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君郎春艳 | 从“悄吟太太的稿子“到萧红的《生死场》

摘要：2024年4月9日，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叶君教授因意外不幸去世，学界遽尔损失一位纯粹学者，识者无不深感哀悼、惋惜。叶君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萧红问题研究专家，其成就足为学术史存真开新。斯人已逝，斯文长存，本期公号特推出叶君老师文章一篇，以志纪念。本文

编者按：2024年4月9日，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叶君教授因意外不幸去世，学界遽尔损失一位纯粹学者，识者无不深感哀悼、惋惜。叶君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萧红问题研究专家，其成就足为学术史存真开新。斯人已逝，斯文长存，本期公号特推出叶君老师文章一篇，以志纪念。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3期，感谢原刊授权转载。

——关于《生死场》的成书过程

叶君郎春艳

长篇小说《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以此奠定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自此，人们渐渐淡忘那个名叫“悄吟"的女作者，只知道文坛上崛起了一个名叫“萧红"的女作家。“萧红"这个名字从此随着作家更多的文字在海内外广为流传，掀起一波又一波对她本人和作品展开研究的热潮，至今不曾衰减。在萧红所留下的近百万字作品中，《生死场》如此特别，其多义性和敞开性，召唤不同时代的读者持续与之对话，研究文献数量巨大。关于《生死场》的文本阐释以及相关研究，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热点之近年来，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渐为学界瞩目，在我看来，《生死场》几乎可以作为操演范本，涉及成书与出版、作者署名、封面设计等方方面面，极具典型性与启示意义。

一

《生死场》第一、二章曾以《麦场》为题，1934年4月29日至5月17日，连载于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作者署名“悄吟”。以此推知，小说大约开始创作于1933年冬或次年春。1934年6月13日，郎（萧军）和悄吟离开哈尔滨前往青岛，《麦场》在哈尔滨的连载虽然终止，但写作在青岛依然继续，全稿完成于9月9日。10月初，悄吟、三郎第一次给鲁迅写信，由三郎执笔，用的名字是“萧军”，得到回复后，两人将1933年在哈尔滨印刷的作品合集《跋涉》还有《麦场》全文复写纸抄稿寄至上海。1934年10月28日鲁迅日记载有“午后得萧军信并稿"[1]。11月初，悄吟、萧军流亡到上海，跟鲁迅由书信联系，发展到在咖啡馆见面，直至登门互访。期间，鲁迅将两人引进沪上文坛，大力推介作品发表的同时，亦不遗余力地为《麦场》寻求正常面世渠道。这一过程，在鲁迅致两人书信中留下了清晰的踪迹。1934年12月20日信中首次提及“吟太太的稿子，生活书店愿意出版，送给官僚检查去了，倘通过，就可发排。”[2]稍后，在26日信中，鲁迅述及自己给文学社的文章，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检查官删掉四分之三的遭遇，转而安慰道：“吟太太的小说，我想不至于此，如果删掉几段，那么，就任它删掉几段，第一步是只要印出来。”[3]1935年1月29日信中再有：“吟太太的小说送检查处后，亦尚无回信，我看这是和原稿的不容易看相关的，因为用复写纸写，看起来较为费力，他们便搁下了。”[4]鲁迅这三信特意提到的“吟太太的稿子”或“吟太太的小说”，显然是指悄吟完成于青岛的《麦场》。萧军在《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对此的注释，亦明确指定是后来的《生死场》。

《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此后较长时间在鲁迅致二人书信中不再提及“吟太太的稿子”，直到1935年8月24日复萧军信，首段告知：“悄吟太太的稿子退回来了，他说‘稍弱’，也评的不算错，便中拟交胡，拿到《妇女生活》去看看，倘登不出，就只好搁起来了。”[5]1948年9月15日，萧军注释此信时，认定信中“悄吟太太的稿子”，“是指的《生死场》，‘文学社’退回来，拿到《妇女生活》去看了，他们也不想发。因为那时萧红也还无‘名’”[6]。那么，《生死场》问世前的波折大致是这样的：生活书店将书稿送呈书报检查委员会，等了半年多，没有通过；出版受挫，鲁迅便送给《文学》杂志社看能否发表，结果编辑认为小说品质达不到要求而被退回；再让胡风拿到《妇女生活》杂志社试试，亦被拒绝。《胡风回忆录》亦提及 “萧红有个中篇小说由鲁迅介绍到《文学》，希望能连载”，后来“小说被退回来了，鲁迅交给我看”[7]，这大致能与鲁迅书信形成互证。稍加梳理，就会发现鲁迅的一处笔误，即《生死场》序言述及“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8]可能是鲁迅作序时记忆有误，文中的“文学社”应该是“生活书店”。

