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黑夜、骑兵、策马千里、仓促入军——这样的字眼组合在一起，更像是一场紧急的军事行动或者有预谋地长途奔袭，却很难使人联想到堂堂藩镇节帅走马上任时的情节。

“光弼以河东骑五百驰赴东都，夜，入其军”

黑夜、骑兵、策马千里、仓促入军——这样的字眼组合在一起，更像是一场紧急的军事行动或者有预谋地长途奔袭，却很难使人联想到堂堂藩镇节帅走马上任时的情节。

而正是因为李光弼匆忙地夜入东都之举，使得这场堪称朔方军历史上最重要的军权交接事件，从一开始便透着种种反常和耐人琢磨的况味。

大唐乾元二年（759年）七月，安史之乱烽火未散，唐、燕两军激战正酣，新任朔方节度使李光弼率五百河东骑兵由太原一路南下，并于子夜时分突然驰入洛阳朔方军行营赴职。

要知道，李光弼乃是肃宗皇帝钦命册封的朔方军节度使，此时更兼任大唐天下兵马副元帅，节制诸路平叛兵马，已然是帝国名副其实的最高军事统帅。

以如此身份地位，本应堂而皇之、正大光明地前往洛阳上任，但李光弼却为何要选择在夜黑风高之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闯入”己方的军镇行营？

而《资治通鉴》中这段简短描述的背后，不仅隐藏着朔方军将帅失和的重大秘密，更为大唐王朝在不久之后的邙山惨败，埋下了伏笔……

乾元二年(759）三月，以郭子仪、李光弼为首的九大节度使围攻邺城遭遇惨败，刚刚恢复些许元气的大唐帝国再度遭遇重创，而官军一路高歌猛进的反攻势头也就此戛然而止。

反观安史叛军这边，负责邺城解围的燕将史思明由此声威日盛，当年三月，其弑杀伪燕皇帝安庆绪后返回范阳自立称帝，养精蓄锐，随时准备直扑东都洛阳。

持续近四年的安史之乱，没有任何将要结束的苗头，唐、燕双方的对战形势，却因为邺城之战和史思明的崛起而变得更加混乱迷茫。

邺城之战后，郭子仪遭宦官鱼朝恩进谗而被免职，连同其天下兵马付元帅及朔方节度使之职，皆由原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接任。

而此时，摆在大唐军界第一人李光弼面前的，除了纷繁复杂的战争形势之外，还有来自于朔方军内部的严峻挑战。

邺城之战，唐军虽有六十万之众，朝廷却并未给这支庞大的军队委任主帅，而且兵败的过程也非常诡异——唐军的溃散并非源于指挥不当，而完全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

未及列阵，狂风骤起，天昏地暗，两军皆大惊而退

将战争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郭子仪一人，显然有失公允，何况郭子仪治军向来宽容大度，在朔方德高望重，也深受其部众的拥护爱戴。

主帅含冤被贬，麾下将士难免愤愤不平，如果任其发展，这股怨气是否会给李光弼正常接管朔方军队造成困扰，或者酝酿出更大的风波？

深感时间紧迫的李光弼，在接到朝廷任命后，只从河东军中挑选了五百名精锐护卫，便由驻地太原星夜兼程南下，并选择在午夜时分突然驰入洛阳前线的朔方行营。

这种先发制人的赴任方式，以最快的速度杜绝了可能发生的变故，但突然袭击也招来了朔方军将领的极大不满。

驻守河阳的左厢兵马使张用济，听闻李光弼夜入东都之举，便手指洛阳方向大呼道“朔方，非叛军也，乘夜而入，何见疑之甚邪”，言语间的委屈、不满和愤怒可见一斑，而这种对李光弼的抵触情绪，在朔方军内部、尤其是高级将领中，恐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而且同为中兴名将、国之柱石，郭子仪与李光弼的治军风格却迥然各异，汾阳王向以宽仁著称，而临淮王则素以严苛闻名。

光弼御军严肃，天下服其威名，每申号令，诸将不敢仰视。

《资治通鉴》的记载绝非夸大其词，这次李光弼甫至洛阳就任，便以檄召张用济不至而果断将其斩杀。

斩将立威后，李光弼立即着手整顿军纪，在其雷霆手段之下，朔方将士一改往日的随意散漫，壁垒、旌旗、军容军貌、精神状态也通通为之焕然一新。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冷酷铁腕的治军风格，确实为不久后河阳的系列胜利提供了保障，但震慑三军的同时，强势刚硬的李光弼，也难免会因此而付出代价

当然，这都是后话……

李光弼接任朔方不久，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大燕皇帝史思明经过半年的养精蓄锐，终于再次点燃了南征的战火。

