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到八十年代初，我已活了五十多岁，才知道有“青春期”这个词。过去只知道有个词叫“青春”，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刚刚六岁，不懂得是什么意思。给我启蒙的老师是重庆南岸乡下的一位老秀才，但他并不是重庆人，母亲说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从江浙一带“逃难”逃到“陪都”来的，被四川当
一
到八十年代初，我已活了五十多岁，才知道有“青春期”这个词。过去只知道有个词叫“青春”，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刚刚六岁，不懂得是什么意思。给我启蒙的老师是重庆南岸乡下的一位老秀才，但他并不是重庆人，母亲说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从江浙一带“逃难”逃到“陪都”来的，被四川当地人称为“下江人”的一类。如今我想起他，就不由得佩服连环画家和影视化妆师再现历史面貌的本领，现在画面中凡出现过去的私塾先生，都与我这位启蒙老师十分相像，包括那顶古典的瓜皮帽，因而也使我总忘记不了他的模样。他只教我家族中的几个子弟，开学就念《唐诗三百首》，不像一般私塾先生以《千字文》《百家姓》《幼学琼林》为教材。他好像很喜欢杜甫的诗，我学的第一首诗就是《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冷僻的“岱”，让我好久在别处找不着它。一次，他念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时候，突然把书本捂住脸痛哭失声，真正“涕泪满衣裳”起来。鼻子摸得匐匐作响，听到那样大的响声，谁都会惊奇此人的鼻孔非同小可。他哭得全身骨头发颤，特别是颔下一缕花白的胡须抖动得更厉害，眼泪鼻涕随手往书案上抹。看到一个大人，又是我们一向畏惧的老师居然跟我们一样也会嚎啕大哭，下面一群六、七岁的孩子哄堂大笑，哇哇乱叫。从此我们也就不再怕他了。
然而，就因为他的启蒙，我自幼就受到诗歌的熏陶，长大后不幸曾当了一回诗人，使我身陷囹圄二十余年。除此之外，我仍久久不忘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是我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的一位真正会沉浸到诗赋里的读书人，可说是位“诗痴”。不管别人怎样看，毫不顾及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造成什么印象，全身心投入诗赋悠扬的声调中，摇头晃脑地放纵自己的情怀，敢哭敢笑敢于痛快地宣泄自我。虽然他和无数“下江人”一样被日本人赶得离乡背井，穷居一隅，但越往后我越敬佩他仍然保持着精神上的独立；仅以他当着孩子的面痛哭一例，我可以断定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有风骨的文人。后来我跑遍中国和世界，再没有见过哪个人有那份凭借某种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心情的真诚，再没有见过哪个人被某件艺术品打动得如此酣畅淋漓。世界不一样了，人心也变硬了，所有自称为艺术家、艺术爱好者即所谓“性情中人”的造作，都不能再打动我。
可是，我仍然没有弄懂“青春”是什么意思，私塾先生向来是不解词的。“蓟北”“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些词看来是地名，其他的我都不甚了了，却对“涕泪满衣裳”这句诗，从此有了非常形象而直观的理解。后来的几十年我碰到无数场合会催我泪下，甚至要迫使我非痛哭不可，但泪水只要一溢出泪腺，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样子，于是在必须哭的场合我反而会破涕为笑。他的痛苦在我童年的眼中始终是不能磨灭的滑稽，我一想到他，即使已到成年。到垂垂老矣，我也立刻幼稚起来，这使我一生受用匪浅；老师的一场痛哭竟然使我能永葆青春甚至会返老还童，不管以后我多么深刻地理解了他精神的高尚，他与杜甫合为一体，他就是杜甫的化身，但他的痛哭似乎永远是人生的一个诙渡，仍会令我发笑。启蒙老师无意间在我心田里种下了抵御和化解痛苦的幽默感，让我能活到今天。
后来上了正规学校，上了初中，课本里“青春”这个词更接踵而至。可是，哪个老师都不具体讲解“青春”的词义，好像“青春”和“吃”这个动词一样，不用讲人人都会明白的。尤其到上中学，“把青春献给祖国”成了每个年轻人必须奉行的口号。中学生“只缘身在庐山中”，并不觉得“青春”特别可贵，以为大概仅仅是人一生中的一段时间吧。但是，是不是一个人只把人生的这段时间献给祖国就够了呢？到了中年和老年，那光阴就完全属于自己的了？或是祖国不需要你其他时间，只需要你宝贵的“青春”？这些问题也没有哪个年轻人去深究。可是越到后来祖国好像需要得越多，每个中国人的一生似乎都不属于自己，那么，单单提出把“青春”献出去又有什么特殊意义呢？真的，谁也没有想过。
进入八十年代，中国人才突然开始发现还有个“自我”。在政治钳制逐渐松动的社会氛围中，对人本体的认识，也逐渐从“阶级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转移到注意起人本身的心理生理上面来。首先，社会普遍感到在性知识上有补课的必要。于是，除了“青春”之外，报刊杂志上又经常出现“青春期”这个词语并加以反复探讨研究。不管怎么说，“青春级”肯定是最饱含青春的了，尽管有人会“永读青春”或过了期还能“焕发青春”，也不能不承认他在“青春期”的青春最多最足。可是杜甫所指的“青春”与王维的“狂夫富贵在青春”看来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必须献出去的“青春”，更不是“青春期”。读了一些“青年必读”之类的专栏我才大致了解，从生理学角度上说，“青春期”原来是每个人生理发育上的必经阶段，是一个纯自然现象。在这个阶段，每个人除了身体上种种生理变化、在心理上的主要标志好像是开始对异性产生爱慕、爱情或性欲望，用我这个曾长期跟牲口打交道的人的话说，就是“发情”！
领导潮流的学者认为“青春期”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与人的童年时期相同，会决定一个人今后的心理、性格和品质。犯罪学家甚至能通过一个人在青春期受到的挫折来分析一个嫌疑人可能犯罪的深层原因，从而判断这次罪行是不是这个嫌疑人所犯；希特勒变成恶魔和爱因斯坦成为划时代的大思想家，都与他们青春期时的某种特殊遭遇有关。
这引起我自我分析的兴趣，然而自我分析的结果却发现，我不知道自己的青春期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丝毫没有觉得什么时候我的青春期就算结束了。好像我一辈子从来就没有过青春期，又好像青春期单薄地平铺在我一生的全过程，所有的日子都像一块青灰色的铁板，坚硬、冷峻而索然无趣，就这么肤皮潦草地过到今天。
