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所选择的国民经济计划统计系统计学专业，相较于更为实际的农业机械、工学土木等“为国家分忧”的传统专业，显得冷门。

1998年，洪峰逼近荆江大堤，湖北荆州的分洪区万分危急。

此时，一名中年男子裹着军大衣，不时低头查看堤坝的险情，向在场的官兵布置行动。

连续十七天，他守在一线，几乎没怎么合过眼。

当天夜里，当最后一批群众安全撤离时，他又马不停蹄地奔赴新的险点。

1963年，18岁的钱运录步入武汉大学，成为那个年代少数的本科生之一。

他所选择的国民经济计划统计系统计学专业，相较于更为实际的农业机械、工学土木等“为国家分忧”的传统专业，显得冷门。

国民经济计划系统计学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要求学生既要扎实掌握数学和统计知识，又要通晓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核心理论。

早年的钱运录为了攻克高难度课题，每天总是第一个进教室，最后一个离开。

大学时期的钱运录逐渐养成了系统化思考习惯。他的多门课程都排名前列，其中毕业论文还被导师评价为“极具实操意义”。

然而，1968年，他的大学学业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戛然而止，毕业刚刚半年，他便背上行囊响应下乡号召，踏上了前往湖北省大悟县三里公社劳动锻炼的路。

到达三里公社后，钱运录住在简陋的农舍里，与村民们一起在田间劳作，还要点着煤油灯做笔记，记录村里生产队的作业流程。

1970年，劳动锻炼结束后，钱运录接到通知，调回大悟县担任县委宣传部的干事。

当时的宣传工作并不像后来那样依赖现代化设备，更多的是靠双脚和双手，需要深入到最基层，面对面与群众交流。

1972年，他被调任至孝感地委组织部任干事。来到地委后，他的任务从单纯的政策宣传转为更具体的党建和农村经济组织工作。

他曾参与调查大量乡镇之间的党员支部建设情况，以及基层干部的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问题。

彼时，孝感地区，钱运录受命设计如何推动党组织发挥更大力量帮助村干部管理生产。

他系统性地向地委领导提出意见，包括强化党支部功能、设立定期的乡村巡查机制等。

他明白仅靠突击性的解决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农村的改革需要长效机制。工作中，他所学的统计学知识派上了更多用场。

1973年，他兼任共青团孝感地委常委，进一步担任起青年的组织工作。

1983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35岁的钱运录被破格提拔，他走马上任，成为湖北汉川县县长。

汉川土地平坦、河渠交错，农业条件可以说并不差。

当时这里的经济结构单一，发展主要依赖传统农业，乡镇企业仿佛“长不出根”，很多地方仍然以维持温饱为主要目标。

才上任的钱运录和技术员一起走出办公室，沿着一条条农田的田埂，一片片水稻的枝头，察看水利渠系的分布情况。

来到堤坝老化的村庄，他和当地干部站在堤旁讨论如何改善水源引入问题；走进农户低矮的房屋，他和农民席地而坐，倾听种粮种菜中遇到的麻烦。

不久后，田野调查的成果有了回响。钱运录基于考察，提出了一整套切合汉川实际的发展思路，其中的关键词是“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

当时，全国上下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有的地方盲目引进高耗能的大型项目，导致资源浪费，也有一些地区全盘否定集体经济，发展出现了混乱。

钱运录吸取这些教训，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发展乡镇企业要因地制宜》的调查报告。

他的核心主张是，在推进经济改革时，既要结合优势资源，更要重视县域经济的多样化特色，有时候，最能带来突破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大项目，而是扎根本土的小企业。

他的理念很快在实践中找到突破口——汉川麻糖厂。

小厂曾经是当地的拳头企业，生产的麻糖一度成为地方特产，但因为市场变化和管理不善，年产值从全盛时期的数十万元下降到仅仅27万元，工人干劲不足，设备老旧成堆，厂房一度断电。

如今钱运录促成了厂长选举制，引入民主管理，并大刀阔斧地对生产线进行更新，同时鼓励“以销定产”的经营方式，避免盲目扩大规模这一改革很快收到成效，第二年，麻糖厂的年产值直接飙升到了300万元。

