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然兴学伊始，各府竞逐虚张。中学堂虽立，根基实彷徨。生源阙如，譬如植木失壤；空悬匾额，何异筑台无桩？文襄洞烛，痛陈其弊：此乃“无根之条，终归于萎；无址之墉，立见其倾”。① 当务之急，莫若固本培元，育良师以兴庠序，强小学而奠国邦。遂颁严札，饬令府治：暂停中学虚务，
南洋肇始，师范星火映浦江。当是时也，郧阳士绅，犹辩科场兴废；劝学新篇，已播武昌宏章。体用之说，如种深埋山壤，新学之芽，静待破土时光。
然兴学伊始，各府竞逐虚张。中学堂虽立，根基实彷徨。生源阙如，譬如植木失壤；空悬匾额，何异筑台无桩？文襄洞烛，痛陈其弊：此乃“无根之条，终归于萎；无址之墉，立见其倾”。① 当务之急，莫若固本培元，育良师以兴庠序，强小学而奠国邦。遂颁严札，饬令府治：暂停中学虚务，速办师范讲习所或初级师范堂。择优旧生，转习师道；定额招培，或六十四十，以应地方。
京师筹谋，学制初张。百熙擘画，“壬寅”虽具师范层级，惜未施行；及至“癸卯”，融汇东瀛规制，乃定宏纲。《奏定章程》煌煌，《学务纲要》昭彰，明谕天下：“兴学入手之第一义”，端在师范速倡！盖因小学乃启智之基，普教之要，非广储师资，安能遍植栋梁？故初级师范，教小学之师，首当其冲；优级师范，育中学之资，接续必忙。省城可借外智，外府则赖国庠。
于是乎，癸卯之年，学潮浩荡。郧阳中学，应时易帜，更名师范学堂。斯举也，岂独一府之更张？实乃山城文脉新承，古鄂教化转向，近代师范之曙光，自此沛然莫御，辉映四方！
第十一章：师范教育的萌芽
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师范院的消息传到鄂西北时，郧阳的士绅们还在争论科举存废。张之洞的《劝学篇》已在武昌刊行，其中“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为这座山城埋下了师范教育的种子。
兴学之初，湖北各地出现学堂发展过猛的情况，1904年，黄州府中学堂学额定为240名，荆州、郧阳两府中学堂的学额均定为160名。随后，张之洞颁布《札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讲习所》，饬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讲习所。札文称：“小学不兴，不但普通实业各中学堂，永无合格学生，而国民教育亦终无普及之一日。”他批评各府盲目发展中学堂“实为懵昧可异。
其实，府中学堂此时安有许多合格学生?此正如无根之条，终归于萎，虽长奚为?无址之墉，立见其倾，虽高安用?徒张虚名，不求实济，始基一坏，补救无从，可谓不思之甚，错谬之甚者矣”。①与其办一些名不副实的中学堂，不如扎扎实实从抓合格师资入手，办好小学堂，以强固国民教育之基础。因此，“饬各该府将所设中学堂一律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先办速成师范，或先办师范讲习所。”各府根据大小限定师范学生数额，辖县多者限60名，少者限40名。原中学堂录取的学生。则择优选留，改习师范。以后各州县高等小学堂有毕业生后，再举办中学堂。
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负责重新筹办京师大学堂，建议设立师范馆。他曾设计了我国第一个完备的新教育制度，拟定《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设置有与中学堂平行的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的师范馆，但未及施行。1903年7月，清政府命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公布，即《奏定学堂章程》，是年为癸卯年，故亦称“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包括《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各学堂奖励章程》、《各学堂考试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和《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等近20种章程规定。
《学务纲要》是《奏定学堂章程》的总纲。《学务纲要》认为兴办各级师范学堂是“兴学入手之第一义”，要求各省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
