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路边摊贩到公司董事长，她的半辈子也是义乌的发展史

摘要：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正式与读者见面。这本书以义乌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为蓝本，深入剖析了义乌如何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县城崛起为“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的经济传奇，成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关键钥匙。

题图：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剧照

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正式与读者见面。这本书以义乌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为蓝本，深入剖析了义乌如何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县城崛起为“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的经济传奇，成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关键钥匙。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义乌，这个曾经的小县城，如何蜕变成国际瞩目的小商品之都？从“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义乌的故事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独特案例。为何义乌能成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中心？“一根吸管”的生意如何卖遍全球？县域经济的成功能否复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义乌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以义乌的经济崛起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政府与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的辩证关系，切中肯綮地回答了地方经济“管”与“放”的疑问。

从路边摊贩到公司董事长

她的半辈子也是义乌的发展史

文 | 胡宏伟

来源| 《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

本文根据《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何海美独家访谈撰写。

何海美，义乌市城西街道五星塘村人，是义乌第一代市场经营户。

1978年，她在机缘巧合下通过售卖电影剧照赚取“第一桶金”。萌发了“做生意”意识的她，在市场上不断打拼，见证了义乌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也亲历了义乌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的嬗变。目前，她还坚守在商海，同时兼任义乌市围巾行业协会会长、浙江省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等多个公益职务。

何海美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着围巾生意。图源：荔枝新闻

相片开启的第一桶金

1978年，义乌城西，何海美正深陷生活的泥沼。她的儿子已经2岁了，可户口却一直没有地方落实，这个问题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她的心头，直到孩子5岁才得以解决。

彼时的义乌，小孩跟随母亲落户困难重重。何海美作为回乡知识青年，按照当时的政策，她的子女户口无法落在农村。而她的丈夫只是食品厂的普通工人，工厂也无法解决孩子户口问题。

回忆起那段艰难岁月，何海美满是感慨。丈夫每月30元的工资，在当时虽不算少，但一家三口仅靠这30元以及丈夫30斤米的定额粮票生活，实在捉襟见肘。何海美从农村嫁出后就没了粮食供应，儿子又没户口，30斤米对于三个人来说，远远不够吃。

何海美接受采访

她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丈夫中午从单位买了5分钱的藕回来，一家三口就着酱油吃，那是他们最艰苦的时刻。虽然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只要能吃饱饭，哪怕就着咸菜、酱油，也觉得满足，但是生活的重压，让何海美深感经济的困窘，她感觉自己被生活逼到了墙角。

一个偶然的契机，改变了何海美的生命轨迹。当兵的哥哥在杭州留下部队，趁着探亲假带着妻子回到义乌。哥哥在部队搞摄影，带回了几张照片（也有可能是明信片），其中有两三张是《红楼梦》里林黛玉的形象，说是从杭州照相馆买的。

何海美保存着一本当初售卖相片的影集。图源：荔枝新闻

当时，越剧电影《红楼梦》正在义乌放映，“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没有演过古装戏，而《红楼梦》电影的出现，瞬间点燃了老百姓的热情。义乌电影院通知电影将放映三天三夜，票价仅5分钱，而何海美的家离电影院不远，就在如今的绣湖附近。看到哥哥带回的照片，何海美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拿去卖，看看是否有人买。

那是5月的一天，在当时，“做生意” 这个概念还不被大众接受，甚至被认为是丢人的事。何海美想让弟弟去卖，弟弟拒绝了；让嫂子去，嫂子也不愿意。何海美咬咬牙说：“我去，去试试看也没关系。”

第二天电影第一场，大概早上9点或9点半，何海美拿着不多的几张6厘米 ×6厘米的小照片，装进信封来到电影院门口。她不好意思叫卖，便找了一个在门口看自行车的十二三岁小孩合作。当时自行车寄存费是两分钱，何海美跟小孩说：“你帮我卖照片，卖一元一张，赚的钱我分给你百分之十，自行车我帮你看着。”小孩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第一天带来的五六张《红楼梦》照片，在第一场电影结束观众出来后就迅速卖完了。在那个年代，五六元钱可不是小数目。

