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摘要：徐悲鸿在民国报纸中所呈现的公众形象由视觉形象和舆论形象两部分组成。他对自己的视觉形象进行了主动地塑造，发表的照片多戴大黑领结——“克拉凡脱”，展示其留法艺术家的身份。他与媒体关系密切，言行方面持续地引发当时美术界的诸多热点议题，既主动挑起争论，也被动

徐悲鸿的形象在亲友的回忆中有很多描述〔1〕，这基于一种亲历者的真实。他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画家〔2〕，称得上是一位公众人物〔3〕。在民国报刊保存的历史切片中，存有他不少生动的信息〔4〕，徐悲鸿的公众形象是通过媒体刊登的照片、作品、事迹共同建构起来的。

一、戴“克拉凡脱”的“马画家”

照片可以直观的提供徐悲鸿形象的视觉信息，笔者在民国报刊中找到了66张〔5〕。照片中他的容貌随时间推移衰老，发型变化不大，除13岁至14岁时的照片外皆为中分式中长发。因此本文主要以着装区分，有5种类型：1. 西装配大黑领结40张〔6〕。（图1）2. 西装配领带12张〔7〕。3. 西装未配领带3张〔8〕。4. 中式长袍10张〔9〕。5. 中山装或列宁装1张〔10〕。

图1 笔者统计民国报刊所登徐悲鸿戴大黑领结照片（部分）

1926年至1941年间〔11〕，佩戴着大黑领结的徐悲鸿频繁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大黑领结的英文名为“cravate”，民国时译为“克拉凡脱”〔12〕，诞生于法国路易十四时代，19世纪浪漫主义时代再次风行，代表贵族绅士礼节〔13〕。1890年左右领带前身“四头马车”式系法已固定下来，在法国也只有少数学院派艺术家才佩戴“克拉凡脱”。不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领结”和“长头发”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对“艺术家”形象的认知。陈抱一、刘海粟、关良、吕霞光、朱沅芷、吴作人都有戴“克拉凡脱”的照片，王济远和梁鼎铭此类照片也较多〔14〕。上海美专、广州美专、苏州美专、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合影中亦可见有人佩戴。

这种时尚当时也遭到一些批评〔15〕，汪亚尘对“大领结”有过异议〔16〕，叶浅予等人也画漫画讽刺〔17〕。后来“大领结”泛化为文艺界人士装腔作势的代名词，漫画《我如何成功了诗人》配文：“1我主编了只有两页的诗刊。2然后我长起辫子，打大领结，拿士的克。3我亲自送诗刊给女学校的负责者。4然后我到各女校巡回演讲。5于是我的诗刊广征女性作品。6我选其中最标致的向她求爱。7她崇拜我和我结婚。8婚后生活丰富，灵感即景而生，于是我写了巨册诗集。名，利，女人，哟！我成功了！”〔18〕

将之戴出品牌效应的还属徐悲鸿〔19〕，“克拉凡脱”具有的精英意味与徐悲鸿的学院派艺术理想契合，给不少人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20〕。很多场合下徐悲鸿已成为被“观看”的对象，韦启美曾写道：“我专注地看先生作报告，竟没有听全他讲了什么。从我坐的后排望去他那独特的绸领结凸显在胸前，像巨大的振翅的黑蝴蝶，像崖上展翼欲飞的苍鹰，像飞向远天的鲲鹏的身影，像滚滚乌云凝为墨汗汁扬波于池中。”〔21〕“克拉凡脱”彰显着徐悲鸿的法国学术资源，时人与他合影时也会感到“与有荣焉”。

王少陵记述过给徐悲鸿拍照的细节：“他说：‘很好，怎样拍呢，像这样微弱的灯光行不行哪？’我说：‘行的，这个镜头在晚上都可以拍的，您就站那里，不是很好的pose吗？’‘但是我须要绑回一条领带’……虽然房间的空位很少，但是我们运用不同的姿势和方式，一连拍了好几张。”〔22〕徐悲鸿对摄影感兴趣，为他拍照的多是著名相馆、记者或摄影家〔23〕，他积累了不少被拍摄的经验，会摆姿势（pose），比一般人对此要熟悉得多。对光线的关心体现出他对摄影技术有相当的了解，而“须要绑回一条领带”证明徐悲鸿对自己在照片中的形象是有要求的。

徐悲鸿有不少穿中式长袍的照片〔24〕，刊发的仅有10张，且与其所处的场合有相关性。如与泰戈尔合影时穿中式长袍可以体现其中国画家的身份，且符合泰戈尔所提倡的亚洲主义思想。用于新闻传播和日常留念的照片间也有区分，民国报刊中徐悲鸿系领带的照片12张，除“未赴欧洲留学前之影”外，其余都是1933年至1934年徐悲鸿在欧洲举办展览期间。此时他也有戴“克拉凡脱”的照片留存，但新闻刊发的照片中他都系领带。因“克拉凡托”颇具法国特色，在德国、意大利、俄国时选择普适性较强的装束更加符合外交礼仪。

