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仁静，你真的要这么做？”朋友压低了声音。刘仁静抬头望着摇晃的煤油灯，“我已无路可退。”这一幕距离他19岁在上海出席党的一大，已过去整整十年，命运早被一连串突如其来的转折推向陌生的方向。

【1931年12月13日，重庆】 “仁静，你真的要这么做？”朋友压低了声音。刘仁静抬头望着摇晃的煤油灯，“我已无路可退。”这一幕距离他19岁在上海出席党的一大，已过去整整十年，命运早被一连串突如其来的转折推向陌生的方向。

刘仁静1899年生于湖北应城，家里开私塾，父亲望子成龙，连《千家诗》都要求他背得滚瓜烂熟。十四岁那年，他考进武昌中华大学附中，恽代英时常来做演讲，热烈的救国论点点燃少年心中的火。他痴迷《新青年》，把每一期杂志夹在课本里翻来覆去看。那时的校园气息自由而急躁，学生们等待一场大风暴来改写旧中国。

1919年春，他已是北大物理系新生。北京街头传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呐喊，“五四”爆发。罗家伦念完《宣言》，刘仁静悄悄掏出袖中短刀，决意以死警醒同伴，被同学死死拉住。“若牺牲能换来觉醒，我愿意。”这句后来自述让不少人觉得他鲁莽，却也看出他执拗的性格。李大钊见他英文不错，让他研读《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他几乎读一句记一句，伙友戏称“小马克思”，他也欣然受之。

1920年秋，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很快又转为中共党员。翌年七月，上海石库门那间小客厅里，13名代表聚在一起，他是最年轻的一位。会场外的法租界警察并不知道，这名少年日后会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充满争议的身影。

公事之外，刘仁静有一桩娃娃亲。未婚妻史静仪出身书香门第，聪慧秀丽。1922年初，她独自从汉口辗转到北京投奔刘仁静，称再也受不了继母冷眼。刚满二十三岁的刘仁静正忙于团务，无暇照看，只好把她托付给党内一位同志。几个月后，他被派赴莫斯科出席少共国际会议，行色匆匆，未及细问史静仪的情绪。

缺席往往酿成裂痕。在刘仁静不在的那段时间，史静仪与照料她的同志朝夕相处，依赖感迅速升温。她怀孕了，却惧怕舆论与组织纪律，让刘仁静代笔写申请，提出去苏联学习。刘仁静爽快答应，自认为帮妻子铺就一条深造之路。不久，史静仪远赴莫斯科，孩子秘密诞生并留在当地孤儿院。真相被层层掩盖，他对此一无所知。

情感暗流还在继续翻涌。1925年初，陈独秀之子陈乔年从苏联学成归国，赴北京工作。陈乔年英俊洒脱，恰逢史静仪返国，两人在机关中很快互生好感。刘仁静当时在上海负责《向导》杂志编辑工作，三天两头写信盼妻子来沪，却迟迟收不到回信。数月后，他突然收到一封薄薄的信笺，只有一句：“我与乔年即将结婚，望君珍重。”他气血上涌，用刀尖划破指尖写下一纸血信寄回北京，乞求回头。史静仪未再回应。

婚变的冲击如同闷雷。恽代英奉党中央之命北上调解，没想到刘仁静怒不可遏，对任何批评都用刻薄言辞反击。情绪失控后，他开始质疑当时的路线，接触托派文献，慢慢滑向边缘。1929年学成回国，他公开宣称“布尔什维克专政已异化”，拒绝一切组织安排。《红旗日报》刊出公开信挽留，他仍固执己见。1930年冬，党组织忍痛将他开除。

被托派内部斗争再度排斥后，刘仁静顿失立足之地，靠写稿糊口。1935年春，他在北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坐牢三年。出狱不久，他先到上海碰壁，再去武昌求见陈独秀，也被拒之门外。走投无路，他只得转赴重庆，接受陶希圣邀请，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彻底站在了对立面。那天煤油灯下的嘀咕，正是对加入国民党的最后确认。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他不过是一颗棋子。1949年春天，解放军逼近长江，重庆上空炮声隐约可闻。有人劝他去台湾，他却摇头，“再漂，只剩下骨灰罐了。”于是留在上海，托友人上交自首书，请求宽恕。中央考虑到他的特殊经历，没有为难，让他做资料整理工作并审理历史文献，他把自己卷帙浩繁的译稿、手稿全部捐了出来。

1966年风浪再起，刘仁静被关进秦城。毛泽东批示“此人不杀，可教”，管教力度随即放松。1975年，他重获自由，住进一处旧弄堂。邻居见他常常抱着厚厚的《辩证法唯物论》自言自语，有时也抽旧烟叶，呛得满屋咳嗽。朋友问他后悔否，他沉默片刻：“错误是我的，后果我自己扛。”

他的生活归于平淡，却仍牵挂史静仪的下落。多方打听后才知，她先后嫁给陈乔年、又嫁一位姓许的国民党军官，数度怀抱新生，数度送葬亲人。抗战末期，那位军官阵亡；解放后，她孤身栖身上海弄堂，因贫病去世。1994年，陈家后人终于找到她与陈乔年的女儿陈鸿，为其补立族谱。可这一切，都与刘仁静再无交集。

刘仁静1987年病逝，享年八十八岁。病榻旁，他的旧友翻开一本发黄的日记，扉页写着一句英文：“Life is an eternal returning.”医师说他最后的神情既疲惫又释然，像一场绵长梦魇终于结束。轨迹诡谲，情感撕裂，信仰多次转换，他的一生提醒后人：才华和激情即便耀眼，若失去内在定力，也难以抵御个人苦痛与历史洪流的裹挟。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