何海美看到了希望，下午便去了杭州，到照相馆买了二十几张照片，每张4毛多。哥哥借给他们一些钱当作本钱。就这样，三天下来，他们卖了33元，这对何海美来说，是她人生的“第一桶金”，是一个超乎想象的数字。要知道，在当时的义乌，几乎没人敢做生意，哪怕只是在饭店门口卖一斤花生，都可能“被抓”。

随着《红楼梦》电影在义乌放映结束，何海美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去赶 “交流会”，继续寻找生活的转机。

第一次“交流会”，何海美去了萧山，那时萧山的“交流会”也被称作“庙会”。她跟着一个50多岁卖鞋垫的人一同前往。那时的“交流会”，商品种类并不丰富，有凳子、洗衣服的搓板、桌子之类的日常用品，老百姓们在这儿互通有无，这里就像一个热闹的集市。此外，还有一些民间艺人的表演，吞剑、变戏法等，引得众人围观，场面好不热闹。

何海美借了一个板凳和一块切菜用的砧板，将照片整齐地摆在上面售卖。那一天，她居然卖了30元左右。第二次，她到了龙游，这次卖了28元。有人给了她一张《贵妃醉酒》的照片，为了能多卖点货，何海美决定去龙游照相馆碰碰运气。她买了一包香烟，带着些许忐忑找到照相馆的师傅“开后门”，花了大概六七元，翻拍了两张照片底片，回来后自己动手冲洗。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做生意是被政府严格管控的。何海美在萧山、龙游没被 “抓”，她觉得自己全靠运气。然而，第三次“交流会”去东阳尖山时，她的好运似乎用完了。东阳尖山是个山区，何海美住在农民家里，平时出去卖照片，她不会把所有的都带上，一般就带20张放在信封里。可被“抓”的那天，她带出去的照片特别多，有七八十张。没想到，那天生意出奇地好，山区的老百姓没看过《红楼梦》，对这些精美的照片特别渴望。当时照片的价格已经涨到2元、5元一张了。四五十个人争着要买，钱都收进来了，可照片却没法一一给到他们，人群挤来挤去，何海美根本没法正常售卖。就在这时，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和工商所的人来了，把她“抓”了进去，禁止她继续售卖，不过照片没有全部没收，只是罚了她20元。

经历这次后，何海美便不想再去赶“交流会”了。一方面,“交流会”的环境嘈杂混乱；另一方面，她的儿子还小，丈夫要上班，她回来时常常看到儿子一个人睡在床上哭泣，满脸都是眼泪，这让她心疼极了，她觉得不能再为了赚钱而不顾孩子了。于是回到义乌后，何海美开始思索新的办法。

义乌城里有个卖开水的地方，她拿着照片去问一个正在买开水喝的鸡毛换糖的人，提出一元一张卖给他，让他在换鸡毛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人要，可那个人拒绝了。

但何海美不甘心就此放弃。她知道义乌东面的廿三里有个市场，已经存在 100多年了，整个“鸡毛换糖”的历史更是将近300年。农历每月初一、初四、初七，是廿三里鸡毛换糖的集会时间，从上午7点半到9点，大家在这里进行货物交流买卖。一些妇女提着篮子，里面装着针线、纽扣等小物件。做鸡毛换糖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用鸡毛换糖给小孩子，就这样简单地进行着物物交换。

当时，打击办不会抓这些做鸡毛换糖生意的人，卖纽扣、糖、纸花，甚至高级点的塑料喇叭都没问题，可何海美的照片属于特种行业，是不允许售卖的。而且她没有“鸡毛换糖”的证，为了能把照片卖出去，她只能跟那些鸡毛换糖的人承诺，她住在义乌城西的什么地方，让他们先拿个两三张去卖，卖不掉就还给她，她把钱退给他们。这样说了之后，总算有人愿意尝试了。

