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常青村的一名普通村民,四十多岁了,在县城开了家小五金店,每个月总要回村里看看。这次回来,又路过了二姨家那片地方,忍不住停下电动车,看了好一会儿。
我是常青村的一名普通村民,四十多岁了,在县城开了家小五金店,每个月总要回村里看看。这次回来,又路过了二姨家那片地方,忍不住停下电动车,看了好一会儿。
三年前的垃圾站早就不在了,二姨家的门前如今种着一排枣树,已经有小枣子结出来了。树下放着两把竹椅,二姨常在那乘凉,跟路过的人打招呼。
很难想象,就在这宽敞的院子前面,曾经堆满了全村的垃圾。
二姨姓章,今年六十七岁,是村里出了名的”犟脾气”。她家那栋二层小楼在村子东头,是村里最早盖起的砖混结构房子之一,还专门请了县城的泥瓦匠来贴的外墙瓷砖,蓝白相间,在一片土灰色的平房里显得格外扎眼。
二姨年轻时是村里唯一的女拖拉机手,胆子比男人还大。她的丈夫,也就是我二姨父,是村办农具修理厂的工人,手艺不错,但没什么存款,两人靠着勤快的双手一点点攒钱盖了这栋房子。二姨父五年前走了,心脏病,半夜里没挺过来,留下二姨一个人住在这屋子里。
我妈常说二姨是个”宁折不弯”的主,年轻时为了证明女人也能开拖拉机,差点翻到沟里去;中年时为了给儿子攒学费,硬是坚持一个人干着两个人的活;到了晚年,更是犟得不行。
这”犟”在三年前那场”垃圾站风波”里,可是让全村人都记住了。
三年前的那个春天,我们常青村要建设”美丽乡村”,村委决定统一规划垃圾收集点。说是为了方便环卫车收集垃圾,减少村民乱扔乱倒的现象。
规划图一出来,全村人都炸了锅——垃圾站选址正好在二姨家门前那块空地上。
那天我刚好在村里,听到这消息就直奔二姨家。远远地就看到村支书王德明带着几个村干部站在二姨家门口。
“章大姐,这是上面的指示精神,我们也是按照规划来的。”王支书说话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画着几个方框,“再说了,这垃圾站也不是什么脏乱的地方,现在都用水泥砌起来,还有盖子,很卫生的。”
二姨站在门口,穿着那件已经褪色的蓝格子衬衫,头发有些花白,但站得笔直,手里还拿着一把菜刀——她正切菜准备做午饭。
“我不管什么规划不规划的,门前这块地方,凭啥建垃圾站?我家建房子的时候,可是按规矩留了退宅地的。”二姨的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
“章大姐,你这不是不讲理嘛,全村都要配合美丽乡村建设,就你家…”
“那你咋不把垃圾站建你家门口去?”二姨打断了王支书的话,转身就进了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关门的瞬间,我看到二姨的背影微微发抖。
那几天,村里到处都在议论这事。
“听说村里给补偿了,三千块,章二姨不要。”
“犟啊,这老太太,跟年轻时一个样。”
“话说回来,让你家门口建垃圾站,你乐意吗?”
“那能咋办?村里统一规划,个人服从集体呗。”
我去看二姨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晒被子。阳光下,她的脸上有深深的皱纹,手上的老茧更是明显。她把被子抖得”啪啪”响,像是在发泄什么。
“二姨,要不你搬到县城来住段时间?我那儿有空房间。”我试探着说。
二姨头也不抬:“搬啥搬,这是我家,凭啥让我搬?”
她停下手里的活,抬头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固执的光:“你二姨父生前辛辛苦苦攒钱盖的房子,说是要给孙子留着的。现在他们要在我家门前堆垃圾,我怎么对得起你二姨父?”