除照片外，作品也是画家的一种视觉形象。艾中信、杨建侯、黄养辉、王琦等人都是通过报刊上的作品得知徐悲鸿，大众更是如此。就目前所见，笔者统计徐悲鸿在民国报刊中发表的西画作品64张，其中人物肖像42张，人体11张，创作6张，风景5张。国画作品116 张，其中动物画90张：马27张，鸡11张、猫9张、喜雀8张、鹰7张、狮5张、鹅4张、鱼鹰4张、松鹤3张、水牛2张、鹿1张、猪1张、麻雀1张、松鼠1张、猫鼠1张；人物画13张：人物6张、人物与马4张、牧童与牛3张；植物9张：松3张、竹2张、竹梅2张、古柏2张；山水：4张。刊发的中国画远多于西画，以动物画为主，且马的数量最多。加之《徐悲鸿一马万金》《徐悲鸿沪寓失马记》等文章渲染，使得徐悲鸿以画马最为大众所知。

将报刊中徐悲鸿的照片和作品合起来考察则会发现：1928年至1929年间，他照片中多穿西装戴“克拉凡脱”，作品多为西画〔25〕。1946年至1947年间，照片中多穿中式长袍，作品多为国画〔26〕，这两时段中徐悲鸿的视觉形象是统一的。而报道数量最多的1930年至1937年间〔27〕，照片作品之间则呈现出一种矛盾。如1930年5张戴“克拉凡脱”照片，5张西画，15张国画。1935年5张戴“克拉凡脱”照片，1张中式长袍照片，1张西画，17张国画。1936年4张戴“克拉凡脱”照片，1张西画，17张国画。出现在当时大众读者眼中的徐悲鸿几乎都是穿着洋装，而作品呈现的形象却是一位中国画家甚至是“马画家”。

这个矛盾的形象可以在1934年《读书顾问》第3期刊登的照片“画室中之徐悲鸿氏其旁之马为其最近得意之作”中得到验证。1931年他还曾作一幅《自画像》（图2），画中他戴“克拉凡脱”，持油画笔，背景是颇具水墨气息的群马图像。或许这种西方古典学院派装束加中国画的混搭，正是符合徐悲鸿此阶段艺术追求的理想形象。

图2 徐悲鸿 自画像 布面油彩 100×70厘米 1931

1943年后，徐悲鸿戴“克拉凡脱”的照片少了。某些较正式的场合里他穿西装打领带，其余都是穿中式长袍、中山装或列宁装。这可能与社会以及自己周围的环境相关〔28〕，也可能与徐悲鸿的创作重心转向中国画相关。徐焕如回忆说：“特别是1943、1944年……（徐悲鸿）开始由油画创作全部转向了国画创作。”〔29〕叶鼎洛也描写过这一转变：“他曾经一直穿西服，大打黑领结，看起来像一个欧洲十八世纪的人物……但听说，徐悲鸿多少年来常穿中国衣服，常作中国画，更不打大黑领结了，大概他已经明白是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了。”〔30〕

二、媒体与应酬画

民国时期徐悲鸿的相关讯息得到了媒体的大量传播〔31〕。如1935年初徐悲鸿到访北平一事即被密集报道。2月9日《天津益世报》刊登《艺术界欢迎徐悲鸿》详述茶话会情景〔32〕。10日刊登《赛金花访徐悲鸿》消息〔33〕。11日刊登《徐悲鸿昨日南返》〔34〕。28日《徐悲鸿为赛金花作画四幅》后续报道〔35〕。

《天津益世报》的报道富有即时性，《北洋画报》则更富渲染性。2月12日《徐悲鸿来平小记》称：“在欧展览图画后归来之徐悲鸿，最近忽北来北平。这消息初在北平传出时，大家都认为这又是和胡蝶到津一样的不可信。有一个记者去问徐的好友熊佛西，熊也不信。因为事前一点也没有这种消息。可是徐是真来了，住的地方是西四毛家湾蒋梦麟家……他为了怕人打搅他的工作，所以事前毫未声张。到平三天之后，这消息终于瞒不住了，可他还是瞒着新闻记者，说来后又上了天津，直到八日画像工作完毕，他才与吴迪生王青芳萨空了的艺文中学茶话席上，坐了一次公开的谈话。这个会事前并未向各方发通知，只在报上发了个新闻，竟不期而集百余人。其中最热心的是齐白石，他来了两次。第一次来看了徐的画，徐还没来，他走了。第二次又来，据说这次是来看‘人’。”〔36〕其实《北洋画报》早在1月3日已刊登消息：“画家徐悲鸿昨有函致其平中友人，云将于新年由京到平，小作勾留。”〔37〕