我想我应该和别的任何人一样都有“青春期”的，我怎么可能从幼年就一下子跨到中年直到老年了呢？不找到人生这段时间，总不太甘心；别人都有谁独我没有的，除非是疾病，那可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而有点用心去寻找那根本不用再去寻找的东西，又说明我其实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老年。
现在回忆，如果算作今天人们常说的“青春期”的萌动，即“发情”的表现，还是应该在我五、六岁时与小同伴们玩“猫捉老鼠”那次开始有点迹象。
地点仍在重庆南岸乡下。我的印象是在一所很大的院子中的一间很大的房子，院子和房子都弥漫着古旧的气味，阴森潮湿而庄重逼人。“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那院子四周果然有一圈“小廊”，廊檐雕刻着许多线条不清的吉祥图案。后来我发现，凡是后来浮现在记忆中的景物都非常大，连山路旁和小溪旁的苔薛也浩浩荡荡绿成一片。我曾不止一次地到不同地方故地重游，每次都会惊讶地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比过去小了许多。树木不但再没生长，反而仿佛缩水一般，小了不止一圈。所有的回忆都充满水分，或者说在回忆中一切都那么滋润和丰满，一进人现实就干瘪了。我也曾回过重庆，并虔诚地到南岸去考古般地寻找我青春期萌动的故址，就是那所大院子中的大房子，但所有的东西都失踪了，连泥土都失去了古旧的气息，如同战争的残骸被新建筑替代得那样彻底。一时间我竟迷惑我是不是有过过去，抑或整个人生都是一个幻觉。站在暑热蒸腾的柏油马路边，呼吸着大小汽车散发的废气，我如一片枯黄的落叶般飘浮了起来。
然而，那肉感至今仍十分丰润、温暖而柔软，与阴森潮湿庄重形成强烈的对比。当它贴在我身上，一下子就融进我的肉体，使我感到躯体内好像添加了更多的血和肉，某个部位立即涌动和膨胀。这种感觉从那时就嵌入我作为一个生物人的个体，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并随我一同成长。每当那种感觉像一种腺素分泌出来时，过去，它总是会使我体内某个部位涌动和膨胀，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地从肉体的某个部位蔓延到全身，让我如同喝下一杯醇酒，每一根神经都柔软和温暖。
二
现在我才知道人的一生多么无奈，那肉体那皮肤的承载者当然是位女性，一个比我大好几岁的小女孩，是我一个应该叫她“姐姐”的邻居，可是，我再怎么绞尽脑汁也想不起她的名字和整体形象，还不如我的启蒙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记忆中所有的人物都渐渐成了符号或代码；时间拉大了现时与发生点的距离，使一切可把握的东西都从手指尖飘飞。启蒙老师不过是因瓜皮帽和胡子组成的符号被一直采用至今而使我仍有记忆，肉感却正因为是感觉，肉体的形象反而淡薄以至于无。这就是人逐渐活到老的悲哀之处，所有具体的东西甚至亲密的人都会无影无踪，最后，连自己也消失了，也成了别人印象中的符号或代码。经我观察，不止是老年人，好像所有的人一进入中年都会逐渐地感染不同程度的健忘症和痴呆症。生活强迫人要倾向佛学所说的“空”。
但毕竟我曾拥有那一刻，曾有过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决不会是与生俱来的，即使是符号和代码，那也应该在实物之后。我记得她拉着我蹑手蹑脚、急急忙忙而又屏声息气地在几间房子乱窜，阴森的房子院子因为有了我们而活跃起来。我们真的像老鼠一样缩头探脑，最后她终于选定那间大房子里的一个大橱柜。
奇怪的是我对橱柜倒记得很清楚，那是紫檀色的，里面有一股浓烈的樟脑的芳香。从此以后我对紫擅色和樟脑味就有了独特的嗜好，紫桓色和樟脑味，这一色一味，总会激起我的情欲。可是，那也同时将我的感情覆盖面限制住了，使我今生今世再不能冲出这种色与味的局限。每一种遇见都是若干次错过，那种特定的狭隘令我后来错过无数次艳遇。
她拉着我钻进橱柜，顺手把柜门一带。天地立刻昏暗下来。整个世界只有她和我两个。由于紧张地屏声息气了好一会儿，松懈以后，我和她自然要喘口粗气，我发觉她的嘴唇紧靠在我腮边，气息烘热而湿润，对我哈出一股既麻又痒的暖流。这样近的距离有一种特别的诱惑力，吸引我非更加靠近她不可，于是我不自觉地在黑暗中向她偎去。后来我当然和其他女人也有过同样危险的距离，但再也追回不了那种偶然的、无意的、纯自然冲动的境界，从而使我认为一切有意识、有预谋、有热身过程的行为和语言，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恋爱”，全然没有什么乐趣，有趣的只不过是“发情”。“缘”，实质上都是偶然的、随机的和随意的。
她将两臂环绕着我。外面本来就很炎热的气温在橱柜里面又突然上升，薄薄的一层布衫已等于无。于是这使我“懂事”以后常常去注意纺织品的质地，但再没有见过厚度只等于零的衣服面料。我和她之间如油的腻汗不知是谁身上渗出的，这种腻汗特别润滑和凉爽，仿佛我们正是靠这种粘合剂才合二为一。这决定了我此后的一生再不能与皮肤干燥的女人亲热。由于我们俩都怕被“猫”捉住，我们就结成了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我们互相搂抱着。现在回想，我们的姿势绝对很不规范，在黑暗中两个肉体揉搓成一个肉团。大概那仅仅只一刹那时间，而那一刹那我与她完全达到一种不可告人的默契。她的手在我胸前、背上、肩头、小腹反复游走，既温存又有力度，只要游到我身上有肉的部位，那手掌就会自动咬合，并且每次咬合都如鱼蝶水，恰到好处，让我幼小的心从此体会到“亲切”的“切”是什么滋味；汉宰真太伟大了，“切”字真太贴“切”不过！我也完全不自觉地如此回应，像是一种条件反射，又像我们的动作非要像老师教的楹联一样上下对应不可。这时我才发觉人世间有另一种肉和皮肤，抚摸它比自己给自己搔痒要舒畅舒心得多，自己给自己搔痒的舒畅感在皮肤上，抚摸她的舒畅感却深入到心底里，其中有全然不同的体验。
“猫捉老鼠”的游戏规则决定了我们最后不得不分开。怎样分开的及分开以后的事，我全然忘却了。虽然现在我可以虚构和幻想，但任何补充都是多余。抚摸的暧昧或暖昧的抚摸不可告人不可传达不可用语言描述，那种感觉正如自身的血液流动磨擦血管，有谁能说得准确？
或许，那仅仅对我来说是一次“事件”，一个进入青春期的“仪式”，是我为了勉强给自己一生设定一个“划时代”的阶段而烙的精神胎记，而那位“姐姐”却完全是无意识的，她的抚摸纯然出于亲情或热情，既非她的什么“青春期”表现，更与“性”毫无关联。风无心吹皱春水，春水却因风而皱；水以为与风有默契，而风不过将吹拂当作游戏。但是水因风而皱之后再没有被风吹过，这潭水便成为死水，那一场风，也就永远留在水的记忆里。
橱柜里的“仪式”对我非常重要，在于我现在自以为是平生第一次与异性的交流——我被异性抚摸和抚摸了异性，从而使我初次“发情”。如果说那就是我“青春期”的开始，我未免像只小狗似的有成熟得太早之嫌。我在才智上并没有超常之处，更不是一个绝顶聪明的神童，却对异性有过早的敏感，这不但不值得炫耀，还应感到自惭形秽。然而正如上面说的，自那场“仪式”之后我的“青春期”或说是“发情”就长期停滞再没有丝毫进展，像一颗小小的流星一闪即灭，落到一片无人知晓的荒原。又如前所述，那次遇见从此限制了我的感情取向，失去了“遍洒雨露”式的广泛性，用营养学的话说就是我这人比较“偏食”，这样，我对异性的兴趣不仅没有因此升高，反而因此下降。所以，那次幸运实际上是次不幸，是我在童年遭受的一次挫折和压抑，致使我终生再得不到那样自发的热烈的拥抱。
