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加沙地带的持续悲剧中，美国民主党内部的立场正在经历一次显著的转向。参议院民主党多数议员罕见地投票反对向以色列输送攻击性武器，这一举动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以色列斯德洛特市的定居者和极右翼活动分子从该市出发，向加沙北部边境进发，呼吁重新建立定居点。

在加沙地带的持续悲剧中，美国民主党内部的立场正在经历一次显著的转向。参议院民主党多数议员罕见地投票反对向以色列输送攻击性武器，这一举动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然而，即便这一转变代表了民主党内部与基层选民对以色列支持度鸿沟的缩小，许多主流民主党人仍在试图划清界限：他们宣称支持以色列，但反对其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这种将加沙悲剧简单归咎于单一领导人的做法，不仅荒谬，更掩盖了比个人性格更深层次的国家结构性问题。

将责任推给内塔尼亚胡：一个方便的托词

近两年以来，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已造成数百万巴勒斯坦平民流离失所，死亡人数远超许多持续多年的大型战争。加沙已成为全球人均儿童截肢者最多的地区，无差别轰炸使城市沦为废墟，而人道主义封锁则将当地人口推向灾难性的饥荒边缘。对于那些希望维持温和自由派形象的民主党政客来说，为这样一个对无国籍、无权利的非公民犯下骇人罪行的国家辩护，正变得愈发困难。

正如CNN的报道所指出的，许多亲以色列的民主党人找到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内塔尼亚胡个人。他们认为，加沙的种族灭绝并非源于以色列国家或社会结构中的深层因素，而仅仅是这位右翼总理的个人问题。这种论调试图在“可接受的犹太复国主义”与内塔尼亚胡的极端政策之间开辟一条道路，以安抚选民，同时避免与以色列的根本问题对抗。

然而，这种叙事与现实严重脱节。它忽略了以下两个核心事实：

以色列政治的极端右倾并非偶然。 即使在十月七日袭击之前，内塔尼亚胡的民意支持度也曾一度低迷，但袭击事件引发的“团结旗帜”效应，巩固了他的执政地位。然而，即便他未来失势，认为会有一个“理性温和的自由派反对派”上台并立即停止对巴勒斯坦平民的大规模屠杀，继而推动两国方案，这本身就是一种幻想。以色列的政治共识早已拒绝两国方案。 去年，以色列议会（Knesset）以68票对9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明确反对在“约旦河以西的任何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投反对票的9名议员全部来自以阿拉伯人为主的政党，而唯一一位敢于公开反对的犹太裔议员奥弗·卡西夫——一位在以色列政治光谱中处于极左边缘的英雄人物——险些被驱逐出议会，并因使用“种族灭绝”一词而被强行带离议会大厅。这个事实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在以色列的主流政治中，没有任何一股力量能够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巴勒斯坦建国。

种族隔离下的“民主”幻象

以色列政治之所以如此向右倾斜，其根本原因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其作为一个排他性民族国家的核心身份。尽管以色列具备多党选举等民主表象，但其国家项目从未与民主规范完全兼容。

以色列建国伊始，便将自身定义为“犹太国家”，这意味着它不仅仅是犹太人占多数的国家，更是一个为特定民族群体建立的国家。2以色列018年通过的“民族国家法”更是将这一排他性原则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明确规定“犹太民族的民族国家”是“专属于犹太民族”的。

正是基于这一核心身份，以色列才：

从未允许1948年“独立战争”中被驱逐的巴勒斯坦家庭返回家园。从未考虑过给予生活在被占领土上数百万巴勒斯坦人公民身份。

在以色列主流政治看来，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将改变国家的人口结构，危及犹太人多数地位。因此，这些议题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可接受的讨论范围之外。在长达58年的占领中，以色列系统性地将西岸纳入国家版图，建设定居点，让拥有投票权的以色列公民居住其中，而他们无投票权的巴勒斯坦邻居则生活在军事法庭的管辖之下。

将加沙的悲剧归咎于内塔尼亚胡一人，无疑是忽视了以色列国家结构中更深层次、更根本的矛盾。在种族隔离的条件下，正常的政治轮替无法带来真正的改变，因为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以色列政治的平衡点也远未达到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应有的常态。加沙的悲剧，正是这一排他性国家项目最终走向极端，并以最残酷形式呈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