1935年初正值徐悲鸿旅欧巡展后声望的高点，媒体追逐热点是自然的。不过《北洋画报》一直都是徐悲鸿重要的宣传媒介和舆论助力，1929年至1937年间累计报道过徐悲鸿54次〔38〕。仅来平一事，2月16日又刊登《最近到平之画家徐悲鸿与周作人齐白石合影》〔39〕，21日刊登《徐悲鸿绘马》，28日刊登《徐悲鸿游欧归国到平后第一次试笔》〔40〕。同年4月至12月，对徐悲鸿又有4次报道〔41〕。

《北洋画报》的创办人冯武越民国初年时在瑞士与徐悲鸿夫妇相识，但不甚熟悉。1928年10月至11月徐悲鸿被聘为北平大学艺术院院长期间，冯武越“乃试投函，得其覆札，并作品复影数事”〔42〕，从此关系密切。1929年1月末徐悲鸿从北平大学艺术院辞职，2月16日《北洋画报》报道：“北平艺术院院长徐悲鸿君，业已辞职不就，不日仍南下。”〔43〕3月19日冯武越发表《记徐悲鸿》表示支持：“余尝告人曰：中国今后之大画家，当推徐悲鸿氏……则悲鸿初长北平艺术院，即为人排斥而去，此益足徵悲鸿之为大，故为俗世所难容……悲鸿而为院长，是不啻为官，案牍劳形，则无暇治艺，悲鸿将亦不过以常人终耳。惟舍此敝履，而后能精研艺术，益求深造……此悲鸿所以为悲鸿，而高人一等也。”〔44〕同期还刊登了《徐悲鸿君致本报冯武越之一封书》《中国大画家徐悲鸿君自绘像》《名画家徐悲鸿君得意作品之一》。冯武越认为徐悲鸿“返国之后，以不事宣传，人鲜知之者”〔45〕，所以标题多冠以“名画家”为之宣传〔46〕。

1931年5月徐悲鸿率中央大学学生北上参观过津时到访北洋画报社〔47〕，其间为报社友人作了不少画，并与刘老芝、黄二南为报社创办5周年合作画纪念，主编吴秋尘撰文记之〔48〕。当时新闻报道经常围绕“佳话”展开，活动中产生的应酬作品后来也陆续刊登〔49〕，此年《北洋画报》报道徐悲鸿21次。

晓耕的文章描述了徐悲鸿忙于应酬画的情景：“只要是风雅之士，都以一得悲鸿之画为荣，正可说：‘家无悲鸿画，必是俗人家’了……徐氏的应酬画，当然也不少……都是托人介绍先与做了朋友，久后求他赐画，无不有求必应。这样一来平日他是很少有人去单独买画的，都是在干那应酬画的无代价工作。”〔50〕因徐悲鸿是“名画家”，受其赠画者亦主动赠刊作品照片以见报端。陈其采曾作诗《徐悲鸿先生赠画马一帧赋谢》发表，附后还写道：“曩在首都承画白猫神情特异珍如拱璧今不知流落何所矣。”〔51〕徐悲鸿在报刊中发表的中国画多、肖像多的情况也与此相关。这增加了徐悲鸿作品在媒体中的传播，也加深了大众对徐悲鸿常作应酬画的印象。

三、热点与绯闻

徐悲鸿自法归国后不断有消息见报〔52〕，一直保持较高话题度〔53〕。他的艺术活动得到充分宣传，如1933年至1934年间徐悲鸿在欧洲举办巡展时的报道至少有87篇。

徐悲鸿经常对艺术界现象进行激烈批评并引起争议〔54〕，正符合媒体寻求爆炸性新闻的需求。如徐悲鸿发表《艺术？空气！》〔55〕后，《文艺新闻》即有《首都的艺术？空气？徐悲鸿的个人展及其一片牢骚语》进行转载评论〔56〕。1937年5月《徐悲鸿谈艺术》发表后，更是激起燕少妍、谢天际、欧阳予素、梁彦之、林镛、梁锡鸿、胡善余、朱亚之、任瑞尧、叶野青、赵兽、黄瑞碧、彭黑襄、蓝琼尼、何铁华、苏卧龙、李凤公、张祥凝、乌社、独立画会、广州艺术社联名发表《质问徐悲鸿》一文〔57〕。《南京特写》亦作《徐悲鸿不满于众》〔58〕报道此事件。