橱柜“事件”以后，异样的感觉并没有保持很久，甚至逐渐淡忘了。然而慢慢过了四、五十年，那种感觉却苏醒过来而且越来越强烈，现在，每天人睡以前再钻进橱柜里去温习一遍，几乎成了我的功课。人到老年有个绝妙的好处，就是可以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钻到回忆中去，拾取过去遗失的东西。所有过去丢掉的细节哪怕是一针一线，今天在脑海中翻腾出来都会变得非常宝贵，从当年受到父母师长的呵斥中，也能品味出温馨。
人一生下来便不停地向前奔跑，将生命和时间稀里哗啦地丢了一路，像一条脱线的项链，沿途失落掉一颗颗现实的感受，这些感受只有到老年才会发现它们全部是闪光的珍珠。对老年人来说，现实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给他强烈的诱惑的了，逝去的光阴才最具诱惑力。于是每个老人就慢腾腾地往回走，在回头路上不停地拾呀拾，腰背大概就是为此而佝偻。
三
回忆，是老年人对未来的憧憬。
接下来一次，可算作是“青春期”表现或“发情”的，已是七年以后了。七年，听起来是很长一段时间，抗日战争也不过八年而已，但那时我仍只有十三岁，可见得我造孽实在造得很早。想到这次我就会想起一位逝去的好朋友，一个著名作家兼电影编剧。是他使我的回忆始终保持圆满，直到今天我写自己这段卑微的历史的时候，我仍然觉得她非常美丽。她脖子后、发际下那一小块、惟独是那一小块白皙的皮肤，永远在我眼前闪耀着尊贵的象牙色光辉，并且越往后越具有古董的价值，激发我对这个世界和生活的兴趣，使我舍不得轻易将这世界撒手而去。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全家回到老家南京。我祖父在南京有一所颇有名气的大花园，是在二十年代仿苏州园林的式样建造的，我就出生在那花园中的一个院落。在我出生的三十年代中期，楼台亭阁中时时传出六朝古都的遗老遗少骚人墨客的吟唱，一册册装订精美的旧体诗词印刷出一搂又一搂，当然是现在所说的“自费出版”。也好像现在自费出版的书籍一样，一摞摞堆放在家中送不出去，抗日战争爆发后跟我一起从南京搬到重庆，再从重庆搬回南京。我这个“长房长孙”和那堆吟唱的唾沫，在祖父眼中却似乎分量相同，用私塾老师教我的“敝帚自珍”这个成语形容我祖父再合适不过。
回到南京，包括“岱”字在内我已识了一大堆汉字，曾在泛霉味的房间里翻弄过那些曾与我风雨同舟的（酬唱集），我第一次惊讶如此肉麻的押韵句子也可称其为诗。诗既让我失望又令我充满自信：这个玩意儿我也能玩一玩！诗人中有杜甫和我的私塾老师一类人，但更多的是媚上媚俗的小人。从此我敢于蔑视我想蔑视的任何诗词文章，从“反右”、“文革”直到今天，任何对我的批判都不会令我心惊胆战。响应主人号召的“酬唱”，在中国文艺界理论界思想界风行了几十年，历久不衰。在那泛霉味的房间里，我受到的文字污染反而使我获得精神的免疫力，后来无论什么号称伟大神圣的话语都不会使我疯狂。
我被送到一个叫筹市口的地方上中学。名日“筹市口”，其实并没有什么集市，而是一座长满青草的小山包。学校很威严地蹲在山包顶上，像一只灰色的大老虎俯视着沿小路而来的一群群莘莘学子。这座建筑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曾把雨伞当做降落伞，撑着它从三层楼跳到凹凸不平的青草地上，结果摔断了腿。我想这也应该算我青春期的表现，因为我的英雄行为只不过是为了引起坐在我前排的一个女同学的注意。但我在家躺了一个多月后再来上学，她似乎并不怎么为我的康复而感到高兴，更没有因我的壮举对我五体投地。这使我以后在任何一个女性面前再不会搞什么鬼花样。女人是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并不欣赏愚蠢的浪漫。然而正是她耳后那光泽的皮肤第一次发掘出我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不但让我后来渡过重重难关并且一直支配我到老。
这个可能会令我终生残废的女同学总穿一身廉价的黑布衣裳。黑衣黑裤，皮肤却异常白皙。脑后垂着一条黑色的大辫子，长度刚好在腰下一点点，所以辫子的摆动幅度恰到好处。到八十年代，黑色又复辟了，成为国际流行色，于是处处都有她的倩影，不时地在我眼前晃动。我从没和她有过肌肤上的接触，所以她的模样直到今天在我眼前仍十分清晰。尤其是她耳朵后沿着发际而下那一曲弧形的脖子，由于发辫被紧束着而好像故意要显露出来一样分外清明。那是一片迷人的三角区，笔直的斜边是洗得褪色的衣领。于是我终生喜欢洗得发白的旧衣裳，果然，三十多年后一种水磨洗布竟成了流行的时尚。
美丽并不需要很多，正如警句妙语，越短小才越显得精彩。单是乌黑发亮的头发还不够美丽，单是白皙的皮肤也不够美丽，美丽原来是隐藏在乌黑的发根中依稀可见又难见的白皙的皮肤。只有那么一小块，如同一滴牛奶的泪晕。在整体描绘上，那正如画家神来的一抹妙笔似的可遇而不可求。是她，教会我从后面去欣赏女性以至于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她使我对《背影》这篇课文理解得比一般同学深刻.并且从此激发起我对任何事物的幕后活动与背景的兴趣，决不会轻易相信表面的形式，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喜欢“揭秘”。我常想，我能够“兼听”并且是个“两点论”者，是不是也和青春期时的这个启发有关？
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其实并不太多，还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的程度，一切一切动植物所谓的“无数”都有绝对数量，惟独秘密在地球上爆满，太多的秘密是宇宙间的另一个“黑洞”。譬如我对她耳后、脖项、衣领构成的三角区的神往痴迷，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才公布于众。而在当时，在我摔断腿之前一学期左右，可以说只有那白得耀眼的三角区才是使我天天积极地去上学的动力。父母亲都很奇怪，我每天每堂课都不缺，摔断了腿躺在家里还总惦记着学校，老师也说我在教室里表现得也很用心听讲的样子，而我除了作文课外，却门门学科都不及格，连体育课音乐课也不满六十分。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现在勉强当了一名作家的初始原因吧。
那时我一见到她的脖项便激动得想去触摸，或是将那一片小小的三角贴在胸前。她耳后的三角区有如吸引飞机轮船自行往下栽的百慕大三角区，不但使我一举从三层楼上往下跳，还经常让我丧魂失魄，上课铃一响我在座位上落座，等候的不是老师而是她。如果她哪天请假我便神智恍惚，四十五分钟下来我竟不知道刚刚上的是什么课；前面的座位空了我的心也仿佛空了。不过那时我并没有一点橱柜里那种“发情”的冲动，体内某个部位更没有涌动膨胀，因为她那皮肤上光滑得没有一个毛孔，没有一点瑕疵，质地像大理石一般紧密，也像大理石一样冷冷地拒人千里之外。
