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常青村的一名普通村民，四十多岁了，在县城开了家小五金店，每个月总要回村里看看。这次回来，又路过了二姨家那片地方，忍不住停下电动车，看了好一会儿。

我是常青村的一名普通村民，四十多岁了，在县城开了家小五金店，每个月总要回村里看看。这次回来，又路过了二姨家那片地方，忍不住停下电动车，看了好一会儿。

三年前的垃圾站早就不在了，二姨家的门前如今种着一排枣树，已经有小枣子结出来了。树下放着两把竹椅，二姨常在那乘凉，跟路过的人打招呼。

很难想象，就在这宽敞的院子前面，曾经堆满了全村的垃圾。

二姨姓章，今年六十七岁，是村里出了名的”犟脾气”。她家那栋二层小楼在村子东头，是村里最早盖起的砖混结构房子之一，还专门请了县城的泥瓦匠来贴的外墙瓷砖，蓝白相间，在一片土灰色的平房里显得格外扎眼。

二姨年轻时是村里唯一的女拖拉机手，胆子比男人还大。她的丈夫，也就是我二姨父，是村办农具修理厂的工人，手艺不错，但没什么存款，两人靠着勤快的双手一点点攒钱盖了这栋房子。二姨父五年前走了，心脏病，半夜里没挺过来，留下二姨一个人住在这屋子里。

我妈常说二姨是个”宁折不弯”的主，年轻时为了证明女人也能开拖拉机，差点翻到沟里去；中年时为了给儿子攒学费，硬是坚持一个人干着两个人的活；到了晚年，更是犟得不行。

这”犟”在三年前那场”垃圾站风波”里，可是让全村人都记住了。

三年前的那个春天，我们常青村要建设”美丽乡村”，村委决定统一规划垃圾收集点。说是为了方便环卫车收集垃圾，减少村民乱扔乱倒的现象。

规划图一出来，全村人都炸了锅——垃圾站选址正好在二姨家门前那块空地上。

那天我刚好在村里，听到这消息就直奔二姨家。远远地就看到村支书王德明带着几个村干部站在二姨家门口。

“章大姐，这是上面的指示精神，我们也是按照规划来的。”王支书说话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画着几个方框，“再说了，这垃圾站也不是什么脏乱的地方，现在都用水泥砌起来，还有盖子，很卫生的。”

二姨站在门口，穿着那件已经褪色的蓝格子衬衫，头发有些花白，但站得笔直，手里还拿着一把菜刀——她正切菜准备做午饭。

“我不管什么规划不规划的，门前这块地方，凭啥建垃圾站？我家建房子的时候，可是按规矩留了退宅地的。”二姨的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

“章大姐，你这不是不讲理嘛，全村都要配合美丽乡村建设，就你家…”

“那你咋不把垃圾站建你家门口去？”二姨打断了王支书的话，转身就进了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关门的瞬间，我看到二姨的背影微微发抖。

那几天，村里到处都在议论这事。

“听说村里给补偿了，三千块，章二姨不要。”

“犟啊，这老太太，跟年轻时一个样。”

“话说回来，让你家门口建垃圾站，你乐意吗？”

“那能咋办？村里统一规划，个人服从集体呗。”

我去看二姨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晒被子。阳光下，她的脸上有深深的皱纹，手上的老茧更是明显。她把被子抖得”啪啪”响，像是在发泄什么。

“二姨，要不你搬到县城来住段时间？我那儿有空房间。”我试探着说。

二姨头也不抬：“搬啥搬，这是我家，凭啥让我搬？”

她停下手里的活，抬头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固执的光：“你二姨父生前辛辛苦苦攒钱盖的房子，说是要给孙子留着的。现在他们要在我家门前堆垃圾，我怎么对得起你二姨父？”

院子角落里放着一个旧收音机，正播放着走调的评剧。二姨的儿子在外地工作，一年难得回来一次，倒是常打电话。收音机旁边是一张贴在墙上的全家福，已经发黄了，照片里的二姨父还很健朗，二姨的头发也全是黑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陪她坐了一会儿，喝了碗她泡的茶水。茶叶是隔壁刘婶给的，苦涩中带着一股野草的清香。