徐悲鸿亦常登报公开反击对他的冒犯。1931年《徐悲鸿被疯狗咬而未伤》报道：“忽发现徐刊有一启事，谓‘被疯狗咬了一口，幸未负伤，此疯狗者将来会成为天狗’……缘当徐举行个展时，新民报金满城所编的葫芦附刊上有一篇关于徐之文字，内容倍极无聊，徐之友朋持以告，于是乃有此启事发表。”〔59〕最典型的例子还是徐悲鸿与刘海粟的论战。一般认为导火索是1932年11月1日曾今可在《新时代月刊》中说“徐悲鸿，林风眠……等都是他（刘海粟）底学生。”〔60〕但这并不是第一次因形象宣传问题使得徐悲鸿对刘海粟不满。

1919年7月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美术》杂志第2期刊登了《徐悲鸿君小影》。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出现在报刊中的徐悲鸿个人照，配文：“上海图画美术学校毕业生北京大学画学研究会导师现由教育部特派赴法国留学美术。”〔61〕照片可能是徐悲鸿十三四岁（1907—1908）时所摄〔62〕。小影中徐悲鸿面容稚嫩，衣着寒酸，而他在1918年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合影中已穿得相当西化时尚。这张小影不是假的，但不具有时效性，更极不符合徐悲鸿的意愿。此期《美术》出版于1919年7月份，并有“闻（徐悲鸿）于前日已乘印伯丸由伦敦赴法”的消息〔63〕。其实1919年1月至3月间徐悲鸿在上海逗留两月有余，并在报纸上广而告之。而《美术》早在1918年10月第1期时就将徐悲鸿列入其毕业生进行宣传，却又不知会当时就在上海的徐悲鸿。后徐悲鸿在海外得知此事，愤而登报谴责。

1921年3月21日《新申报》发表了徐悲鸿《美术界注意》一文，开篇为：“闻友人自沪来者言、沪上有所谓图画学校者、出美术杂志、登有鄙人小像、且载许多事迹、翼以贱名、招摇贸利、多年前、鄙人初至海上、满心欲习西洋画、来自乡间、莫辨真伪、望门即趋、故曾入一爱而近路所谓图画美术院、为甬人乌始光者所办、绝无设备、教员有杨某、及一名刘海粟者、形同流氓、更无技能之可言、（皆为一周口者之逃生云）鄙人旋去之、其院亦闭、盖所谓野鸡学堂者也、鸿八岁学画、至今未辍、当日虽亦糊口东西南北、自信造诣较彼辈必深、纵有微名、非所喜骛、不图竟有一不相干之学校、以鸿远在海外、无价值印刷物之不入目、又奈何他不得、敢为此举、爰草习艺、世界今日之美术界并其美术家、中国美术界及美术家、并其所谓之洋画界及所谓之洋画家、来欧习艺指南、现在欧习艺者并其已归者等题布诸当世、凡有心学术者、幸对此等败类、力加抨击、庶几文化前途、有光明可发、夫岂独鄙人之幸、悲鸿敬启。”〔64〕这正是《节录徐悲鸿君由法来信》〔65〕中被节录掉的原文首段。

1930年黄警顽《介绍一位青年画家徐悲鸿》文章配图“大画家徐悲鸿先生未赴欧洲留学前之影”〔66〕，或许就是对当年形象的澄清。徐悲鸿的介意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照片在大众眼中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记事照相镜者。于影片上记其地。记其时。记其事。及其他一切之说明者也。故影片洗出之后。此片为何人。或何处风景。何处事实。摄之者为何时。一目了然。不致有遗忘思索之苦”〔67〕。

1932年的这次冲突中徐悲鸿反应速度很快。仅隔1天，《申报》即刊出《徐悲鸿启事》：“师道应尊，但不存于野鸡学校。因其目的在营业欺诈，为学术界蟊贼败类，无耻之尤也。曾某意在侮辱，故不容缄默。”〔68〕11月5日《申报》将徐悲鸿、刘海粟、曾今可的启事一并刊出。此事被广泛转载，11月6日《益世报》刊登《徐悲鸿痛斥刘海粟》。11月9日徐悲鸿又在《申报》回应刘海粟的启事。11月12日《益世报》发表《刘海粟四面受敌—既不容于徐悲鸿—被质于徐朗西—艺术叛徒之厄运》称：“自六日本报揭载徐悲鸿痛斥刘海粟一文后，平津各报竞载其事，刘海粟被徐所责，自不甘心，遂有反攻之启事见诸报端，内有法国画院之尊严等语，讽徐以‘艺术绅士’自居之不当。徐见报后，大愤，乃措辞之激烈，较之前次启事，殆有过之。按刘氏前答徐氏启事中，有‘鄙人无所畏焉’之语，则此后必将更有一番剧战，读者拭目俟之可。”〔69〕