记得那天照片代销赚了钱，何海美一直没什么好衣服穿，就花12元买了块湛蓝色的呢料，回去做了件衣服。还花9分钱吃了一碗藕做的点心，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家了。第一天她卖了31元，心里特别高兴，因为她找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销售方式，可以“藏起来”做生意了。

早年摆摊的何海美

从那之后，廿三里的每个集市何海美都会去。照片都是她自己洗的，她用一个箱子做了个简易暗房，洗照片的时候按一下就能出一张。当时放映《红楼梦》电影的时候，她还拍了几张底片，洗出来做成照片也很好卖。她去上海、杭州拿照相纸，拿的都是二等品、三等品，因为正品太贵了。自己洗成本就低了，就这样，她的生意开始 “利滚利”。

两个月后，来何海美家拿照片的人排起了长队，很多做鸡毛换糖的人一拿就是500张、1000张。因为他们把照片卖开了，有的甚至一张能卖到一元两元。这些鸡毛换糖的人全国各地跑，不知不觉就给何海美打开了销路。在当时，卖这些照片算是很新鲜的事儿，生意越来越好，东西卖得多了，价格也就慢慢降下来了。那几个月，何海美忙得几乎没怎么好好睡觉，感觉自己都快撑不住了，可大家都追着她要货，都是订单，她根本停不下来。

那个时候，何海美不敢雇工，所有的活儿都和丈夫两个人晚上干。每隔几天，她还要自己去杭州、上海买照相纸，丈夫要上班，这事她不敢跟别人说，就连隔壁邻居都不知道，她怕被“抓”。她的家房子只有20平方米，就一张桌子一张床，晚上他们用毛毯把窗户钉起来，在里面洗照片。外面有一口井，洗完照片还要漂白、定影，在水里洗好几次，然后拿回来一张一张摊开。因为没有烤干机，照片散晒会卷起来，特别麻烦，特别累。后来她去上海买了机器，一烘就干，照片还发亮，她的生意也算是慢慢走上了正轨。

在廿三里做生意的时候，何海美还被“抓”过一次。那天是星期六，丈夫也跟她一起去了。他们把照片放在篮子里，打击办的人突然来了，把她的篮子拿走了。他们跟着到了工商所办公室，何海美让他们开发票，说没收东西得给她票据，他们答应了。趁那人去开发票的时候，丈夫偷偷拿着篮子逃走了。后来那人回来也没说什么，没怎么为难他们。从那之后的两三年，她都没再被“抓”过，因为做买卖的人越来越多，打击办的人又少，只是偶尔过来转一下。

到了1979年10月，何海美的生意越做越好。她想着要是能在义乌县城稠城镇卖就好了，不用再跑到廿三里去。有一天她转悠的时候，发现县人民政府旁边原来的五交化公司被火烧掉了，没钱重造，那块地空着，还坑坑洼洼的。她也没跟谁商量，就跟廿三里那些买她货的人说了自己的想法，说他们去县人民政府旁边的空地里摆摊，那里大家都找得到，而且鸡毛换糖的人最后还是要到县城这边坐汽车、坐火车去全国各地，更方便。他们都愿意跟着何海美，毕竟跟着她能赚钱，于是都跟过来了。第一天过去，何海美还送了他们每人5张、10张照片。到1980年，已经有70个人跟着她做生意了。

在县人民政府旁边摆摊的时候，何海美还是得偷偷摸摸的，只把很少的照片放在口袋里，因为打击办随时可能来“抓”人。她把其他照片放在旁边农民家里，藏在人家床上，用被子盖好，卖掉多少再去拿多少。尽管如此小心翼翼，但生意还是在这样的夹缝中艰难地发展着，何海美也不知道未来还会遇到什么，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努力在这充满变数的时代里，为自己和家人寻出一条生路。

在县人民政府旁边卖了一两个月后，随着人数的增多，原本就不宽敞的道路显得愈发狭窄。那时，跟着何海美做生意的人已经有两三百了，狭窄的空间根本站不下，常常把路堵得水泄不通。后来，他们转移到了北门街。义乌老火车站下去有个供销社，供销社门口有一片空地，在这里，生意发展得十分迅速，聚集的人很快就达到了五六百人。