如今我回忆起来，那可算我平生第一次领略到“爱慕”的滋味，已经比“发情”提高了一个等级，达到一种诗的境界。对白色三角区的神魂颠倒和在雨中玄武湖的心旷神恰相同，都与肉感无关，属于另一类感觉范畴。那隐藏在乌黑的发根中依稀可见又难见的白皙的皮肤，启发了我对杜甫的“香雾云鬓湿”有新的诠释。我自信比稍逊风骚的私塾先生更理解杜甫。她圆润的脖项上方那一小片微有弯度的爬升地带，颜色时深时浅，或白或黑，在我眼中果然雾气蒙蒙，香烟线绕。所以我认为杜甫的“香雾”并非一般人解释的是嗅觉上的“香”，而是指视觉上如“雾”的缭绕；“湿”也不是潮湿的“湿”，而是触觉上的凉爽和光滑。对女人的鬓发有如此细腻入微的感觉，可见杜甫真是个伟大的女性欣赏家！
这说明我的确比在橱柜里时成熟了许多，是符合“青春期”成长的生理规律的。只有这点还可证明我发育正常，我的身体一直很健康大概也得益于此。
四
三十多年后，我和一群作家到南京领一项高级别的文学创作奖，当作家们晚上聚在一起大谈特谈个人初恋的经验时，我没有别的可以炫耀，便说了这段脖子的故事。在座的朋友们却一个个嗤之以鼻，他们说我并不是跟那个动人的小女孩谈恋爱而是跟“一根”脖子谈恋爱；那算什么“初恋”，只不过是可笑的“脖子情结”罢了！我对他们用“一根”这个数量词非常反感，他们亵读了我童年心中唯一可以留念的审美对象，使我对这些文学家品味的估量大大降低，怪不得现在在“创作”“写作”这类高尚的心灵活动前面往往加上个低级的“搞”字。但午夜们心自问，与他们多彩多姿离奇古怪温柔缠绵两相情悦青梅竹马的初恋相比，我不能不暗自惭愧：我“青春期”时与异性的接触确实少得可怜。如果我能像他们一样交游广泛，视野开阔，当时周围比那片三角区更加能吸引我的东西一定还很多。可是命运就是如此规定，我的性格决定了我偏爱一些别人不太注意的细节。这大约也是我后来还能靠写小说吃饭的原因。
一颗草的种子在贫瘠的土壤中破土而出，如果再没有其他植物在它周围生长，它便会成为童山秃岭上一株夺目的大树。我对白色三角区的怀恋何尝不是如此。在那耀眼的光芒以后再没有别的发光体照耀过我，于是我也像我祖父似的敝帚自珍，在我以后的岁月里从劳改队进进出出，一直怀揣着对她的思恋。那是我缺少异性滋润的贫瘠的心田里的一株树。现在我又回到南京，当然要去顶礼膜拜。
我还记得她家住的地方。我说我造孽造得很早的一个罪过就包括我曾悄悄地跟踪过她。我至今还能依稀地看见她黑色大辫子摆动得合度得体，就是在三十多年前放学的路上发现的。但我并不是有意跟踪她而是她主动吸引我，走着走着我不知为什么就会跟着她走。后来我才知道世界上许许多多事情都身不由己。我可以保证此后我再没有跟踪过另外一个女人，因为再没有哪个女人有那样的头发。长大后我听说女人的头发长了发梢会分叉，现在很多香波就以解决这个难题做广告。可是那时我认为她的头发绝对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每一根都能够单独剔出来做成标本，难怪古人在诗词中把它比作“青丝”。那时我虽然已经戴上近视眼镜，奇怪的是我仍能远远地看见她头发根底白皙的皮肤，那是迷人的三角区的衍化。我第一次跟她到家，以后便轻车熟路了。原来她家离我家很近，她到家后我往前再走二百米也就到我家了。跟踪其实不过是顺路而已。她家在一个菜市场前面，我每天吃的菜都要—一经过她家门口。
和作家朋友们聊了初恋的第二天，我说我要去“寻根”，看看祖父那座大花园现在怎么样了。前面说的那位好友——著名作家兼编剧作为授奖会的东道主之一，发动几个友人跟我一起去。于是大家坐了一辆面包车直奔三十多年前曾经为我的家。按我提供的准确地址：ＸＸ路ＸＸ号，司机很容易找到地方，可是我家已经成了一个制造电机的工厂，门牌号却依然没变。早先悬挂拉联的门柱上如今一边是工厂的牌子一边是工会的牌子，倒也很对称。大门已不是原来的大门。我记得原来的门是厚重的木头门，镶着几排铜钉和两个铜环。现在大大缩小了的黑色铁门上莫名其妙地涂着好些红白油漆，大门仿佛成了画家的一块调色板，远看又好像抽象画派的作品。几个作家走近仔细一看，才认读出是退了色的“大跃进”和“文革”的口号。一时我竟有些眩晕，几个历史时期叠印在一起，压缩了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时间便如此无情地匆匆而逝，不管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来说多么伟大重要多么惊心动魄的事都会过去，都会变为陈迹。
我的好友是南京的知名人士，对看大门的老头一说老头便领着我们从旁边的小门鱼贯而入。不出所料，曾经为我家的花园早已面目全非，楼台亭阁无影无踪，绿树花草也被雨打风吹去。小溪变成一条平坦的柏油路，看门的老头说路下面埋了条排污管道，那大概就是我记忆中清澈的小溪了；荷花池被压在车间底下，花房改建为一排砖木结构的简陋平房。老头还记得花移出来后都死了：“一棵都不剩！”老头也会发出感叹。看来，人要比花木的生存能力强得多。
老头仿佛是《失乐园》中的维吉尔，—一指点给我看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时候改造的。改造真的非常彻底！一家人的生活场所变成了公家的生产场所。但工厂近年也很不景气，竟败落到与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大家庭一样，要工人各自去寻找生路，老头说这地方将要被港商买去，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厂房静悄悄的，既没工人也没机器的响声。一堆堆锈迹斑斑的电机半埋在凄迷的荒草中，那大约就是这家工厂的产品了。花园败落了，工厂也败落了。不管是花园也好工厂也好，不管是属于私人公家或是港商，人们在土地上忙来忙去只不过是来来去去往返的风，这片土地还是这片土地。友人们怀疑说你是不是弄错了，又有人开玩笑指着车间里的一泡尿迹说，你大概就在这里落草的吧。我突然想到“落草”一词的含义：既指婴儿出生又指去当强盗。神圣感立即被一种暗示所代替：是不是人生下必须是强者，不然便不能承受以后的命运？
本来这应该是我心中的一所殿堂，可在又脏又乱又破的厂房中我找不到一点令我感动的景象，准备好的一掬泪竟无处可洒。我想我原来就无所谓“根”的吧，生下来就命定和风一样要飘泊天涯。现在的问题倒是应该考虑准备停息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死在哪里；“根”，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坟墓倒是我必须思量的前途。所有的过去都把握不住，那么就试试把握现在吧！“自掘坟墓”虽是个贬义语，但换个角度理解那不正是提醒赶往坟墓的老人要把自己的墓掘得舒适合体？一般人的坟墓都由别人来“掘”，“自掘坟墓”者才有精心设计、量体剪裁的自主权。