论战不仅激起两人及其拥护者的对立情绪，也招致了大量批评。韬奋说：“他们你一个‘艺术流氓’，我一个‘艺术绅士’，有人说笑话，说他日中国的艺术界里，获于象征派写实派浪漫派等等之外，又有‘绅士派’‘流氓派’等等的产生……最害人的还是广告上的宣传，捧场的人也不能不负几分责任。”〔70〕何典《徐悲鸿为刘海粟弟子考》更是一并加以讽刺：“第一，徵之于校……师生各刊启事，尚有互相标榜之嫌乎？第二，徵之于吹……此等牛皮，岂不伟大？非但不让与海粟，且有青胜于蓝之誉。论者谓中国幼稚之艺术界中有牛皮派，刘海粟倡之，其徒徐悲鸿继之，岂不然耶？第三，徵之于拍。海粟固尝为名公大人画像矣，且尝以自己作品，所谓不朽之画偏赠名公大人邀誉矣。徐悲鸿深受乃师之熏陶，‘其油绘有康南海，陈三立，吴稚晖，张溥泉，陈铭枢，李济琛等诸人像’，写入自传，用为夸耀，几不知拍马为不甚荣誉之事。”〔71〕造成如此舆论结果或许本不在徐悲鸿预期之内。

徐悲鸿的感情生活也沦为大众的谈资。早年徐悲鸿与蒋碧微有新式婚姻、幸福美满之“人设”，因此一旦传出绯闻，媒体则多加报道。如1931年《美画赠美女：徐悲鸿的运动锦标》〔72〕。1936年《徐悲鸿的罗曼司》〔73〕、《徐悲鸿夫妇闹离婚、大慈大悲无非佳话》《因潘宜之买地相思江而谈及徐悲鸿红豆戒指》〔74〕等。1937年《画家徐悲鸿氏之韵事》又以“韵事”形容他与桂剧演员东渡兰的往来〔75〕。

虽然1946年1月15日媒体就刊登了“名画家徐悲鸿氏近与廖静文女士在渝结婚”〔76〕的消息，相关报道也很多〔77〕，但之后围绕徐悲鸿婚姻的八卦戏说却添油加醋，层出不穷。如“盖蒋碧微以垂老之年，忽堕徐谟情网……演成艺坛绝大桃色纠纷”〔78〕，“悲鸿喜新而厌旧……然蒋爱徐之情，终不稍减”〔79〕。有的爆料徐悲鸿在新加坡的恋情〔80〕，有的暗指蒋碧微出轨张道藩〔81〕，有的称徐悲鸿新夫人是法国留学生〔82〕。1946年初就已经明确公布的徐廖结婚的消息，竟以众说纷纭的八卦方式延续到1948年〔83〕。1946年至1948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且未爆发解放战争的时期，这时期小报对徐悲鸿绯闻的大量编纂，无疑是徐悲鸿作为公众人物被媒体娱乐消费的体现。

结语

徐悲鸿有意识地通过媒体塑造、展示自身形象，彰显他的艺术理想及学术资源，并随着不同的场合加以调整。他与媒体的密切关系方便传播自身的同时也附带了诸多副作用。作为当时“艺术家”的代表人物，他的言论经常激起讨论，个人生活也不免成为大众娱乐消费的谈资。直至今日，大众熟知的徐悲鸿依然没有脱离“画马”“绯闻”等故事。而随着徐悲鸿研究不断深入，在某些方面，他似乎仍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课题“近现代中国视觉文化研究”成果，项目编号：310422123）

注释：

〔1〕1953年徐悲鸿逝世、1983年和1995年两次大型纪念中有不少回忆文章，廖静文、吴作人、冯法祀、侯一民等人多描述徐悲鸿不满于国民党的腐朽统治，配合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等爱国事迹，以及向“现实主义”“左倾”进步思想靠拢的艺术主张。

〔2〕《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徐悲鸿589条；《瀚堂近代报刊》中徐悲鸿899条。两个数据均有即时波动略增情况。

〔3〕“公众人物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7年的足球教练和退伍将军案的判例中首次提及的概念。在1974年的格茨诉韦尔奇案中，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完全性公众人物和有限性公众人物。所谓完全性公众人物，是指著名的、引起公众注意、具有说服和影响大众的地位和能力，并且经常出现于大众媒体的人士。”见杨士林《“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及解决机制》，《法学论坛》2003年11月5日第18卷第6期。“公众人物”概念出现的较晚，但徐悲鸿符合相应条件。

〔4〕本文依据《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和《瀚堂近代报刊》中的约一千条相关报道。1926年至1936年间数量和文献种类最多，抗日战争期间数量骤减，1946年至1948年间有所恢复。

〔5〕笔者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书籍中找到照片182张，共248张，以作辅证。