院子角落里放着一个旧收音机,正播放着走调的评剧。二姨的儿子在外地工作,一年难得回来一次,倒是常打电话。收音机旁边是一张贴在墙上的全家福,已经发黄了,照片里的二姨父还很健朗,二姨的头发也全是黑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陪她坐了一会儿,喝了碗她泡的茶水。茶叶是隔壁刘婶给的,苦涩中带着一股野草的清香。
一周后,垃圾站还是建起来了。
村委会打的名义是”临时放置点”,用水泥块围了个四四方方的小平台,上面放了四个大铁桶。铁桶是绿色的,上面写着”可回收”、“不可回收”的字样,看起来倒是挺像那么回事。
但这些标识没几天就消失了,被雨水冲刷得只剩几道模糊的痕迹。更可怕的是,夏天一到,那几个铁桶里的垃圾发酵得厉害,苍蝇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
二姨家的窗户从此紧闭,即使在最热的夏天也不敢开窗。
“那味道,简直不是人能闻的。”村里人这样形容。
但让人意外的是,二姨并没有搬走,而是天天和那垃圾站”作伴”。她每天早上起来,就拿着一把扫帚在自家门前扫地,扫完了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看着来来往往倒垃圾的人。
有时候,垃圾桶满了,有人就随手把垃圾袋扔在地上。二姨二话不说,拿着夹子把垃圾重新塞回桶里。
这一幕被来收垃圾的环卫工拍了下来,发到了县里的工作群。那个环卫工是新来的,不知道二姨家和垃圾站的恩怨,只觉得这老太太真是热心肠,自发维护村容村貌。
照片配了一段文字:“乡村振兴,人人有责。这位老人家每天主动整理垃圾站,让我们城里人都汗颜啊!”
县里的宣传部门看到后,觉得是个正能量故事,就转发到了县电视台和县报。
半个月后的一个清晨,二姨正在门前扫地,一辆挂着县政府牌照的黑色轿车停在了路边。
下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是一个中年男人,西装革履,手里拿着文件夹。
“请问是章阿姨吗?我是县里新来的宣传部长,听说您每天主动清理垃圾站,非常感人,我们想…”
二姨的扫帚停在半空中,愣了一下,然后”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什么主动清理?这垃圾站就不该建在我家门前!”
宣传部长一脸尴尬,身后的随行人员也面面相觑。
二姨放下扫帚,指着不远处的垃圾站:“你们自己闻闻,这味道能住人吗?我在这住了几十年,现在连窗户都不敢开。”
宣传部长站在原地深吸了一口气,马上皱起了眉头。夏天的垃圾发酵味确实刺鼻。他抬头看了看二姨家的房子,又看了看垃圾站,似乎明白了什么。
“章阿姨,这个垃圾站的选址是谁定的?”
“村委会呗,说是什么美丽乡村建设。”二姨撇了撇嘴。
宣传部长沉默了片刻,然后对身后的秘书说了几句话。秘书赶紧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快步走回车里打电话去了。
这件事后来闹得挺大。
县里组织人专门来调查垃圾站选址问题,发现压根就没有统一规划图,村支书王德明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张草图,就开始施工了。而垃圾站原本计划的位置是村口那块荒地,不知为什么移到了二姨家门前。
更有意思的是,调查组在查账的时候,发现村委会账目上有一笔”垃圾站建设专项资金”,金额不小,但实际花在垃圾站上的钱并不多。剩下的钱去哪了?没人说得清。
王支书被停职调查,村会计被叫去协助调查。
这事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王支书和二姨家有旧怨,故意把垃圾站建在她家门前;也有人说是因为二姨家那块地方正好是村里的”风水宝地”,王支书想低价买下来盖新房。
真相如何,没人清楚,也许只有当事人知道。
垃圾站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县里下了文件,要求重新规划常青村的垃圾收集系统。
二姨家门前的垃圾站被拆除了,改在村口建了一个规范的垃圾分类站,还配了两名专职保洁员。
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
二姨家门前那块地被垃圾站占用了三个月,地面上留下了一块难看的水泥痕迹,而且由于长期堆放垃圾,那块地的土壤受到了污染,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臭味。村里安排人来铲除了水泥块,但那股味道还是很难除掉。
二姨依旧每天坐在门前,看着那块”伤疤”发呆。
我那时去看她,她给我倒了杯水,水杯底部有一圈水垢,但二姨还是很珍惜地用。
“二姨,你看村里都把垃圾站拆了,你要不要考虑去县城住段时间,等这边的味道散了再回来?”