友人说既来了一趟总得留点纪念，我大致观测一下可能是我出生的院落的地点，站在一处铁皮自行车棚下照了张相，脸上的表情尴尬无奈得变了形。不知情的人看了这张照片一定会发笑：为什么我非要手扶着块“棚外禁止放车”的木牌留影，这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我还记得林木森森的院中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我母亲在树下怀抱着襁褓中的我的相片，今天正挂在我书房的墙上，而梧桐树却被一堵水泥砌的灰色标语牌替换了，“时间就是金钱质量就是生命”两行红字赫然在目……所有这一切，都令我能非常高兴地用现在流行的话语跟它们说一声“拜拜”。从此我获得了解脱。既然“时间就是金钱”，我不会再对损耗掉的时间有丝毫怀念。花出去的“钱”再也收不回来，眼前的问题倒是怎样花手中这点不多的“钱”。
这次“寻根”反而激起了我“向前看”的精神，出生地全然颓圮全然消失，等于给了我一个新的起点。我在这所电机厂又诞生一次，活了半个多世纪我仍有权再得到一次“青春期”。这使我将近花甲时还敢投人商海。
算了，咱们还是去寻那“根”脖子吧！友人怂恿我说可能还会找到她，我当然早已抱着一线希望。于是我把这“根”毅然地抛诸脑后，和大家一起兴致勃勃地去寻那“根”。告别维吉尔，到贝雅特里齐那里去吧！幸亏我还记得她的芳名，这得益于我和她没有过肉体接触。于是面包车又向前开了二百米，来到莱市场门口。
让我诧异的是莱市场还是那个菜市场，三十多年来风貌犹存，污水溪流般地从大门洞往外淌，泅旧地泄进马路边的下水道。市场大门左边卖豆芽的小店还在卖豆芽，仿佛它的豆芽总也卖不完。在这里我倒寻见梦中的情景，真如佛经所说的“不可思议”。白得耀眼的细细的豆芽菜，更令我急切地想看到那白得耀眼的圆润的脖项。我说她就住在豆芽店的楼上，这间赭红色的残破的木板房里。整座小楼依然颇具风情，仿佛是一幅精致的水粉画，虽然更加破旧但也更加凝重。窗户面临马路，贴着胶布的玻璃斑驳模糊，使有心的过路人不禁会遐想里面的暧昧。我说我过去就曾在窗下仰望过多次，除了贴上了胶布那窗户并没有变样。好友说你先别进去，让我先去替你打听打听，我们就说是三十多年前的老同学，来看看你有何不可？
好友进去了约十分钟快快地出来，连声叫走吧走吧！
在车上，好友说果真有这么一个叫那个芳名的老太婆，你记得一点没错。但哪有什么“美丽的三角区”！我特别注意看了看她的脖子，又黑又瘦皱折里还藏着污垢。黝黑的楼道里摆着个破煤球炉，烟熏火燎的让人没法在房里久待，而她却安然地抱着不满周岁的外孙喂稀饭，头发也已花白并且脏乱不堪；她的形象和她的生活环境再匹配不过，纯粹是菜市场卖剩下的蔫菜叶。我问她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叫你这个名字的中学同学，她连想也没想就说想不起来了，一脸不耐烦的表情，可见当年她对你就毫无印象，并且对过去所有的一切都不感兴趣。
“算了，你还是把你的梦好好保留住吧，别让现实击碎了它。到我们这把年纪，只有梦是最宝贵的。”
国宾馆的路上作家们个个默默无言。作家这时才像是作家，每个人都有各自由此产生的感慨。别人的感慨我不知道，我可以想象光阴对她和那片白色三角区的磨损，也许这个女人比我受的摧残更多更深。想到这点我不禁心头沉重。我有另一个同期的女同学从美国来看我，她在台湾也有一番挣扎，成了富婆后又描眉又画眼又染发还经过几次整容，但苍老仍然从皮肤下顽强地向外渗漏。被精心掩饰的老态更令人不寒而栗，使我这个旁观的友人也觉得自己又老了许多。
我拍拍好友的膝盖悄悄说了声“谢谢”。我理解他的好意，他让我毕竟还能保留一点美好的记忆，不然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未免太过于残酷。
他握住我的手背紧紧一捏。对这个世界，我们已心照不宣。
五
不久，我的这位好友就去世了，死时刚过六十岁。肯定他带着许多他有意不去击碎的梦到殡仪馆，将那些梦和他的躯体一起火化：“泥土归泥土，灵魂归灵魂”。梦是他灵魂的核心；是经现实生活过滤又经过病痛的剥离，最后剩下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点东西。那才是他最好的陪葬品。他珍惜它们到了吝啬的程度，不轻易把它们告诉世人。他的作品不多，留给我们的电影中有一部名叫：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从橱柜里钻出来，又与美丽的白三角告别后，我就只有从小说戏剧中读到爱情和女人。我发现小说戏剧中有关爱情的描写似乎有个明显的界线，爱情只存在于过去的年代，到了新时代就像恐龙一般无缘无故地消失。爱情仿佛是与建设新世界新社会相抵触的；所有的文艺宣传品都异口同声地向人们宣布：如果在不同阶级之间的男女发生爱情，那注定没有好下场，绝对以悲剧告终，如果男女双方都是革命阶级，那就是同志关系。同志关系是超乎所有关系之上的最纯洁、最高尚的关系。这高尚的关系将全部人际关系包括两性关系都涵盖无余，男人和女人在这高尚的关系中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性别特征，都是“革命同志”。“谈情说爱”只出现在主人翁有阶级觉悟之前，有了革命觉悟之后，即使是夫妻也只谈革命工作，交流学习心得，批评和自我批评，再不会甜甜蜜蜜卿卿我我；“男女作风”总是与“犯错误”联系在一起，“男女关系”可是个非常严重的罪名，连劳改队的犯人都看不起“乱搞男女关系”的“流氓犯”。总而言之，“男女”两个字连在一起决没有好事。
整个社会环境就是这样，怎能使我在“青春期”表现出“青春拉”，激起我对女性的爱慕、爱情或性欲望？爱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搞”这种情调的人很可能被划为资产阶级，而我本身不谈爱情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再谈爱情更反动得无以复加，并且也没有哪个女同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我“谈情说爱”。于是我就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情调”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不止是我，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都像被制服领子上的风纪扣封得密不透风。千千万万年轻人都不度过“青春期”而一下子跨入中老年，从而使中国人的外表看来一个个都深沉内向谨言慎行老气横秋。果然，社会语境发展到后来，“恋爱”一词也普遍被“找对象”三个字所替代。一个可能是非常缠绵温馨心荡神情的情感交流过程，被简化成直奔终极目标的繁殖行为。“找对象”不过是动物群体中的“交配”罢了。我在农场放马牧羊喂猪的时候，每到家畜发情期，队长叫我把牲口赶到配种站去配种，他总是手叉着腰站在囵门外这样对我喊：
“该给它们找对象了吧！”
整个中国全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在我看来，爱情也只是“发情”罢了！