《学务纲要》指出：“学堂必须有师。此时大学堂、高等学堂、省城之普通学堂，犹可聘东西各国教员为师。若各州县小学堂及外府中学堂，安能聘许多之外国教员乎?此时惟有急设各师范学堂，初级师范以教初等小学及高等小学之学生，优级师范以教中学堂之学生及初级师范学堂之师范生。省城师范学堂，或聘外国人为教员，或辅以曾学外国师范毕业之师范生。
外府师范学堂，则只可聘在中国学成之师范生为教员。查开通国民知识，普施教育，以小学堂为最要，则是初级师范学堂，造就教小学之师范生，尤为办学堂者入手第一义。特是各省城多有已设中学堂、高等学堂者，势不能听其自出心裁，致误将来成材之学生，则优级师范学堂，在中国今日情形，亦为最要，并宜接续速办。”《学务纲要》要求，各省城应按照现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简易师范科、师范讲习所各章程办法，迅速实行。
1904年，当郧阳府中学堂正式更名为“郧阳府师范学堂”时，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浪潮已不可阻挡。这所新式学堂的诞生，标志着郧阳文教从传统科举向现代师范教育的转型。
附文：《师道维新》#杨正林#
光绪二十三年的冬风卷着南洋公学师范院初建的消息，吹进鄂西北苍莽的群山时，郧阳府衙暖阁里正弥漫着呛人的争论。几位须发花白的老儒拍案力陈：“千年科甲取士，如北斗照路，岂可轻言废弛？”案几上，张之洞新刊的《劝学篇》被冷落一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字句仿佛沉入深潭，激不起一丝涟漪。
然而外间风雷已动。不过数年，湖北各处学堂竟如春草般疯长。至光绪三十年，黄州府中学堂定学额二百四十名，郧阳府与荆州府则各定一百六十名。数字之下，隐患已生。武昌督署内，张之洞执笔的手悬在素白的公文纸上，墨点如沉重的心事坠下。他洞见狂飙突进背后的虚空：“小学不兴，不但普通实业各中学堂，永无合格学生，而国民教育亦终无普及之一日！”一纸《札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讲习所》的急令飞出督府，其言直如利剑，刺穿那些懵懂冒进的虚幻楼阁：“此正如无根之条，终归于萎……无址之墉，立见其倾！”他痛切地指出，那些根基不牢的府中学堂，不过是“徒张虚名，不求实济”的空中楼阁。
京城的步履也从未停歇。早在光绪二十八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已苦心草拟“壬寅学制”，将师范馆与中学堂、高等学堂并列，可惜蓝图未展。次年七月，朝廷命张百熙、荣庆与张之洞再取法东瀛，磨砺一载，“癸卯学制”终告颁行。这份包罗万象的《奏定学堂章程》近二十种，其《学务纲要》开宗明义，将师范学堂奉为“兴学入手之第一义”，明谕各省“宜首先急办”——它道出了时代最深的渴求：“学堂必须有师！”外府州县何处去聘那许多西教习？唯有急造中国自己的师范生，“开通国民知识”的根基，终究要扎在小学堂的泥土里，扎在初级师范生们的手中。
诏令抵达郧阳府，知府大堂气氛凝重。知府手持省宪公文，环视堂下肃立的官员士绅：“上谕煌煌，兴学首重师范。我郧阳中学堂，即日改制！”原中学堂录取的百余名学子面面相觑，学额骤减至四十名，择优选留，改习师范——秦举人也在其列。这位曾将八股文视作青云梯的老儒生，在最初的错愕与失落之后，望着府衙外连绵的群山，心中竟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热流。当他第一次踏入更名为“郧阳府师范学堂”的院落，触摸到崭新的《格致》课本，听着留洋归来的教习讲解“教育为国民之母”的道理时，科举功名在他心中构筑的冰墙，终于轰然融化。某个深夜，他将珍藏多年的八股文稿投入火盆，跃动的火焰映亮他眼中新生的笃定。
寒暑更迭，师范学堂的灯窗照亮了山城的夜。秦举人与同窗们研习西学，亦不曾割裂经史血脉。光绪三十一年秋，当他带着毕业文书回到故乡竹溪县，站在简陋的县立小学堂讲台上，面对几十双山野孩童清澈而渴望的眼睛时，他感到自己终于真正触摸到了张之洞所言“用”的真义——这小小的讲台，正是新学落地生根的苗床。
历史奔流，不容踟蹰。癸卯学制颁布翌年，郧阳府师范学堂应运而生，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浪潮中一朵倔强拍岸的浪花。它见证了一个古老帝国如何在“体”与“用”的撕扯中，艰难而坚定地重塑着塑造国民灵魂的基石。学堂檐角的风铃摇荡百年，仿佛仍在诉说一个朴素真理：欲筑文明广厦，必先夯土筑基；欲启民智蒙昧，首重传薪之人。师道存，则文脉存；师道新，则国运新。这所深藏于秦巴山褶皱里的师范火种，其微光早已汇入民族觉醒的浩瀚星河，照亮着后人脚下永不止息的教育之路。
来源：秦楚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