在那个年代，商品买卖的管控极为严格。像何海美的照片，依旧不敢光明正大地售卖，尼龙袜子、鞋子、小孩裤子这些都被视作“大商品”，严禁售卖。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偷偷摸摸地拿出来卖，也有一些人从供销社批发东西出来售卖，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此时的义乌市场，完全是老百姓自发形成的。

湖清门成了他们生意的第三个落脚点。起初，政府对他们的生意没有过多干涉，市场是自发发展的。但随着在县人民政府旁边的人越来越多，过于拥挤，而老火车站那个地方又是个下坡，存在安全隐患。这时，工商所出面联系，提出要给他们换个地方。当时，大家都说何海美善于沟通，税务、工商的人她都认识，于是就让她和另外三四个人去查看新地方，也就是湖清门。

何海美的妈妈就在湖清门附近的服装厂上班。那里有一条小溪，小溪内侧有一小块空间，旁边是文化馆，文化馆前面有一条路。服装厂门口比较宽敞，小溪旁边还有一块空地，原本是义乌老百姓买卖牛的市场。相关人员询问何海美这个地方怎么样，打算把牛市场搬走，让他们到这里来。何海美估算了一下，这里大概能摆放五六百个摊位，便觉得可行。这一次，是政府主导的市场搬迁。

搬到湖清门后，摊位是80厘米长的水泥板，需要通过抽签来决定位置，何海美运气不错，抽到了一个挺好的位置。当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五六百人，大家推选组长，何海美被众人选中。此后，一些琐事都由她来管理，比如有人打架了，她就得去调解。这让何海美感到十分疲惫，她原本有一副好嗓子，可因为要管理生意，经常熬夜，不停地喊话，嗓子也渐渐喊坏了。

在湖清门继续卖了一段时间照片后，到了第二年，何海美发现照片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于是决定改行。她开始涉足新的领域，做起了太阳帽和文胸的生意，踏上了充满未知的创业之路。

“我可以安心做生意了”

来到湖清门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似乎有了给商户办执照的打算，毕竟有了执照生意就能合法化。何海美深知执照对自己的重要性，没有执照，工厂不接待她，货物也无法通过火车运输。在当时，只有退伍军人和知识青年可以办理执照，其他人则不行。何海美的户口是在1958年精简人口时“下去”的，那时她们全家“下放”。可办理执照需要居民户口才算知识青年，符合条件的人在义乌少之又少，何海美一时也办不出执照。

后来，何海美听说有两个人成功办出了执照，一个是在电影院外面卖馄饨、烤肉饼的，另一个是经营卖绳子、扫把这类百货杂店的。为了能办下执照，何海美跑到工商所负责办执照的曹姓工作人员家里，诚恳地向他诉说自己作为回乡知识青年的难处，表明自己真的急需一个执照。或许是她的真诚起了作用，最终，何海美也成功办出了执照，成为第一批拿到执照的人。

何海美读书的时候，义乌有一位县委副书记，他的女儿是何海美的山东同学。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位同学本要回山东，何海美劝住了她，并把她带到自己村里，两人同睡一张床三年。后来这位同学回到义乌在邮电局上班，而何海美没有工作，只能自己做生意。但她不敢把这事告诉同学，一方面觉得做生意有些丢人，另一方面怕同学知道后会举报她，导致自己被“抓”。

一次偶然的机会，何海美碰到了这位同学。同学说她爸爸有电视机的购买票，想送何海美一张，一台电视机800元。何海美当即表示要。同学并不知道何海美其实已经有了四五万元的积蓄，何海美就这样用这笔钱买了电视机。那是1980 年，她隔壁住的大多是在政府部门上班的人，他们都没有电视机，只有何海美有，邻居们都趴在她窗户上看电视。也就是在黑白电视机的省台频道里，何海美看到了谢高华书记，看了两次便记住了他。

