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精”，顾名思义就是书的精灵，这是马凌在《多年爱书已成精》里对爱书人的昵称。“自从有了泥版账簿、莎草纸的亡灵接引手册、竹简上的语录，这种小仙人就一直在书的世界徘徊”。上千年过去，“书精”的栖身之地已经从纸质书籍扩展到电子屏幕，但他们依旧用赛博翅膀挥洒着令读者
“书精”，顾名思义就是书的精灵，这是马凌在《多年爱书已成精》里对爱书人的昵称。“自从有了泥版账簿、莎草纸的亡灵接引手册、竹简上的语录，这种小仙人就一直在书的世界徘徊”。上千年过去，“书精”的栖身之地已经从纸质书籍扩展到电子屏幕，但他们依旧用赛博翅膀挥洒着令读者爱上读书的魔法粉末。
马凌就是一只“书精”，她爱书，更爱读书，最终把对书的满腔热情凝聚成语言、具象成文字。这部《多年爱书已成精》是关于古今中外十八位作家和艺术家相关著作的评论集，也是她自己的读书感悟。得益于作者阔大的知识储备，该书体量虽小，但内容丰裕，行文风雅有生趣，就像书封上那只叼着烟斗的黑猫一样，神秘忧郁，有种吸引读者一气读完才罢的魔力。
和大部分评论集一样，《多年爱书已成精》也按照作家和非作家的分类法被分为上下两辑，再加上序言和后记，一共收录二十篇文章。作者既自诩“书精”，自然有些古怪精灵的巧思，写法也不全按照规矩出牌。
比如字数，书中最长的文章是关于作家伊夫林·沃，分了五节还添了“补记”，最短的文章则是评论艺术家格温·拉弗拉的《碧河彼时》，不过两千字；比如切入角度，她从爱宠者对动物的情感着眼解读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阿弗小传》，将伍尔芙与伊丽莎白·勃朗宁两位知识女性对“狗缪斯”的共情榫入各自的传奇经历之中，形成某种泛文本化的互文。
大学教授写文学批评，多少要带点学院派的傲娇，作者也不例外。但物质世界的能量是守恒的，再高处不胜寒的人也需要温柔、平和的情绪来奶油自己，顺便蜜糖他人。
比如当我们认为该书是作者记录自己成为“书精”的经历时，她却到后记里才不无遗憾地表示她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专门揭露“书精”伪装的“捕手”！只可惜“捕手”再狡猾也斗不过好“书精”，这种反转的现实境遇也有了几分张爱玲式的反高潮意味。读者读来不仅会为作者灵动的文字运用和巧思拍案叫绝，更可以在其中体认她内心世界的丰实、纯真和对未知的无限好奇。
豆瓣上的马凌是一个贴图爱好者，但这并不妨碍书中的她认为“美，是危险的。在图像时代，更是如此”。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图像和文字是互为增殖的，但对一部文字足够纯粹、精彩的文学评论集来说，任何非说明性的描述性图片都是二道贩子，其具体和固化的特性难免凝滞文本流动的生命力。
这或许是《多年爱书已成精》中没有一张插图的原因。也因如此，读者得以凭借想象力，在纯粹的文字的指引下尽情混搭颜色、材质和形状，自行设计比例、构图和景深，于是绑发带的安吉拉·卡特、王尔德的丝绸衬衫等人像、静物冲破了刻板的图像中心主义，令全书具有了某种开放的、不确定性的浪漫主义气质。
整体来看，《多年爱书已成精》发生自作者本身的书籍阅读经验，学养视野广阔，思辨敏锐犀利，文字诚挚有质感。作者拒绝以强悍的、本体论的知识型输出形塑读者的阅读观或审美观，而是在对书籍满铺的真情实感中逐帧摹画与之相关的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事、物，通过情感式和风貌性的描述尽力实现与普通读者对话的可能。
马凌在该书的开篇就感叹，“世界上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匮乏的悲剧，另一种是丰裕的悲剧。每一个教授‘世界文学’课程的大学老师，必定对后一种体会尤深。从现存最早的史诗——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开始，人类写就的文本浩浩汤汤，虽历经虫蠹之灾、水火之厄、政治整顿、宗教清除……留存下来的经典之作也足以填塞图书馆的一半空间。”