叶紫《丰收》因内容涉及革命，在当时背景下自然无法通过书报检查，就放弃了争取正常出版的努力，而要让这种“非法”印行的“私书”有个合法出版的样子，他虚设了一家名为“荣光书局”的发行者，地址含糊地定为“上海四马路”；出版者则为他和萧军、悄吟三人向鲁迅提议并得到鲁迅赞许的“奴隶社”。《丰收》问世之后，萧军《八月的乡村》紧跟其后。“悄吟太太”自然不甘心接受让稿子“只好搁起来”的命运，既然正常出版、发表都没了可能，于是仿效叶紫、萧军，1935年12月将书稿作为“奴隶丛书”之三自费印行，书名为《生死场》，作者署名“萧红”。初版为32开、毛边，正文210页；书前有鲁迅《序言》3页；书后有胡风《读后记》6页；最后附有奴隶社“小启"1页。“小启”阐明了“奴隶”的涵义之后，分别为已经问世的《丰收》《八月的乡村》做了简单的广告，然后对《生死场》做了阅读指引：“至于还想要知道一些关于在满洲的农民们，怎样生，怎样死，以及怎样在欺骗和重重的压榨下挣扎过活；静态的和动态的故事，就请你读一读这《生死场》吧”[9]。

二

鲁迅致悄吟、萧军信中之所以常说“吟太太的稿子”“吟太太的小说"或“悄吟太太的稿子”，就因为《生死场》印行之前，并没有一个正式书名。“麦场”只是第一章的标题，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发表的内容是小说的前两章，共用此题，第二章原本有标题，名为“菜圃”。1935年10月19日，“悄吟太太”为即将面世的新书给鲁迅写信索序，大概提及新书名为《生死场》，鲁迅次日回信对此深表认同：“《生死场》的名目很好。”[10]亦即，这部书稿在动笔创作快两年后，才有了被作者和鲁迅认可的书名。

“生死场”三字，无疑精准概括了全书主旨，充分传达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为书稿大为增色的书名。从《生死场》八十多年的传播、接受历史来看，作为经典的“副文本”《生死场》的书名，对小说正文意义的生成，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小说《生死场》的经典性，某种意义上得益于书名的简练与意蕴丰厚。关于“悄吟太太的稿子”得名过程，1948年9月30日夜，萧军在注释鲁迅1935年10月20日给他和“悄吟太太”的回信时提及：“《生死场》这书名也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好像是胡风给想定的。”[11]然而，三十多年后的“1978年12月26晴雪之夜”，他为《生死场》撰写“重版前记”时，却郑重指出：“这小说的名称也确是费了一番心思在思索、研究……了一番，最后还是由我代她确定下来，——定名为《生死场》”[12]；而其命名依据，缘起于小说原文中有“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和“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这两句话。

关于“悄吟太太的稿子”的最终定名人，萧军的说法竟前后矛盾至此。三十年前归之于胡风稍有犹疑；三十年后认定为自己，却是言之凿凿。问题是，既然如此肯定，那么，十年前的记忆应该更为清晰，又为何只字不提自己，而说“好像是胡风”呢？而胡风在回忆录里述及，他读了萧红被退回的那篇小说原稿“受到了感动”，而小说“还没有确定书名，他们要我提，我就从书中的小标题取出了‘生死场’为名”。[13]

《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胡风回忆录》由胡风和梅志共同完成，撤离武汉之前的经历由胡风自撰[14]，时间应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致与萧军将《生死场》的定名人归为自己的时间相仿，且两人都对所谈之事极为肯定。然而，从萧军的两则材料来看，1948年所谈虽不太肯定，但应该更为可信，反倒成了胡风的佐证。将萧军、胡风的三则材料稍加比照，即可看出《生死场》书名出自胡风无疑。萧军虽言辞肯定，并提供命名佐证，但这一问题，萧红研究者都采信胡风的说法，几乎无有争议。事实上，命名也是胡风对书稿的最初阐释，其《读后记》里“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15]的评价，不过是对书名这一最初阐释的进一步具体化和强化，某种音义上，亦可作为胡风是《生死场》定名人的间接佐证。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虽然大力推介“悄吟太太的稿子”，但在该稿没有定名之前，并没有完整通读，坦言“我并没有看完，因为复写纸写的，看起来不容易”[16]；他最后完整通读的是有了书名之后的校对稿。这就引出另一问题，那就是，胡风的“生死场”命名，不仅让“悄吟太太的稿子”有了一个漂亮、深刻的好书名，且自然会影响到鲁迅对该书那极其经典的评价：“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17]。这显然是对书名别具深意的开掘与阐释，在不到千字的小文里，重复多次。