到了1982年，一般的生意政府已经开始支持。比如尼龙袜子，当时湖清门有二十几个人在卖，虽然规定不准卖，但平时大家也在卖，打击办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突然有一天，所有卖尼龙袜子的货物全部被没收，十双一打捆好，用胶带封着放在纸箱子里，二十几个人的货物无一幸免。何海美从上海城隍庙拿来的帽子和小孩裤子也被没收了，那天，打击办的两个人把货物全部收走。

何海美所在的湖清门市场有五六个组长，她和冯爱倩都是组长。他们在十字路口讨论，一边是县人民政府，一边是市场出来的路。大家商量着下午去工商所，也没指望能把东西拿回来，只是想去问问以后还能不能卖。就在何海美和几名商户犹豫着要不要去县里说说时，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碰巧经过，何海美没有多想，上前拦住谢高华：“我这个货是从上海城隍庙拿来的，为什么城隍庙能卖，我们这里不能卖？”谢高华听得很认真，说：“我回去过问一下，会研究处理。”

二十多天后的1982年11月25日，义乌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提出“四个允许”政策：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作为商户代表，何海美也在那次大会上。即便已过去了41年，她仍然记得谢高华当时的一席话：“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他们通过辛勤劳动致富，做什么都可以。”语毕，会场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何海美一边鼓掌一边哭了，她感觉自己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做生意了，心情无比激动，“他给我吃了颗定心丸！”

1982年，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中)和同事们探讨开放义乌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图源：荔枝新闻

国家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后，义乌这个曾经又小又穷的地方，逐渐发展成了“小商品之都”，何海美深感自豪。回想起谢高华书记当年的会议，她觉得意义重大，政府提出的允许长途贩运、引导农民进城经商等关键政策，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那段时间，义乌接连召开了不少这样的会议。有一次何海美参加一个关于长途贩运的座谈会，做生意需要到处跑，其中的艰难只有她自己知道。有一次她去江苏吴江拿货，想从吴江运到嘉兴，拦货车搭便车，司机们看到她有货，都不敢带，怕她是“投机倒把”的。

在火车上，货物也经常面临被没收的风险。当时坐火车只能带25公斤的行李，而他们的货就是行李。有一次何海美的货在火车上被收走，她跟列车员解释自己有营业执照，是政府允许的，不能没收她的行李。那时候她三天两头坐火车出去拿货，经常和列车员发生争执。有一次她看到列车员收走了一个做生意男人的货，男人都哭了，因为大家做生意都很辛苦。这些经历让她深刻体会到政府政策开放的重要性，这关系到他们生意的生死存亡。

湖清门市场开放后，越来越多人涌入，摊位很快就不够了。有一天下午，何海美卖完货后跑到工商所，询问湖清门过去的新马路那里能不能增加摊位，得到的答复是增加摊位很难。何海美和几个伙伴天天去说好话，坚持了一个礼拜。何海美见湖清门实在摆不下，就叫了十几个实在没地方摆摊的人，在附近马路边摆起了摊位。后来马路边摆了一两百个摊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下定决心在新马路建新市场。

原来湖清门的摊位条件很差，就是一块水泥板，下雨天得用塑料布和两根木棍撑着，雨雪天十分艰苦。到了新马路，工商所给摊位铺上了石棉钢瓦，这里有两千多个摊位，刚开始有五六百个摊位没人摆。摊位先是由几个组长挑选，后来谁要增加摊位，就由组长们安排。何海美的老公和舅舅的亲戚也通过“一带一”的方式获得了摊位。当时广播里鼓励大家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带动，外地人还没来的时候，市场就是靠他们这样自己带徒弟慢慢发展起来的。

何海美（右二）在篁园市场与客户交流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事务也越来越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很关心他们，为他们服务，他们有事情也会找工商部门。经常有各种会议讨论，工商部门都会叫何海美参加，询问她的意见。有一次，工商部门提出成立个体劳动者协会，何海美表示赞同，后来她还当上了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此后，义乌北京分市场、新疆分市场等地都邀请她去分享如何搞好市场经营户管理。大家对她的工作很认可，她也一直积极上进，从当初生活所迫走上市场经营这条路，到现在她对自己和市场的成长感到问心无愧。