但是，那时我毕竟到了生理阶段的“青春期”，我“发情”了却找不到“发情”的对象，只好到一些还没有被禁止阅读的中外古典小说中去寻找。一位位佳人淑女在发黄的书页上风情万种，通过我的眼睛抚慰我渴望女性的心灵，当时我以为那只是“饱眼福”，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所谓的“意淫”。由于整天“意淫”，对学校教的ｘ＋ｙ=ｚ以及像天书般的化学分子式等等完全一窍不通，数理化每门功课都交白卷。若干年后中国出了一位著名的“白卷先生”，我想他大概也与我一样是“意淫”的结果。但他远远比我幸运，竟因为交白卷成了革命接班人，而我却因此被学校当成再恰当不过的政治标靶。那时，连普通中学也要开展“忠诚坦白”的政治运动，据说那是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个必经过程，学校天天开会动员中学生向领导“交心”。我不知道领导要那么多“心”干什么用，十几岁的中学生上交的“心”非常单纯，满足不了领导的需求，于是领导就到家庭成份复杂的学生中搜寻复杂的“心”，我这样家庭出身的学生就首当其冲。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其他同学学习都很好，我这个“白卷先生”就成了重中之重。
我倒是很想把“意淫”的内容上交给领导，却又一时难于启齿，正在犹豫不决斟酌词句的时候，一天班主任反而主动亲切地找我谈“心”。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心”的主题是无产阶级必须具备的道德品质。然后和蔼地问我知不知道宿舍里经常丢失私人物。品，什么袜子墨水信封信纸邮票钢笔针头线脑等等等等。我说我知道，我自己也丢过一双袜子。班主任说你知道就好，很好！你应该向领导坦白是你“拿”的。我惊诧地问我自己的袜子怎么会自己去“拿”？班主任启发我说：不是你“拿”了自己的东西而是你“拿”了同学的东西。我断然地摇摇头说我从来没有“拿”过同学的东西。班主任说你应该承认你“拿”过，你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生在那种家庭的人天生下来就和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不一样，有“拿”别人东西的毛病，你承认了，认识了，那种毛病才能彻底改正。我疑惑地说我好像从小就没有那种毛病，那种毛病不就是“偷”吗？班主任不厌其烦地教导我说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身上，那种毛病是不自觉的，再说，“拿”和“偷”不一样，“拿”是偶然性的，“偷”是经常性的。你只不过偶然“拿”过同学的东西里了，怎么能和“偷”联系在一起呢？这话虽然很有道理但我还是想不通，这比“青春”与“青春潮”的区别还难懂。班主任宽容地说你好好想想，想通了就老老实实承认下来，又说，承认了对我绝对有“好处”，领导的政策一向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承认“拿”了同学的东西以后照旧读书，就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班主任每天至少要找我谈三次“心”，同学们议论纷纷，弄得我整天如芒刺在背，何况，班主任的苦口婆心最终打动了我，觉得再不按他的教导承认“拿”过同学的东西也太对不起老师了。最后我终于低下头问他，您说我“拿”过些什么东西好呢？班主任见我总算被他说服，轻松地往藤椅上一靠，拿出纸笔让我记录，他翻开他的小本子念一件我写一件，什么袜子三双、邮票十张、信封一沓、用过几张的信纸一本、球鞋一双、墨水两瓶、钢笔一枝、铅笔四枝等等等等。我写完交给他，他一目十行地看了非常吃惊，愤愤地说，一件件东西加起来就不是偶然性地“拿”，而是必然性地“偷”了！又摇头感叹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多么难教育好。
几天后，学校却宣布将我开除，这就是班主任答应给我的“好处”。过了四十年，这所中学举办五十周年校庆，同时要编一部《同学录》，据说我是母校培养出来的最有成就的学生之一，母校来信向我索取照片及“几句话”，我写了“感谢我的母校给了我一个艰难的起点”寄给她。所谓“艰难的起点”，主要指学校宣布开除我那天竟将我母亲叫到学校，等校长在操场上当众宣布了我是“盗窃分子”之后，让我母亲在众目睽睽下与我见面。这大概是当时学校采取的教育学生同时教育家长的一种方式。我看见母亲慈祥地坐在学校长廊的板凳上迎接我，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母亲却握着我的手说她决不相信我会盗窃，即使有人教我也教不会！我母亲没有流一滴眼泪，临走时只给我的母校撇下了一个礼貌而蔑视的微笑。
为了母亲，我彻底断绝了“意淫”的恶习。从此我天上地下人间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有再想女人。于是我的“青春期”就只能用另一种形式来表现。
我被学校开除不久就进了铁丝网，《唐诗三百首》给我种下的祸根终于茁壮成长并开花结果。那时社会上最危险的职业不是盗窃分子而是诗人，我这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既“盗窃”又偏偏要写诗，写的诗又不是《酬唱集》中的那一类，只能怪我自找倒霉。
所幸的是，据跟我一起劳改的犯人说：“坐三年牢见了老母猪赛貂蝉”，这话非常形象地刻画出长久见不到女人的男人会变得怎样饥不择食，把母猪都当成美女。我却正因为压根儿没跟女人接触也压根儿不想女人所以毫不感到性压抑的折磨。我见到猪，特别是我能宰杀的猪，一心只想怎样把它吃到嘴。有一年冬天在猪圈除粪，一头乳猪哼卿哼卿地朝我踱来，我估量估量手中磨得锃亮的铁锹再看看它的脖子，锹光一闪它小小的头颅就应声落地。我的手法快得像公孙大娘舞剑器：“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周围的犯人还有劳改于部连小猪的叫声也没听见。到收工的时候它的血也淌净了，我一把拎起它揣进怀里，回去和同号子的难友围着火炉大嚼了一顿。
若干年后有一部根据我写的小说拍摄的电影，里面的主人翁在苦难中曾想到自杀，于是很多人以为我也如此想过。殊不知我不但从没想过自杀，天天想的倒是怎样杀死可吃的动物，包括老鼠青蛙癫蛤模；我从未想寻死，只想着怎样死里逃生。我曾读过一部革命小说叫《红旗谱》，别的都忘却了惟独记得一句话：“出水再看两腿泥”。
“出水再看两腿泥”！这话说得多好！和“涕泪满衣裳”一样总会激发起我的斗志。这就是没有女人没有爱憎的“青春期”的好处，让我能在最艰苦的境地中免除性的煎熬，腾出全部精力充分发挥求生的本领。
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更加坚挺，因为这种“青春期”不含一点水分。女人。爱情、夫妻、家庭之类的东西其实是男人的软化剂，男人的心里滴上一滴柔情蜜意便全身骨质疏松，软弱无力。男人没有异性可以追求，“青春期”就表现为对同性的攻击。而这正是在劳改场所自我保护所必备的条件；你必须睁大眼睛，你不攻击别人别人就要攻击你。在狼群里你必须像浪一般精明、狡黠和阴沉。虽然一同劳改的都是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跟我一样也受过唐诗宋词的熏陶，在社会上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儒雅，但“互相监督”“互相检举”“互相揭发”再加上饥饿劳累，使我们逐渐不自觉地都退化成半人半兽。知识分子一旦有百分之五十的兽性，他们的攻击就更具有策略，那可比真正的兽类狠毒得多。我恰恰在人性的“青春期”国进些兽性，可说是我莫大的幸运。过了“青春期”的男性犯人即使变成野兽，也只是一头老病的野兽，在“思想斗争”的荒原上别想占着便宜。不管在天堂或在地狱，不论是神仙老虎狗，谁在“青春期”谁就充满活力。到后来，老弱的野兽斗智斗勇都斗不过处在“青春期”的野兽，一头头在劳改场所心衰力竭致死，剩下年轻的兽类更加伶牙俐齿，咬人都能咬到致命的部位。