三

《生死场》作者署名“萧红”。这个名字随新书一起问世，本名张廼莹的作者，此前常用的笔名是“悄吟”。《生死场》印行之后亦偶尔使用。如1936年8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商市街》初版作者署名仍为“悄吟”。考虑到《商市街》完成于1935年5月，有可能在《生死场》印行之前就交到了出版社，所以使用的仍是原来的笔名，而其公开出版反在《生死场》面世之后。前文说过，“奴隶丛书”在当时实际是自费印行的“非法出版物”，张廼莹以“悄吟”为名，在上海发表过一些作品，为了作者和书稿的安全起见，使用一个全新的名字就很有必要。问题是，为何是“萧”？

对此，多年来，在萧红传记研究中有诸多阐释。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张廼莹此举意在让“萧红”与“萧军”连在一起，谐音为“小小红军”。稍加追索，不难发现此说始作俑者是萧军本人。1980年3月13日他在为鲁迅 1935年4月4日写给自己的信作注释时，对自己的笔名有所解释：

“萧"字的来源，是我很喜欢京剧中《打渔杀家》的萧恩；“军”是为了纪念我是个军人出身的一点意思，并无其它“奥秘”在其中。后来，《八月的乡村》又用“田军”，一面为了避免国民党文艺检查官们的注意（《八月的乡村》系非法出版）；另方面又算为农民的军队，后来《生死场》出版时和萧红的笔名联系起来，就正正堂堂作为“红军”了。这种天真的想法和举动，如今想起来，也有点 “幼稚病”得怪可笑。不过那是国民党正在江西一带“剿共”，因此就偏叫个“红军”给他们瞧瞧的。[18]

胡风晚年忆及与二萧的交往，对《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两作进行了简单比较性评价之后，提到后者里的人物“还特地声明他们是‘人民军’，也就是这两个作者的笔名合起来的‘红军’”[19]。胡风此说，很可能受萧军的影响，明显又解读太过。萧军原意是说，两个笔名合起来因有“红军”二字，以此支持在江西被围剿的红军；胡风直接认为萧军小说里所描写的“人民军”就是“红军”。事实上，萧军笔下的“人民军”是东北土地上抗击日本人的队伍，将之直接说成是红军，显然不对。不管怎样，正因为有萧军这关于“红军”的笔名解读，一些人于是在此基础上，便有了“小小红军”或其它发挥与想象.

然而，以两个新笔名支持红军的说法，在情理上似乎经不住推敲。二萧当时明知道书稿是无法通过书报检查的“非法出版物”的情势下，应该没可能以这种刻意招摇的方式，表达其政治取向，给好不容易印行的新书带去更不可测的命运。而显见的事实是，当时上海国民党当局，亦并没有作“红军”的联想，不然，这两本极为畅销、影响巨大的“私书”的命运应该是另番情形“红军”一说附会意图明显，明显带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期间，有人曾指控二萧的笔名意在“消灭红军”。萧红传记研究者铁峰认为“消灭红军”也好，意在支持反围剿的红军也罢，如此解读“萧红”“萧军”这两个笔名“都是牵强附会而已，不足为据”[20]。“红军”一说之所以长期得到普遍认同，很大程度上因为二萧诸多“传说”过于深入人心，人们习惯于将他们连在一起看待，萧红弃世过早，萧军的说法就似乎自然具有绝对权威性。而我想说的是，张廼莹当年何以给自己起名“萧红”，萧军并非当事人，更何况她是一个自主性非常强的独立个体。具体原因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不说别人就只能是揣测而已。“红军说”深人人心的另一原因，或许与1949年后很长时期，人们将二萧及其作品视为革命作家、抗战文学，几乎不作其它解读的惯性认知有关。

那么，张廼莹当年自我命名的意图可能为何？

在我看来，“萧红”这个名字，或许寄寓着《生死场》作者全然个人化的隐秘动机。即跟萧军一起生活三年多的张廼莹，自然了解作为京剧票友萧军因对京剧人物形象萧恩的喜爱而偏爱“萧军”这一笔名，当即将面世的新书需要一个新名字时，便起名“萧红”沿用了男人喜爱的“萧”；“红”大约为了表示是女性。而关于“萧”，萧军另有解释说“又因我家是东北辽宁义县，这地方曾为辽国京城，辽为萧姓”[21]。新笔名“萧红”，或许，就只是张廼莹想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萧军的感激之情。她自然明白，1932年在哈尔滨大洪水中摆脱东兴顺旅馆的极度困境之后，如果没有萧军的接纳并在写作上的鼓励，就没有今天的自己。她感激并热爱这个男人，憧憬从此以后永远是一个整体，亦想让人们日后始终将他们连在一起进行谈论。张廼莹对自己的第二度命名，或许是一个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的女人，在成名上海滩前夕，复杂、婉曲内心的流露，而非关其它。事实上，“萧红”“萧军”这两个名字日后真的就连在了一起，《生死场》问世不久，人们就多半以“二萧”“两萧”称之。[22]