个体劳动者协会主要负责帮助解决大家做生意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在商户与税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之间起到桥梁作用。比如要扩大发展市场，就由大组长推动，后来又有了商会，市场的事务就是通过这些人和机构不断推进。再后来成立了商城集团，这是在毛光烈市长任上成立的。刚成立时，很多人不理解，领导让何海美他们去做工作。那时候大家都不懂什么是“小商品城”，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成立商城集团，但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有了商城集团的组织和制度保障，市场才能发展得如此庞大。

后来有一年，有人提议把饰品区交给韩国的五百人经营管理，何海美坚决反对，她认为小商品城应该由政府管理，这样才能防止价格乱涨。事实证明，政府的很多决策都是正确的，没有这些决策，市场不可能发展到如今的规模。

何海美一直觉得自己很勇敢。1973年，她学了3个月左右踩缝纫机，专门做女装，自己做了不到2个月，缝纫机机头就被收走了，说是“投机倒把”，不允许做。后来在湖清门做太阳帽，她从杭州买来成品，拆开仿着样子加工。帽子上用的有弹力的细皮筋，她专门跑到江西去买。那时候她不敢雇太多工人，偶尔叫一个，大多时候都是自己做，她老公手上经常磨出血泡。她也会把帽子拿出去加工，今天在这家裁缝店做几个，明天又换一家，这样可以避免被查。

后来做裙子、做服装时，她雇工一般三四个，最多五个六个，因为当时规定雇工八个以上就是“剥削”，会被“抓”。有一天，有人告诉她税务所明天要来查，说她雇工六七个，可能会被“抓”。何海美吓坏了，马上让工人都回去，还把加工用的桌板翻掉，假装已经不做了。

从本土产销到买卖全球

1985年，何海美开始做围巾，那一年的她评上了“浙江省劳动模范”。1987年，在苏州展销会上，她买了一台绣花厂用不上的定型机，这台机器每天可以加工5000条围巾，她每天能赚一万元。一开始她想找人合作，但没人愿意。买机器花了17万元，她贷款了10万元，在当时大家都不敢去银行贷款，而她觉得这是个有发展前景的时尚行业，最后就自己做了起来。后来也有人排队接她的加工活儿，每天能赚两三千元。

1992年，何海美创办了义乌罕美服饰有限公司。当时市场有需求，政府也鼓励从商业转向工厂，而且外贸开始兴起，她觉得没有公司别人可能不信任她，生意也做不大。于是她跑到工商所，说想用自己和儿子名字各取一个字，创办 “罕美”公司。儿子金罕岗大学毕业后，也跟着母亲做起了围巾生意。不同于母亲用双脚跑设计的“路数”，金罕岗组建起研发团队，从事围巾的改良与创新。

他也不满足于坐等生意上门，他带着产品走出国门，主动对接国外经销商，开拓国际市场。2000年以后，他的努力逐渐显现成效，成功在意大利和马来西亚开设了直营门店，打开了欧洲和东南亚市场。2015年，他敏锐地捕捉到“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开始布局非洲、中东等新兴市场，进一步扩大了品牌的全球影响力。

这些年，总有人问何海美，义乌市场还能兴旺几年。她总是自信地说，未来一百年义乌市场都能在全国领先。别人问她为什么这么自信，她回答说，义乌领导好，人也勤劳，所以很多事情都能走在前面。做生意的大门永远敞开，现在政策这么好，做生意不论早晚，后来的人也能超越前面的人。

义乌的市场就是一个巨大的窗口，全国各地很多大企业的货物都通过这个窗口卖出去，规模宏大，品种繁多，永远令人惊叹。如今，72岁的何海美还时常投身于直播间。她期待着继续与义乌一起，跑得更快、看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