今天，我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手都发抖。
六
我发觉如今解除了压力我反而时常感到忧虑、忧郁和忧伤，时时被通常说的“忧患意识”所笼罩。我弄不清楚这是人性的回归还是“青春期”逐渐衰退的迹象。现在我感到困扰的时候就不由得怀念过去我的胆大妄为，即使被铁丝网围住我仍要做困兽之斗。我至今还经常回味一无所有的轻松，深感有一分获得便多一分累赘，凡是我所拥有的全部是我的负担！
自我有效地使用过手中的铁锹之后，我才发现我不但会用笔还有挥舞冷兵器的武林功夫。我以为“青春期”的乐趣并不全在对异性的倾慕，更应该包括每天都可能发现自己内在的天赋，不断有潜力转化为能力。那迷人的三角区虽然对我毫无印象，但我仍然感谢她开掘了我的冒险精神。既然我十三岁时就敢从三层楼上往下跳，到了三十三岁我除了一套劳改服便身无长物，因而也就更加乐于冒险。我之所以没有从劳改队逃跑，仅仅因为那时普通群众的生活比劳改犯人还不如。后来我多次赞扬过劳改队是当时混饭吃的最佳场所，而且犯人犯了法再无处可送，反而比一般群众安全得多。
我感谢命运在社会的变化中总让我待在最适合我待的地方。
写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说我砍断一个农民手指的事。后来我投入市场经济创办企业大概得益于我有这份壮士断臂的果敢，而且没有女人没有爱情的“青春期”，也只能以这样的冲动来发泄。
到我三十三岁那年夏天，劳改队长命令我去看水闸门。西北的初夏正是水稻小麦等作物都需浇灌的时节，因为“闹革命”，水利部门也顾不上制定用水的分配计划，黄河灌区的所有农场公社都纷纷群起抢水，哪家人多势众哪家就能独占水源。城市里武斗是为了夺权，农村中武斗是为了夺水。几个十几个生产队经常在渠口混战，为一条渠一股水排命的零星战斗此起彼伏，类似旧上海黑社会争夺地盘码头的帮派打斗。水闸，是抢水斗争的第一线，是攻防阵地的桥头堡，劳改农场几万亩农田需用的水就从．这个瓶颈淌进来，“看水闸”这个任务关系到劳改队当年全部农作物的生死存亡。临战前，队长对我做了这样的动员：
“你比谁都壮（因为我比谁都会偷吃），又是‘二进宫’（即第二次劳改，这在社会上虽然很不光彩但在劳改队常当作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被赋予重任），我看你也不是胆小怕事之辈（说明队长很有眼光），你给我顶住！（口气像电影里的反动军官。）谁来提闸门抢水你就给我往死里打！（意思是我哪怕被打死也不能后退，并不是真把打死人的权力下放给我。）”
队长将这个大任降到我身上，所谓“土为知己者死”，我一时间竟豪气冲天，二话没说扛上铁锹就毅然决然上了渠坝。实际上，水闸上如果没有人来抢水，“看水闸”不过就在水闸旁边一坐罢了，什么农活都不用干，会叫你轻松得无聊；平时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看水闸”等于休养。然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果有人来提闸放水，那就须看你的真本事。队长不是说着玩，为抢水打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我在水闸旁的一棵柳树下坐了两天，带着一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读得津津有味。劳改队长允许我看马恩列斯毛的书，只不过觉得这一长串书名啰里啰嗦，指导我应该多读《为人民服务》。但这书题目虽长却是本小册子，倘若平安无事我就能在灌溉期读完。可是附近的农民却不让我潜心研究恩格斯著作，第三天半夜，月亮正升到头顶，成帮结队地来了七八个扛锹的壮小伙，黑黝黝地像堵墙似的往我面前一站。看见只有我一人躺在渠口睡觉，领头的大个子旁若无人地喊了声：“扒！”若干年后我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看到“华山论剑”一章不禁哑然失笑，当时渠口上那气氛与“八大门派”在华山高峰比武竟相雷同。
我拄着锹慢慢站起来，镇静地向他们说理。我说：“老乡，这几天还不该你们淌水，轮也该轮到我们农场了。今天你们要开闸放水，先得合出条命来，不是我的命就是你们当中哪个的命。不信？咱们就试试看！”
老乡们七嘴八舌地谩骂，从我祖宗骂到农场的先人，好像我和农场属于同一个血统，劳改队是我天生的家园。现在叫我也无法将那些话—一复述清楚，总而言之是把我这个劳改犯不放在眼里，而他们都是贫下中农的什么什么“造反团”。
我笑嘻嘻地说：“不管你们是啥‘造反国’，也敌不过我这个判了死刑的劳改犯。你们知道队长为啥单单挑我来看水闸？告诉你，就因为下个月我就要被拉去枪毙，今天就是叫我来送死的。死在你们手上我还能给家属挣点抚养费。来吧，今儿个夜里让你们成全了我，砍了我以后你们就放水。”
“造反团”的农民听了一个个面面相觑，哗道：“想不到这狗日的比死人就多了口气！”咕哝了一会儿，领头的大个子摆出一副宽大为怀的架势说：“我们砍你干啥？你不要自己找死。你就待在旁边别动，你动一动我就叫你死不了也活不好！我们自己干自已的，你当作没看见就是了！”说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就抢步上前，弯下腰想提起水闸的闸门。我说：“我从来就没活好过，活着还不如干脆找死。我可跟你们打了招呼，你们不砍我我可要砍你们！我砍死一个也不能把我再枪毙一次，喂，老乡，你何必跟我一起去死？”
领头的妹妹冷笑：“你狗日的敢？！”
我接着说：“你看我敢不敢？”
她又说：“你狗日的敢？！”
我又接着说：“你看我敢不敢！”
“你狗日的敢？！”
“你看我敢不敢！”
“你狗日的敢？！”
“你看我敢不敢！”
我俩就像狗似的对着叫，一声比一声接得紧，一声比一声响亮。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谈判。后来我才知道所有国际间外交谈判的技巧不论多复杂，其原始形式不过如此。两次世界大战与无数次局部战争，谈判返回到最原始的阶段就面临宣战。眼看我寸步不让，大个子再不跟我搭腔，连声催小伙子往上提闸门。我估量估量手中闪光怪亮的铁锹再看看小伙子的脖子，发觉那脖子比乳猪的脖子粗得多。我的眼光在他周身游移，打量在哪个部位下手最合适。我想这就是我的“青春期”发作了，胸中陡然涌起一股带血的气，催动我好像非要和女人性交一次不可地非要往什么东西上砍一下才解气，不然我的“青春期”就会受到严重挫折。黑格尔说得对，所有战争都出于领导人的欲望，并不一定是衡量现实利益的结果。