一周后，垃圾站还是建起来了。

村委会打的名义是”临时放置点”，用水泥块围了个四四方方的小平台，上面放了四个大铁桶。铁桶是绿色的，上面写着”可回收”、“不可回收”的字样，看起来倒是挺像那么回事。

但这些标识没几天就消失了，被雨水冲刷得只剩几道模糊的痕迹。更可怕的是，夏天一到，那几个铁桶里的垃圾发酵得厉害，苍蝇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

二姨家的窗户从此紧闭，即使在最热的夏天也不敢开窗。

“那味道，简直不是人能闻的。”村里人这样形容。

但让人意外的是，二姨并没有搬走，而是天天和那垃圾站”作伴”。她每天早上起来，就拿着一把扫帚在自家门前扫地，扫完了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看着来来往往倒垃圾的人。

有时候，垃圾桶满了，有人就随手把垃圾袋扔在地上。二姨二话不说，拿着夹子把垃圾重新塞回桶里。

这一幕被来收垃圾的环卫工拍了下来，发到了县里的工作群。那个环卫工是新来的，不知道二姨家和垃圾站的恩怨，只觉得这老太太真是热心肠，自发维护村容村貌。

照片配了一段文字：“乡村振兴，人人有责。这位老人家每天主动整理垃圾站，让我们城里人都汗颜啊！”

县里的宣传部门看到后，觉得是个正能量故事，就转发到了县电视台和县报。

半个月后的一个清晨，二姨正在门前扫地，一辆挂着县政府牌照的黑色轿车停在了路边。

下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是一个中年男人，西装革履，手里拿着文件夹。

“请问是章阿姨吗？我是县里新来的宣传部长，听说您每天主动清理垃圾站，非常感人，我们想…”

二姨的扫帚停在半空中，愣了一下，然后”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什么主动清理？这垃圾站就不该建在我家门前！”

宣传部长一脸尴尬，身后的随行人员也面面相觑。

二姨放下扫帚，指着不远处的垃圾站：“你们自己闻闻，这味道能住人吗？我在这住了几十年，现在连窗户都不敢开。”

宣传部长站在原地深吸了一口气，马上皱起了眉头。夏天的垃圾发酵味确实刺鼻。他抬头看了看二姨家的房子，又看了看垃圾站，似乎明白了什么。

“章阿姨，这个垃圾站的选址是谁定的？”

“村委会呗，说是什么美丽乡村建设。”二姨撇了撇嘴。

宣传部长沉默了片刻，然后对身后的秘书说了几句话。秘书赶紧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快步走回车里打电话去了。

这件事后来闹得挺大。

县里组织人专门来调查垃圾站选址问题，发现压根就没有统一规划图，村支书王德明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张草图，就开始施工了。而垃圾站原本计划的位置是村口那块荒地，不知为什么移到了二姨家门前。

更有意思的是，调查组在查账的时候，发现村委会账目上有一笔”垃圾站建设专项资金”，金额不小，但实际花在垃圾站上的钱并不多。剩下的钱去哪了？没人说得清。

王支书被停职调查，村会计被叫去协助调查。

这事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王支书和二姨家有旧怨，故意把垃圾站建在她家门前；也有人说是因为二姨家那块地方正好是村里的”风水宝地”，王支书想低价买下来盖新房。

真相如何，没人清楚，也许只有当事人知道。

垃圾站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县里下了文件，要求重新规划常青村的垃圾收集系统。

二姨家门前的垃圾站被拆除了，改在村口建了一个规范的垃圾分类站，还配了两名专职保洁员。

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

二姨家门前那块地被垃圾站占用了三个月，地面上留下了一块难看的水泥痕迹，而且由于长期堆放垃圾，那块地的土壤受到了污染，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臭味。村里安排人来铲除了水泥块，但那股味道还是很难除掉。

