将科学研究分为四类范式，依次为实验归纳、模型推演、仿真模拟和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数据密集型”是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大数据里面蕴含着大智慧，大数据里面包含着大逻辑，大数据是智库研究的黄金和石油。智库研究要把大调研“爬山”与大数据“爬虫”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大数据（平台数据）、中数据（统计数据）和小数据（调研数据）的有机结合。新型智库要通过长期的积淀积累，通过接入大模型，建立跟踪调查点、政策实践实验室等，建立专业的数据库、知识库、案例库，培养一批政策分析师和政策科学家。

至于DeepSeek等大模型的出现对中国的智库业发展有什么影响，我认为，智库研究要善于运用大模型来解决一些前期的数据搜集和资料分析，推动智库研究向价值链高端攀升。DeepSeek等大数据模型，一方面提高了数据分析的效率，可以把智库专家从繁琐的资料梳理分析中解放出来，推动中国智库业向智能化、高效化转型，同时降低了技术应用门槛并提升了竞争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没有准确的识别和纠错机制，人工智所能能够搜寻到的知识和信息源，本身就良莠不齐，存在不少错误的信息，智库研究必须具备敏锐的数据信息甄别能力和严谨的学术态度，在效率的大幅提升与安全性和质量的保证达到平衡，这对智库专家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推动人工智能与新型智库双“智”互动、双向奔赴、相互赋能，通过数据治理、伦理规范和多渠道服务设计，最大化释放AI对智库行业的正向价值。未来，随着大模型生态的进一步成熟，智库的角色可能从“信息提供者”逐步转向“智能决策伙伴”，在政策研究、产业分析等领域发挥更主动的作用。（完）

来源：政邦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