二姨摇摇头:“我哪儿也不去,这是我家。”
她指了指门前那块地:“他们以为拆了就完事了?那味道能去得掉吗?我家的地都被糟蹋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陪她一起坐着。远处传来收音机里的评剧声,走调但悠长。
半年后的一个下午,我接到村里人的电话,说镇长亲自去了二姨家。
我赶紧骑着电动车回村。到的时候,二姨家门前已经停了几辆车,院子里坐着好几个人,二姨正给他们倒水。
镇长姓李,四十出头,戴着眼镜,看起来很精干。他见我进来,问我是谁,我说是二姨的外甥。
“哦,你二姨是个好人啊。”李镇长说道,“我们今天是专门来给章阿姨道歉的。”
原来,县里彻查了垃圾站事件,发现确实存在违规操作。王支书已经被免职,还有几个村干部受到了处分。至于那笔”消失”的建设资金,也已经追回。
“章阿姨,按照规定,您家因为垃圾站的事受到了损失,我们会给予补偿。”李镇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补偿方案,一共三万元。另外,我们还会派人来修复您家门前的土地,种上花草树木,美化环境。”
二姨看了看文件,又看了看镇长:“你们确定能把那味道除掉?”
“一定能。”李镇长很肯定地说,“我们已经咨询了环保专家,会用专业的方法来处理。”
二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那行吧。不过我有个要求,我要亲自看着你们处理。”
李镇长笑了:“当然可以,您是监督我们工作的。”
接下来的日子,二姨家门前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县里派来的环保团队每天都在那块地上忙活,换土、施肥、种植吸附污染物的植物。二姨就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打着遮阳伞,一边看一边指导。
“那边还有味道,再深挖点。”
“这棵树种得歪了,扶正点。”
环保团队的队长开始还有点不耐烦,但渐渐地也被二姨的认真感染了,做事更加细致了。
两个月后,二姨家门前焕然一新。原来的”垃圾地”变成了一片小花园,种着吸附污染物的植物,还有几棵枣树——那是二姨特意要求的,说是二姨父生前最喜欢枣树。
味道是真的没了。我特意去闻过,只有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二姨踩着新铺的石子路,围着那片小花园转了一圈又一圈,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
“怎么样,二姨,满意不?”我问。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地是好了,但那三万块钱补偿,我不能全要。”
“为啥?”我很惊讶。
“那钱是政府的,是纳税人的。我只受了点委屈,没必要拿那么多。”二姨语气坚定,“我准备留一万,剩下的捐给村里办个图书角,让孩子们有书读。”
三年过去了,二姨家门前的枣树长高了不少,已经挂满了小枣子。
那个图书角现在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每天傍晚都有孩子在那里看书、做作业。二姨常常坐在图书角的门口,给孩子们讲她年轻时开拖拉机的故事。
至于当初的垃圾站风波,很少有人提起了。只是每次村里开会讨论什么事情,都会特意问问二姨的意见。
王支书后来被调到了县里的一个闲职,据说他有时候还会偷偷回村看看。有一次,他站在二姨家对面的路边,望着那排枣树和图书角,站了很久很久。
村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二姨成了村里的”活地图”,谁家有什么事,她都知道;谁家孩子在外地过得怎么样,她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我每次回村都会去看她,她总会泡一杯带着野草香味的茶,然后慢慢地讲村里的新鲜事。
“二姨,您就是太犟了。”我经常这样说她。
她总是笑笑:“不犟能行吗?这世道,不犟站不住脚。”
枣树下,她的背影依然挺拔,像是一棵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老树,风吹不倒,雨打不垮。
有时候我在想,这世上有些事,可能真的需要一些”犟脾气”的人坚守,才能让公平和正义不被遗忘。
就像那片曾经的垃圾地,如今已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小花园。
来源:小柒萌物Sh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