〔6〕西装配大黑领结书籍中59张，共99张。民国报刊中比例40/66。所有照片中比例99/248。

〔7〕西装配领带书籍中9张，共21张。

〔8〕各式西装未配领带书籍中15张，共18张。

〔9〕中式长袍新中国成立后书籍中73张，共83张。

〔10〕中山装或列宁装书籍中26张，共27张。

〔11〕照片较多的年份主要是1926年至1941年间（61张）。1919年1张（中式），1920年至1925年无，1926年至1941年61张，有大领结40张。1942年至1945年无，1946年3张（中式），1947年1张（中式）1948年至1949年无。参考书籍中的照片来看，1943年后中式长袍照片逐渐增多，1946年后以中式长袍和中山装、列宁装为主。沈左尧回忆徐悲鸿喜欢“在浅色西服外罩一件深色旧长袍，敞襟露出大领结”，刘锦亦称如此。但未见到这样的照片。

〔12〕参见落华《领带的鼻祖——路易十四是创始人》，《飘》1946年第7期。风闻《领带鼻祖》，《新上海》1947年第61期。

〔13〕材质多为印度细棉布和东方丝绸，以黑白色为主。常见的系法有4种，民国时期画家们佩戴的或属“拜伦式”。

〔14〕报刊中王济远有11张戴克拉凡脱的照片，是天马画会、上海美专、中日联合美术展览会、与徐志摩游美以及个展等场合。梁鼎铭有7张戴克拉凡脱的照片，3张为画家介绍，4张为订婚合影，配文提到其“放洋”“游历欧洲”。

〔15〕富华《各有千秋——艺术家与长头发大领结》，《千秋》1933年7月1日第3期，19页。“哦！原来中国艺术家跑了一次欧美……当然要连这劳什子——长头发大领结，货真价实的带回来了。”

〔16〕翠微生《汪亚尘口中之艺术家：打倒长头发与大领结》，《罗宾汉》1928年10月28日第2版。

〔17〕叶浅予《一处靠近美术学校的山东馆儿楼上那长头发和大领结的印象》，旭光《自命艺术家的黑色大领结在狂风中回舞》，黄尧《牛鼻子：大领结》，陈惠龄《吾日三省吾身：头发梳光了没有？领结打好了没有？皮鞋擦亮了没有？》以及《打着大领结自为艺术家的中国老大》《艺术家的构成——长头发、大领结、洋装》等。

〔18〕林炼安《我如何成功了诗人》，《新亚》1943年第9卷第5期。

〔19〕笔者找到他戴“大领结”的照片99张。《良友》1930年第47期马国亮漫画《当代名人画像：画家徐悲鸿》中徐悲鸿特征亦戴克拉凡特。

〔20〕对其大领结留有深刻印象的如蒋兆和《患难之交 画坛之师》，《徐悲鸿——纪念徐悲鸿先生逝世30周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页。萧淑芳《怀念我师徐悲鸿》，《美术》1995年第10期。

〔21〕韦启美《生命到处闪光——忆徐悲鸿先生有关教学的几件事》，《美术研究》2003年第3期总第111期。所记场景为1942年。

〔22〕王少陵《在香港会见徐悲鸿先生》，《艺风》1936年第4卷4期。

〔23〕为徐悲鸿拍照的摄影师有：戈公振（6张）、郎静山（4张）、张文杰（1张）、陈国琦（1张）、周兆丰（1张）、宝记（1张）。

〔24〕笔者找到徐穿中式长袍照片83张，民国报刊中10张。1942年前14张，1943年至1946年接管北平艺专前11张。1946年至1953年48张。

〔25〕1928年与1929年徐悲鸿发表作品中西画居多，与照片形象一致。1928年3张大领结照片，12张西画，1张国画。1929年5张大领结，18张西画，7张国画。

〔26〕1946年报道数量呈上升趋势，刊有3张照片，题为“1946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之艺术生活”，皆穿长袍画国画。

〔27〕或与物资匮乏战争毁损相关。1938年至1945年、1948年至1949年数据库中报道整体少，极少出现照片和作品。

〔28〕徐悲鸿与蒋碧微的18张合影中1张穿中式长袍，其余西装。与廖静文30张合影则为中式长袍。

〔29〕徐焕如《我的叔父徐悲鸿》，《徐悲鸿——回忆徐悲鸿专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页。