所谓“丰裕的悲剧”，一方面是指书籍的浩浩汤汤，作为个体的人类难以在有限的生命里阅读尽全部的书籍；另一方面则是暗示普通读者数量越来越多，无论是作者创作、印刷出版还是文学批评都需要更新运行范式以适应全新的状况。难以阅读尽的文学作品和日益广阔的普通读者共同构成了当下文学世界的实际困境。
20世纪80年代，美国纽约的一批知识分子走进社区、文学社团、地方大学为占据更大读者比例的普通读者群体开设讲座、讲授知识、撰写文章，他们与占据学院一隅的“专才批评家”相对，被称为“通才批评家”。
事实上，马凌并非专职从事文学批评，但她敏锐地发现了现实世界中普通读者数量的扩大和新的阅读需求的增长。这无疑与她曾在中文系连续十年讲授外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又在转入新闻学院后专攻大众传播与媒介哲学有关。课堂、报刊、豆瓣小组、微信公众号都是她察势观风的平台，她的知识结构也不被单一的学科范式规训，于文学、历史学的贯通中见新闻与传播学的时髦摩登。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也在时刻提醒她思考如何在阅读浅薄化、文本碎片化的当下局面中开阔问题意识的广度、沉淀批评讨论的深度。
在作者看来，对拥有广大读者基数的中国而言，文学批评更应当关心普通读者的状态。当下的文学阅读越来越呈现出细节化、私人化的趋向，文学批评也同样在突破传统文学史标准和理论焦虑的精英边界，通过跨学科融合、媒介互通的“破圈效应”，为文学书写打通了新的发生途径，其中所蕴含的某种“透视主义”的、可变性的力量则为文学阅读创造出新的生长空间，从而召唤出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并非孤立的、单向性的输出，而是要在已成型的文学系统中实现循环的、良性的互动与交流。更有心的批评家还会为普通读者修剪书林的芜杂，探索真正适合他们的阅读方法和具体书单，读者、作者、批评家的共识也在其中建立起来。而《多年爱书已成精》正是作者以具体、柔软的眼光观察人性的深刻，以幽微的人文烛光映射世界的辽阔，进而联结起更多普通读者的心仪之作。
在序言《书虫指南》中，马凌将三位著名的学院派读者兼文学批评家比作三只蜜蜂：飞了很远的工蜂（宏大文学史观的忠实拥趸马丁·普克纳）、负责的侦察蜂（文学经典的虔诚信徒哈罗德·布鲁姆）和会蜇人的大黄蜂（随心所欲又具体入微的詹姆斯·伍德）。
其实蜜蜂与读者、书籍的譬喻关系古已有之，17世纪英国的文学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书籍之战》里说，神出于最崇高的目的将翅膀和音乐赐予蜜蜂，它们“以天地为家，凭着不懈追寻、潜心研究以及对事物的正确判断和辨别，带回了蜂蜜和蜂蜡”这两样最高贵之物，用“甜蜜和光亮”造福了人类。在斯威夫特处，蜜蜂实际与蜘蛛是一组对照物，分别象征古今之争的崇古派与尚今派。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知识界人士在诗艺、文学、哲学、政制等方面产生巨大分歧，最终分裂成崇古派与尚今派两个群体。他们相互批评、论战持续百年，对欧洲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实际上，马凌无意讨论如此宏大的主题，她将“书虫”进行分类并非有意定义“书虫”的优劣，而是提醒读者牢牢把握文学阅读的主体性——读书实在是古往今来第一自由的事情，有人希望破茧成蝶飞越沧海，也有人愿意成为蜜蜂，通过勤劳辛苦为所有人类带来甜蜜与光亮，选择不同，开心就好。
“真正的自由世界应该很广大，容得下巴尔扎克的后代，也容得下纳博科夫的徒子徒孙”，所以比起指导普通读者如何胶柱鼓瑟地剖析文本，《多年爱书已成精》似乎更在传达一种从阅读蔓延至生活的态度：尽情享受读书带给脊椎骨的愉悦，而不必形役于书籍价值的高低之争。兴趣偏好、知识背景等不过是为书单添加上“和/或/否”的检索选项，对真正热爱读书的人来说，只要能尽情读书就已经足够了。
作者：杨书睿
来源：京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