汉川麻糖厂的成功被编入《中国县域经济改革实录》，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案例，同时也引起了湖北省委的注意。

1998年，特大洪水席卷了长江流域，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的钱运录深知，面对严峻的汛情，必须迅速调动地方资源。

作为湖北抗洪抢险领导小组的重要成员，他甚至没有时间在家和亲人多交代几句，便带着行囊直奔荆州分洪区，亲临抗洪第一线。

当时的荆州分洪区局势堪称危急。

长江水位不断上涨，堤坝不堪重负，超标洪峰即将过境，而分洪区内却有数万居民滞留，转移工作复杂而繁重。

钱运录一到现场，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人员转移计划。当天夜里，他冒雨赶到堤坝上，与施工人员、当地干部以及驻军指战员一一碰头。

17天里，他几乎没有睡过一整晚觉。每天不是在现场指挥抢险，就是协调各方资源支援。

当地干部经常看到他披着军大衣，走在泥泞的堤坝上指挥抢险，甚至偶尔拿起铁锹，与一线的抢险人员一同加固堤坝。

时值洪峰即将过境的关键时刻，钱运录顶住巨大压力，组织转移了11.3万人。

在装满救援物资的车队开进村庄，孩子们接过干粮袋时，他特意叮嘱现场的工作人员，“多给些，多照顾老人孩子。”

钱运录的作风得到了上级的高度评价，两年后，他连跨三级，跻身中央候补委员序列。

2005年，钱运录肩负重要使命调任黑龙江，担任省委书记。

此时国有企业改革，许多企业面临转型困局，有的经营不善资不抵债，有的工人因企业关闭或裁员而生活陷入困境，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彼时，哈尔滨轴承集团（简称“哈轴”）的困境，正是全省国企改革的一个缩影。

它曾经是中国轴承制造的“行业老大哥”，辉煌时期年产值达数亿元，占据全国轴承市场的重要份额。

可由于市场竞争加剧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逐渐失去竞争力，最终陷入资不抵债，数万名职工的生计岌岌可危，改革迫在眉睫。

于是，钱运录提出独特的改革路径——设立“风险评估机制”。

在落实改制方案之前，他要求黑龙江省审计部门提前介入，对企业的资产状况、债务规模和职工安置需求进行全面细致的评估。

为了防范潜在的社会矛盾，他还特别强调要提前制定妥善的分流安置计划，最大限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哈轴的改制取得了显著成效。

3.2万名职工中，绝大多数通过政策性安置方案得到了妥善分流，有的被推荐到相关企业继续工作，有的通过政府补贴进行技能培训后实现再就业。

但国有企业改革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民生问题，绝不能操之过急。

正是这种平衡大局的智慧，让他在2008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晋升为副国级领导人。

在诸多政治人物中，钱运录的朴素家风被人津津乐道。他的家族从未因他的地位发生丝毫改变。

他的兄长钱运来，一直守着家乡黄站镇的一间小卖铺。

小卖铺规模不大，货架是用粗糙的木头拼成的，货物也相当简单：几罐当地产的腐乳、麻糖，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钱运来以“勤俭”为基，几十年如一日，从未因为弟弟的钱运录升任高官而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他对亲友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就喜欢安安分分过日子。”

在长达43年的从政生涯中，鲜为人知的是，他的儿子钱进却始终过着与父亲高位身份截然不同的生活。

钱进在某机关的车队里担任在编司机，日常工作就是接送单位人员或跑些公务用车的活儿。

2013年底，钱运录在公开的座谈会上被问及此事。他回答：“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路才走得踏实。”

即使到了退休之后，钱运录也一如既往地坚守朴素生活。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地方志编纂工作中。

他特别关注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基层地区，将有限的光阴用于整理历史资料和传承县域经济数据。

2018年出版的《大悟县志》中关于钱运录的个人事迹篇幅不多，简单记录了他的重要任职和改革成果。

相比较，篇幅更多的是关于他上世纪90年代主持编撰的《孝感地区乡镇企业名录》。这份珍贵资料收录了387家小微企业的信息，是研究中部地区县域经济改革的重要史料。

参考资料：朱绍华,董宏达.评钱运录“新官上任三盆水” 学习月刊,2006

来源：盛苍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