二姨依旧每天坐在门前，看着那块”伤疤”发呆。

我那时去看她，她给我倒了杯水，水杯底部有一圈水垢，但二姨还是很珍惜地用。

“二姨，你看村里都把垃圾站拆了，你要不要考虑去县城住段时间，等这边的味道散了再回来？”

二姨摇摇头：“我哪儿也不去，这是我家。”

她指了指门前那块地：“他们以为拆了就完事了？那味道能去得掉吗？我家的地都被糟蹋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陪她一起坐着。远处传来收音机里的评剧声，走调但悠长。

半年后的一个下午，我接到村里人的电话，说镇长亲自去了二姨家。

我赶紧骑着电动车回村。到的时候，二姨家门前已经停了几辆车，院子里坐着好几个人，二姨正给他们倒水。

镇长姓李，四十出头，戴着眼镜，看起来很精干。他见我进来，问我是谁，我说是二姨的外甥。

“哦，你二姨是个好人啊。”李镇长说道，“我们今天是专门来给章阿姨道歉的。”

原来，县里彻查了垃圾站事件，发现确实存在违规操作。王支书已经被免职，还有几个村干部受到了处分。至于那笔”消失”的建设资金，也已经追回。

“章阿姨，按照规定，您家因为垃圾站的事受到了损失，我们会给予补偿。”李镇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补偿方案，一共三万元。另外，我们还会派人来修复您家门前的土地，种上花草树木，美化环境。”

二姨看了看文件，又看了看镇长：“你们确定能把那味道除掉？”

“一定能。”李镇长很肯定地说，“我们已经咨询了环保专家，会用专业的方法来处理。”

二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那行吧。不过我有个要求，我要亲自看着你们处理。”

李镇长笑了：“当然可以，您是监督我们工作的。”

接下来的日子，二姨家门前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县里派来的环保团队每天都在那块地上忙活，换土、施肥、种植吸附污染物的植物。二姨就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打着遮阳伞，一边看一边指导。

“那边还有味道，再深挖点。”

“这棵树种得歪了，扶正点。”

环保团队的队长开始还有点不耐烦，但渐渐地也被二姨的认真感染了，做事更加细致了。

两个月后，二姨家门前焕然一新。原来的”垃圾地”变成了一片小花园，种着吸附污染物的植物，还有几棵枣树——那是二姨特意要求的，说是二姨父生前最喜欢枣树。

味道是真的没了。我特意去闻过，只有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二姨踩着新铺的石子路，围着那片小花园转了一圈又一圈，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

“怎么样，二姨，满意不？”我问。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地是好了，但那三万块钱补偿，我不能全要。”

“为啥？”我很惊讶。

“那钱是政府的，是纳税人的。我只受了点委屈，没必要拿那么多。”二姨语气坚定，“我准备留一万，剩下的捐给村里办个图书角，让孩子们有书读。”

三年过去了，二姨家门前的枣树长高了不少，已经挂满了小枣子。

那个图书角现在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每天傍晚都有孩子在那里看书、做作业。二姨常常坐在图书角的门口，给孩子们讲她年轻时开拖拉机的故事。

至于当初的垃圾站风波，很少有人提起了。只是每次村里开会讨论什么事情，都会特意问问二姨的意见。

王支书后来被调到了县里的一个闲职，据说他有时候还会偷偷回村看看。有一次，他站在二姨家对面的路边，望着那排枣树和图书角，站了很久很久。

村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二姨成了村里的”活地图”，谁家有什么事，她都知道；谁家孩子在外地过得怎么样，她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我每次回村都会去看她，她总会泡一杯带着野草香味的茶，然后慢慢地讲村里的新鲜事。

“二姨，您就是太犟了。”我经常这样说她。

她总是笑笑：“不犟能行吗？这世道，不犟站不住脚。”

枣树下，她的背影依然挺拔，像是一棵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老树，风吹不倒，雨打不垮。

有时候我在想，这世上有些事，可能真的需要一些”犟脾气”的人坚守，才能让公平和正义不被遗忘。

就像那片曾经的垃圾地，如今已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小花园。

来源：小柒萌物Sh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