四

封面作为一本书重要的“副文本”，一旦有意义“就成了版本的内容性因素，与文本内容发生关联”，有论者认为“新文学作品的版本则有大量图解文本内容的封面画这些封面画往往把文本内容高度概括出来，化为形象，给人直观的印象”[23]。《生死场》初版封面山萧红本人设计，在一张紫红色的纸上，用一条斜直线分为上下两部分，手书“生死场”“萧红著”等五个字，作者署名分别位于斜线两侧。斜线上部书名周围部分区域被涂成了黑色，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图案。

《生死场》初版封面

多年来，关于《生死场》初版封面，同样存在种种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解读，目前所见综合诸说最为完整的表述如下：

封面上是一条斜线将血红色的东三省的版图切离开，“生死场”三个字就写在被隔开的东三省版图上。东三省成了生死场。同时，东三省的版图又稍加变形，看上去又像一匹昂首咆哮的战马。这个图案寓示了正文本的内涵，正文本正是描写生死场上各种生与死的故事，写了东北人民的屈辱与抗争。另外，萧红的名字也被那条斜线隔开，“萧”字在关外，“红”字在关内，又象征性地表现了身在关内，心系关外的东北流亡作家那种失去故土的乡愁。[24]

关于《生死场》封面的诸种阐释，多半聚焦于那条斜线，及其上部的黑色抽象图案，视为沦于敌手的东三省版图的有之，想象为战马抑或城门楼子的有之，大多是参照“正文本”的抗日内容，以及鲁迅《序》、胡风《读后记》等“副文本”的初始阐释，基于宏大叙事立场的解读。亦即，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基于小说内容以及相关附加信息，形成先人为主的观念来阐释封面。如此阐释虽容易过度，仍不失解读之一种。值得注意的是，封面一旦设计完成，便是一个独立的文本，对它的解读应该是多元的，只是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期，关于《生死场》初版封面的解读，几乎仅有这单一的民族国家模式。对封面的如此解读，亦分明透露出人们对小说本身的接受立场与接受方式。《生死场》的巨大魅力，却在于一如其初版封面，是一个多义、敞开的文本，阐释空间巨大。而与单一的民族国家解读模式相对，早在1979年4月10日，萧军在致《萧红传》作者丁言昭信中，就《生死场》初版封面提供了另外的信息：

我记得，在她设计、制作这封面时，我在场，因为封面纸用的是紫红色，想要利用这纸本色，把封面做成半黑、半红的样子。算作代表“生”与“死”。当她用墨笔把双钩的书名钩出以后，正企图把二分之一封面完全涂成黑色时，我觉得这太呆板了，就建议她只把书名周围涂黑就可以了，不必全涂，就像“未完成”的样子就可以了。她听从了我的主张，就随便地涂成这个样子，它既不代表东北的土地，也非是城门楼子（中略）如果说它“像”什么，那只是偶合而已。[25]

作为《生死场》初版封面设计、制作过程的见证人，萧军所提供的“本事”，我认为比较符合情理，可信度高。萧红的设计初衷，应该是将那张紫红色的纸看作一个完整的场域，用一条斜线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利用纸张下部的本色和上部即将涂成的黑色，形成两个对比区域，表示生、死两界。萧军那规避呆板、追求“未完成”样子的建议显然十分合理，被受过绘画训练的萧红接受非常自然。于是，放弃将斜线上部整个涂黑，而书名周围的黑色部分，便形成了一个抽象图案。她原本无意用它表达什么，只是为了让整个封面的色彩、图案不至于那么呆板而已。这一点，从《生死场》此后数十次再版中，人们对待荣光书局初版封面的态度上，可以得到部分印证。

自1935年12月印行后，《生死场》荣光书局再版于1936年3月。其时，萧红本人还在上海。鉴于小说是“自印私书”，所谓“再版”，大抵不过是作者自行加印而已。再版版式、内容跟初版完全一致，差异在于封面底色山紫红色改成了蓝色，配上黑色图案，[26]且此版用纸不一，亦有白色配红色或玫瑰红色图案的样式[27]。可见，《生死场》再版封面方案，在萧红自己，亦并没有刻意传达什么的意图，只是基于物质条件的许可而作出选择，似乎不在意后人所谓黑红配的“铁血”内涵并且，可以确定的是，萧红逝后《生死场》初版的封面设计，在多次再版中完全弃用。以目前资料所见，荣光书局第10版，问世于 1945年11月，彼时萧红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三年多，此版与初版的版式和内容完全一样，但封面文字采用了美术字，并配了一张木刻画：一个丰腴的年轻女子，衣衫褴褛，仰着头，用架起的两臂遮住双眼，表情痛苦，铁丝网隐现其后。如此设计明显与抗日战争的刚刚胜利结束有关，凸显抗战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