〔30〕叶鼎洛《徐悲鸿》，《青年界》人物素描特辑，北新书局1948年新6卷第1号，第7页。

〔31〕民国报道徐悲鸿的报刊种类多，据笔者统计《瀚堂近代报刊》中收录76种。《民国全文期刊库中》中收录209种，作者152位。

〔32〕《艺术界欢迎徐悲鸿》，《天津益世报》1935年2月9日第8版第2张。副标题“长须乱发者萃集一堂、齐白石扶病留书、寿石工因胖先走”。

〔33〕《赛金花访徐悲鸿》，《天津益世报》1935年2月10日第8版第2张。

〔34〕《徐悲鸿昨日南返》，《天津益世报》1935年2月11日第8版第2张。“业与昨（十日）下午三时零五分搭平沪通车南返”。

〔35〕《徐悲鸿为赛金花作画四幅》，《天津益世报》1935年2月28日第8版第2张。

〔36〕无聊《徐悲鸿来平小记》，《北洋画报》1935年2月12日第1204期。

〔37〕《曲线新闻——平讯》，《北洋画报》1935年1月3日第1188期。

〔38〕1929年至1932年间报道徐悲鸿38次，《北洋画报》转售于谭林北后，亦经常对徐的消息进行报道。

〔39〕迪生赠《最近到平之画家徐悲鸿与周作人齐白石合影》，《北洋画报》1935年2月16日第1206期。

〔40〕絗裳赠《徐悲鸿游欧归国到平后第一次试笔》，《北洋画报》1935年2月28日第1211期。

〔41〕分别是4月23日《艺人雅集》合影、8月22日《名画家徐悲鸿与齐白石合作松鼠》、10月24日《徐悲鸿为吴迪生绘习苦斋图》、12月31日《徐悲鸿与齐白石合作猫鼠》。

〔42〕越《记徐悲鸿》，《北洋画报》1929年3月19日第6卷第294期。

〔43〕《如是我闻》，《北洋画报》1929年2月16日第6卷第281期。

〔44〕越《记徐悲鸿》，《北洋画报》1929年3月19日第6卷第294期。

〔45〕越《记徐悲鸿》，《北洋画报》1929年3月19日第6卷第294期。

〔46〕1929年4月4日《名画家徐悲鸿之又一得意作品》，5月2日《名画家徐悲鸿君十年前为本报冯武越绘水彩山水》作品。1930年2月11日《名画家徐悲鸿氏最新杰作〈惊艳〉》，2月13日《名画家徐悲鸿氏杰作〈群乐〉》，12月30日《名画家徐悲鸿画马》。

〔47〕《曲线新闻》，《北洋画报》1931年5月21日第13卷第627期。“中央大学教授名画家徐悲鸿，率学生北来参观。定日内到津，将有二三日之勾留”。

〔48〕秋尘《悲鸿过津记》，《北洋画报》1931年5月26日。

〔49〕《北洋画报》刊登相关应酬画有：5月26日《画家徐悲鸿为画家黄二南画象》《画家徐悲鸿画马》《画家徐悲鸿赠戏剧家洪深之“群乐”图片》，6月2日《徐悲鸿为冯武越伉俪画“双马图”》《徐悲鸿为吴秋尘画竹》，6月4日《名画家徐悲鸿画人物》《画家徐悲鸿为画家刘老芝画象》， 6月9日《画家徐悲鸿画赶驴图》，6月25日《徐悲鸿画牛》。7月7日《画家徐悲鸿刘老芝黄二南合作祝画》，7月14日《徐悲鸿画鸡》，7月16日《徐悲鸿为冯武越画象》，7月23日《徐悲鸿画竹》等。

〔50〕晓耕《家无悲鸿画·必是俗人家——徐悲鸿漫谈应酬画·最近行将来沪》，《香海画报》1946年6月3日第12期。

〔51〕陈其采《徐悲鸿先生赠画马一帧赋谢》，《本行通讯》1942年第39期。

〔52〕1926年报道徐悲鸿艺术活动：参加中华艺术大学的兴学展览、第一次成绩展览会，东亚艺术协会展览会。被中央艺大聘为教授，上海函授大学聘为艺术科主任。在各学术机构演讲《美术之起源及其真谛》《欧洲艺术之新趋势》《欧西美术概况》《欧洲艺术之博览》《徐悲鸿君对于国画之意见》等。开洛无线电播音台演讲《希腊之美术》。

〔53〕相关话题如1926年大量演讲和展览，1928年任北平艺院长，1929年二徐论争，1932年与刘海粟论争，1933年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布鲁塞尔个展，1934年欧洲巡展，1935年“中国烂污”筹备中英艺展意见，1937年广东艺术界批评，1940年赴印度会见泰戈尔，1941年募款，1946年绯闻。

〔54〕徐悲鸿曾发表《徐悲鸿对南京拆城的意见》《中国烂污——对于中英艺展筹备感言》等文章，《上海画报》1928年2月24日第326期幽光《画家徐悲鸿访问记》载其言论：“因中国今日之艺术状态、绝类昔日之义和团、狂妄浮嚣、诪张为幻、只须蒙弊得愚顽之那拉后、即算成功、一旦遇真枪炮、便屁滚屎流、必致逃不及而就毙、故南北虽有官办商办之美术学校十所余、历时亦十余年、其所以不济事者、因其艺术之意义上、无充分之了解、余食贫习惯、又不喜广告之名、惟日事工作自娱、有把戏吾亦不看、遑论求我做把戏给人看”。

