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本考古学的小书《何以中国》，这本书是考古学家许宏参与二里头考古的实践中形成的思考，也是回答其在《最早的中国》末尾留下的问题：“中国”何以诞生？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叙述最早的“中国”诞生的故事，但从考古学来看，叙述故事也是需要实证和讲究证据的，“因

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本考古学的小书《何以中国》，这本书是考古学家许宏参与二里头考古的实践中形成的思考，也是回答其在《最早的中国》末尾留下的问题：“中国”何以诞生？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叙述最早的“中国”诞生的故事，但从考古学来看，叙述故事也是需要实证和讲究证据的，“因此对过程的叙述或许比论理更能迫近答案”，事实和推理缺一不可，这也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

许知远的《十三邀》第二季采访了作者许宏，我也是通过这个节目认识他的。当时他还在负责二里头考古队的工作，他于1999年开始担任二里头工作队的队长，这一职务一干就是十几年，可见考古真的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和沉淀。节目中的作者看上去较实际年龄年轻不少，没有一点淹没故纸堆的老学究气质，相反其精气神很明显地体现了老物件与新形式的完美融合。

他说起话来真诚直接但又不失严谨，对于学术界争议较多且无法定论的问题，比如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等，都给予了开放式的回答。可能正是因为这份包容和直率，《何以中国》这本书偏学术的著作与传统考古学的书相比，不那么刻板老套，在后记中作者也提到，这本著作是“较为典型的自媒体、大众学术读物和纯学术成果交融互动的例子”，“态度是严谨的，观点是保守的，行文是生动的”，他希望是本好读的书。

全书分为五大章节，按照历史顺序叙述了“中国”是怎样一步步诞生于中原大地。公元前三世纪的陶寺都邑是在考古学家李济在寻找夏朝的足迹时发现的，陶寺坐落于临汾盆地，辐射面积并不大，但都邑面积足足有280万平方米，远大于后续大放异彩的河南区域的都城面积。出土的玉器和彩绘陶器都属于外来输入品，显示其对外来文化有着兼容并蓄的胸襟。这个时期的文物已出现礼乐制度的雏形，而且礼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陶寺文明高度发达，但统治者似乎安于享乐，从未想过开疆拓土。从发掘的墓葬推测，陶寺的统治者似乎是被下层老百姓革了命，导致了其快速地衰亡，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理清，但是只吸收不输出的文明是不是其倾覆的重要原因之一呢？

接下来历史的车轮来到了以中岳嵩山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嵩山像一座灯塔，引领黄河冲出黄土高原，奔向广袤的中原大地。人们常形容整个中国版图是一把坐西北朝东南的大座椅，中原腹地则是这把大交椅中的小交椅。嵩山处于黄土高原和中原大地的边缘，也成了不同文化的交汇处，从嵩山南北所使用的不同炊具就可以看出文化差异。

这一时期“嵩山文化圈”内“邦国林立”，每一个“邦国”规模都不大，由一个中心聚落控制，内部等级明显，但“邦国”并不设防。这些“邦国”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他们冲突频繁，武力冲突带来的文化交流或碰撞对后世影响深远。比如，中国都城在设计上追求方正、对称的传统最早出自这一时期的黄河流域，中原都城规矩方正的建造礼制显然与此有关。这一时期非正常埋葬的墓葬现象非常常见，说明当时军事冲突频繁激烈，分久必合，那个能驾驭整个中原的硬拳头即将出现。

龙山时代末期，新砦都城开始兴盛，同期其他龙山都城却都已衰败和废弃，新砦都城在中原文化连续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新砦出土的铜片是由红铜铸造的，是一件复杂酒器的残片，说明已经继承并提升了陶寺和嵩山时期的铜铸造水平，并广泛应用于酒器和礼器，中国青铜时代的曙光就在前方。部分学者认为这一都城只存在了短短一百年，但其却高度整合了嵩山南北的文化特征，又吸收了形形色色的外来文化，文化上的融合成了“最早的中国”的助推剂。与此同时，出现了设有城垣和环壕的大型设防聚落，说明此前数百年“逐鹿中原”的时代已经终结，真正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即将诞生。

考古学家将二里头的发展分为一、二、三、四期，公元前1700年左右，二里头二期迎来了都邑的大建设，从现存遗址推测面积约300万平方米，都城经过严密的总体规划设计和功能分区，不同功能区被两纵两横的大路分割开来，整个都城方正规整，同时建造出了纵深式多进院落宫室建筑。到二里头时期时，虽然出现了王朝的更迭，从人口规模、新建建筑规模和手工业活动来看与之前相比毫不逊色。二里头这一广域王权国家是否有疆域？那个时候尚未有边界的概念，即使有边界，因为人口稀少，也无法考证出明确的疆域，我们只能从文化上来界定他的文化疆域，“其文化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限制，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

界定二里头的文化疆域的手段是看二里头王都里典型的陶礼器，这种礼器和专属于王权的青铜礼器一样，具有政治象征，看这一时期的陶礼器形制扩散到了哪些地区，就可以把这些地区纳入二里头的文化疆域。这样来看，二里头的文化疆域东到淮河流域的驻马店，西到陕西商洛，南到长江流域的盘龙城。不仅如此，二里头在内部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凭借其文化软实力，文化扩张与传播的范围远超其上述疆域，我们熟悉的三星堆文化出土的变形兽面纹铜牌饰也被认为是仿制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而成。作者认为，“中国”的空间轮廓早在二里头时代就已显现出了最早的雏形，甚至突破了《尚书·禹贡》所说的“九州”的范围。

这本书虽然里面仍有很多考古学概念，并且由于作者的严谨，通常会对一个事件给出不同学者的观点，研究气息浓厚。但是对早期中国的好奇驱使我一气呵成地读完，最大的感受是文化的延续、融合、传播是国家得以形成、壮大及强盛的重要因素。公元前一两千年是通过陶器、玉器、青铜器等礼器及各种礼制来传播文化，而今我们的文化传播形式更为丰富，比如电影《哪吒2》在北美的爆火，小红书上的外国人纷纷学做中国菜，游戏《黑神话：悟空》席卷全球等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持续输出终将帮助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我们重新立于世界之巅。

来源：晏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