承受着水的巨大侧压力的闸门不是轻易提得起来的，小伙子双手扳着闸门的铁把手使劲摇晃了好几次，一股细小的水流才开始滋滋地从缝隙中往外冒。我一声不吭，冷冷地略微将铁锹往上一抬，看准小伙子握着闸门的手，“咆”地闪电般朝下一剁。小伙子大叫一声“妈哟”，一翻身滚进渠沟，在渠水里扑腾着“哎呦哎呦”乱喊。旁边的农民一时惊讶得愣住了：看来真碰上一个不要命的死囚犯！再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来提闸门，而小伙子的喊声却提醒他们必须赶快送他到医院。领头的大个子一边招呼其他人手忙脚乱地下渠捞起小伙子，一边扭转头狠狠地朝我吼：
“你狗日的等着瞧！你狗日的等着瞧！”
我收起铁锹狞笑着说：“我能跑到哪里去？我等着你，我等着你！”
天一亮我就急忙向队长报告，队长连声夸我干得好，笑着说：“看那些狗日的再敢不敢来！”队长反过来将农民的祖孙八代臭骂了一顿。而按照当时的理论，那些农民应该是他的“阶级兄弟”，和他同一个血统。所以我一直很理解“地方保护主义”，在这种主义的支配下，根本不顾法律不顾政策不顾道理而只顾局部的眼前利益。
我只向队长报告我用铁锹朝农民的手上“拍”了一下。其实，天蒙蒙亮时我在水渠边除了鲜红的血迹还发现一截手指。颜色青紫，像泡透的红枣一般大，没想到断指不但没有干瘪反而会自行肿胀。断面整整齐齐，中间却看不见骨头，只有针尖大一个小孔，但扭捏它还能感觉到肉里有个枣核般的硬块，那大概就是指骨了。指甲乌黑，指甲缝里还藏着从那小伙子家里带来的污垢。我拿在手里把玩了半天，还掂了掂它的分量，猜测它是哪一根手指；又像抚摸女人似地抚摸了一遍我的铁锹。它的锋利就是它的美丽。
剁了人的一截手指，我的“青春期”才得到性发泄似的满足。这天我畅快无比，觉得升起的太阳都比往常亮。若干年后在改革中我见到许许多多不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事都会淡然一笑。我们整整一代人的“青春期”就是这样度过的，现在他们已经成熟并且是社会的中坚，但你怎能叫人们立即就变得正常？
我一面读着人类的最高智慧，一面干着最野蛮的勾当，奇怪的是那时我心里毫不内疚。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原来这种两面性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奇怪的倒应该是我在任何处境中都与社会的主流同步。
今天写到这里我自然而然地惦念那小伙子。他比我年轻，今年顶多五十岁出头。大半辈子少了一截手指，生活上劳动上一定很不方便。他肯定会经常抚着剩下的半截手指向他的家人朋友一遍遍愤慨地诉说当时的情景。但他不知道那“狗日的”犯人的名字，不知道到哪里去报断指之仇。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住址，即便我现在愿意给予补偿也无处可寻。他那时也处在“青春期”，那次挫折也许会导致他终生冷酷狠毒或是胆怯懦弱。果真如此的话，我就损坏了一个灵魂。世界就是这样，毫不相干的东酉毫不相干的人往往会偶然碰撞，彼此改变对方。
在我这方面，社会环境和个人条件一转变，我就经常为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歉疚，我真的不像有些人那样心安理得。社会既然不再伤害我，我也尽可能以善心对待别人。我把古堡废墟建成的影视城是当地文明的窗口，我企业职工享受的待遇在当地也是最好的，为我建影视城而搬迁出去的牧民，我对他们已没有任何义务，但我仍答应只要我活着便会资助他们的教育。为了那断指的小伙子，我也应该替善良的农民做些事。可是在另一些事情上，只要一青春期”一发作，我仍然会说不想说的话，干不想干的事。
譬如，我办的影视城有了效益以后，附近地头蛇式的个别基层干部竟然挑唆一些农民也像抢水渠似的来强占。一天清早，一帮农民雇佣军把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全部赶跑，由他们来出售门票。在市场经济初期这在全国都是常见的“无规则游戏”。我得知消息后一人驱车赶到影视城，果然看见乌鸦似的三五成群衣衫不整的人在我设计的影壁前游逛，见我到了，一只只就像谷场上偷吃谷粒的鸟雀那般用警惕的小眼珠盯着我。我又感到那股带血的气往上冲，那气就是“青春期”的余热。我厉声问谁是领头的。一只乌鸦蹦出来嬉皮笑脸地回答他们根本没人领头，意思是你能把我们怎么样。我冷冷地一笑：“好，没人领头就是你领头，我今天就认你一个人！要法办就法办你！你看我拿着手机是干什么用的？我打个电话下去就能叫一个武装连来！”乌鸦听到“武装连”，赶紧申明他也是身不由己，人都是“上面”叫来的。我说，行！既然“上面”有人你就替我给“上面”那人带一句话：我能让这一带地方繁荣起来，我也有本事让一家人家破人亡！今天的门票钱我不要了，赏给你们喝啤酒，明天要是我还看见你们在这里，你告诉你“上面”那个人，他家里有几口人就准备好几口棺材！谁都知道我劳改了二十年，没有啥坏点子想不出来！我冷冷地说完扭头便走，那“冷”的温度与准备砍人手指时的冰点相同。我当然叫不来武装连，更不会使任何人“家破人亡”，但我深知很多违法者并不怕执法部门，却害怕比他更强更狠的人对他采取阴险的法外手段；以毒攻毒不失为一帖疗疮的良方。地头蛇式的干部亲眼看见我把一片荒凉变成一个旅游热点，他也完全相信我有能力叫他吃了苦头还有苦难言。第二天早晨，我手下的人又照常上班，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对非法的事情必须有壮士断臂的果断，在无序的市场中我的“青春潮”就时常发作。想不到我该度“青春期”时没有“青春期”，年过花甲以后却常在“青春期”当中，或者说我度过的不正常的“青春期”正好培养了我现在善于对付不正常的事，又一起事件也能说明这点：我的影视城周边很不宁静，还有个别基层干部以家属的名义承包保护区内的土地进行蚕食，企图等影视城发展需要这一地带时他好高价转让。一天，这类“承包户”突然违背当地政府的文物保护通告，在他已失效的承包范围内挖渠植树，类似十六世纪的“跑马占地”，将我影视城外围的一面围了起来。我本来懒得去理他，取缔它勿须我动手，那是当地政府部门的职责。但他却扬言雇了几十个农民，人人手拿铁锹，谁动他种的树就砍谁。他很聪明，知道非法占领如无人敢管，慢慢就会成为既成事实而取得合法的形式，大量的国家资产就是这样流失到地头蛇手里。但他失算就失算在扬言有“手拿铁锹的农民”。我一听见有“手拿铁锹的农民”就血脉贲张，刺激出我“青春期”的内分泌，仿佛又来了一次别人手指的机会。听见这话的第二天清晨，我叫手下人开了辆推土机，我亲自坐镇指挥，不到一小时就将渠和树推得净光。我站在初升的太阳下焦灼地等待手拿铁锹的农民，如同年轻人在公园门口等待跟他约会的女友。
有的男人喜欢和女人亲热，有的男人喜欢和男人肉搏，从我断绝“意淫”后我就变成了后一类男人。我想，“青春期”的乐趣还应该包括“与人奋斗”。多年的劳改生活没让我学会一项娱乐，我的确趣味单调生活无味，既不玩牌玩麻将，也不玩保龄球和高尔夫，好玩的玩意儿我一样也不会，只剩下两样不好玩的项目让我玩，一样是“心眼”，一样是“命”。
归根结底，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社会也正在“青春期”当中，瞻前顾后冥思苦想拖拉疲沓犹豫不决畏首畏尾投鼠忌器四平八稳决不是“青春期”的风格，它需要的正是行动的斗志、特殊的活力和敢于迎接挑战的精神。
“出水再看两腿泥”，这话说得多好！
来源：心有猛虎细嗅蔷薇8q4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