〔55〕徐悲鸿《艺术？空气！》，《中央日报·大道》1931年3月25日。

〔56〕《首都的艺术？空气？徐悲鸿的个人展及其一片牢骚语》，《文艺新闻》1931年4月6日。

〔57〕燕少妍、独立画会等《质问徐悲鸿》，《美术杂志》1937年6月1日第1卷第4期，95页。“五月十二日香港工商日报有‘徐悲鸿谈艺术’，其‘对我国近代艺术的意见’云：广东只有一位去世多年的苏六朋绘画瞎子或乞丐的作品，都是表现生活的，他死后，以生活为题材的作家就简直可以算没有，都是花草鸟兽人物等抽象理想的作品，与实际生活毫没关系，而流为贵族化。从来没有一位作家能把广东精神描摹出来过，广东人民的坚忍，勇敢，刻苦的种种美德也从来没有人把他在画上表现过，他希望今后两广研究艺术的同志不要忽略这一点，要把艺术推广到大众里去……徐氏这种自尊自大，目空一切的态度，简直是藐视了广东的艺术界而向广东艺术界挑战！”

〔58〕阿瑛《徐悲鸿不满于众》，《南京特写》1937年6月第1卷第4期。

〔59〕《首都画坛新讯·两位努力的人——徐悲鸿被疯狗咬而未伤》，《文艺新闻》1931年4月20日第3版。

〔60〕曾今可《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新时代月刊》1932年11月1日第3卷第3期。

〔61〕《徐悲鸿君小影》，《美术》1919年7月第2期，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出版部。

〔62〕照片年份根据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所载，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63〕《美术家之赴法留学》，《美术》1919年7月第2期，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出版部。

〔64〕徐悲鸿《美术界注意》，《新申报》1921年3月20日第2张第3版。

〔65〕《节录徐悲鸿君由法来信》，《晨光》1921年6月1日第1卷第1期。

〔66〕黄警顽《介绍一位青年画家徐悲鸿》，《上海画报》1930年第549期。

〔67〕秋水《物质文明识小录——记事之照相镜》，《进步》1914年12月第7卷第2号。

〔68〕徐悲鸿《徐悲鸿启事》，《申报》1932年11月3日。

〔69〕《刘海粟四面受敌—既不容于徐悲鸿—被质于徐朗西—艺术叛徒之厄运》，《益世报》1932年11月12日。

〔70〕韬奋《漫笔》，《生活》1932年11月26日第7卷第47期。

〔71〕何典《徐悲鸿为刘海粟弟子考》，《申报》1933年6月6日。

〔72〕《美画赠美女：徐悲鸿的运动锦标》，《文艺新闻》1931年5月4日第2版。称徐悲鸿赠画不赠第一名，而赠“风姿在中大有相当地位”的第二名徐以棻。

〔73〕黄小漫《徐悲鸿的罗曼司》，《玫瑰画报》1936年3月30日。

〔74〕若定奇《因潘宜之买地相思江而谈及徐悲鸿红豆戒指》，《天文台半周评论》1937年5月1日。称“闻此约指，颇有一段艳史，询其经过，则笑而不答”。

〔75〕一介《画家徐悲鸿氏之韵事》，《天文台半周评论》1937年5月5日第2张。

〔76〕《郭沫若诗贺徐悲鸿》，《雍言》1946年1月15日第6卷第1期。

〔77〕由详《徐悲鸿在渝再结婚》，《海风》1946年1月26日第11期。绛树《徐悲鸿又作新郎，郭沫若证婚赋新诗》，《光海》1946年3月27日第17期。灵通《徐悲鸿再度结婚》，《飘》1946年5月17日，亦以涂闻之名发在《海潮周报》第25期。

〔78〕勤孟《徐悲鸿念父求遗作》，《海风》1946年1月19日第10期。

〔79〕须宜《蒋碧微不忘徐悲鸿，标卖近代名人书画》，《大观园》1946年2月26日。

〔80〕史氏《徐悲鸿万字情书投南海：蒋碧微已告仳离，热带女音讯毫无》，《飘》1946年3月22日。

〔81〕煦福《蒋碧微身为官太太，徐悲鸿有子殉国》，《七日谈》1946年4月24日第19期。

〔82〕文沙《徐悲鸿婚变详记》，《海涛》1936年5月4日第11期。

〔83〕1946年4月14日上士《徐悲鸿多情薄情?》，10月26日《沪光》刊登冉有《辜负朋友的调停的美意——徐悲鸿“破镜”不重圆》，11月23日《中外影讯》刊登《徐悲鸿闪电离婚》，12月19日《海燕》刊登刘生《徐悲鸿的情敌》。1947年2月11日维他《徐悲鸿与他的“子弟们”》、6月27日文哲《徐悲鸿二三事》，1948年3月16日广阳客《情天多恨之徐悲鸿》。

季海洋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