此次叛军人数达十万之众，又挟邺城新胜之威，而朔方军兵力不足三万，眼见敌我强弱悬殊，李光弼只能选择战略性放弃东都暂避锋芒，并带领朔方将士退往洛阳以北百里外的河阳。

叛军南下后，轻取汴州再陷洛阳，对此时的史思明而言，只要能肃清河阳的朔方军主力，随后乘胜西进关中，又何愁大业不成？

但不得不说，李光弼的存在，就是史思明军事生涯的噩梦。

无论安史之乱初期的常山、嘉山之役，还是此后太原十万人的攻防大战，无论是两军野战还是城池争夺，只要李光弼出现于战场，大燕皇帝始终都难以逾越这道宿命的铜墙铁壁。

而原本以为会速战速决的河阳争夺，也很快演变成一场长期的拉锯，燕军在兵力三倍于唐军的情况下，进攻连连受挫，损兵折将之余，主帅史思明更是屡遭李光弼戏耍，简直如同玩弄于股掌之中。

旷日持久的争夺，攻守双方在粮草、物资、兵械方面的消耗都是天文数字，随着时间推移，史思明已经在河阳地区陷入了无比尴尬的局面。

若选择继续进攻，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僵持的战局，长此以往，燕军军心、士气都必然会产生极大动摇。

而河阳横跨黄河两岸，南北三城紧扼渡口，如果不能拿下河阳，叛军一旦西进，就很有可能被朔方军切断后路和补给。

反观固守河阳的李光弼，却是以逸待劳、有恃无恐——毕竟唐王朝此时还占据着绝大多数的疆域，拥有比叛军更广阔的经济腹地，无论是比拼国家的综合实力还是双方军队的转运能力，朔方节度使都坚信，最后的赢家一定属于自己。

从乾元二年（公元759）十月到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李光弼死守河阳，令史思明迅速西进潼关的企图一次次化为泡影，叛军主力也一直被牢牢牵制在中原地区。

如果不出意外，叛军即将在漫长的拉锯中被逐渐“熬死”。然而，正当史思明进退失据之时，大唐王朝的决策者们，却意外地向敌人伸出了援助之手……

公元761年二月，驻守在陕州的观军容处置使鱼朝恩突然收到“消息”：叛军将士都是燕地人，长期戍守洛中，思归故乡，军中上下离心离德，已然不堪一击。

鱼朝恩果断向朝廷上奏，认为决战时机已经成熟，河阳官军应当立即全面反击。

东都长期为叛军僭据，有损大唐颜面，肃宗听闻情报也深以为然，下诏李光弼发兵南下光复洛阳。

好在李光弼身处河阳前线，对叛军的情况最为了解。对手目前确实深陷泥潭，但还远远没有像情报里传得那么不堪。

而所谓军心焕散、士气低落之说，明显是史思明在久攻不利的情况下故意散播的谣言，意图就是引诱朔方军出城与之决战。

有鉴于此，李光弼选择按兵不动，同时以八个字回复朝廷：“贼锋尚锐，未可轻进。”

前敌总指挥对局势的判断，肃宗皇帝自然需要慎重对待，何况李光弼又是天下兵马副元帅，帝国军队事实上的最高指挥官，（天下兵马大元帅由赵王李係遥领虚授，并不亲自领兵）他的意见对朝廷而言更是举足轻重。

接到李光弼奏报后，肃宗原本准备将攻洛之事暂时搁置，然而值此关键时刻，朔方军中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却站出来力挺鱼朝恩，坚决主张进攻。

铁勒名将仆固怀恩，时任朔方军节度副使，也是帝国军方举足轻重的人物，正是由于此人的加入，让主战派的意见瞬间占据了上风。

肃宗心底还是希望能速战速决，尽快结束叛乱，对李光弼长期固守不出河阳，耗费钱粮的举措难免有些不满，此刻听闻两大重臣纷纷赞成出战，头脑发热的皇帝，终于下定了反攻的决心。

二月下旬，肃宗再次遣使前往河阳，以不容置疑地口吻，命令李光弼即刻出兵。

不得不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而大唐王朝却两次走向了同样的深渊……

安史之乱初期，即公元756年，此时安禄山虽攻下东都洛阳，然而名将哥舒翰坐镇潼关，令屯兵陕郡的燕军始终无法西进威胁关中。

结果奸相杨国忠因害怕哥舒翰在前线拥兵自重会对自己不利，竟伪造情报谎称陕郡叛军多是老弱残兵，唆使玄宗颁下圣旨，逼迫哥舒翰东出潼关歼敌。

谁料潼关唐军行至灵宝不幸遇伏，二十万人几乎全军覆没，随即潼关失守，叛军乘胜西进攻陷长安，玄宗无奈流亡蜀地，唐王朝也由此进入了最为混乱黑暗的时期。

而公元756年的东出潼关和761年的南下洛阳简直如出一辙——起因都是由于伪造的情报，过程都是皇帝强迫本以掌握主动的唐军出战。

至于结果，灵宝之战已经让官军付出了最为沉痛的代价，而仅仅三年之后，健忘的大唐，却又要无比愚蠢地去重蹈覆辙……

只是此时若再跟君上讲道理，无论战争结果如何，都难逃抗旨不遵的嫌疑，而生性多疑的肃宗李亨，显然没有包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雅量。

上元二年二月下旬，万般无奈地李光弼，只好命大将李抱玉留守河阳，随后与朔方军节度副使仆固怀恩、陕州观军容处置使鱼朝恩，以及神策军节度使‌卫伯玉一道，集合陕州、河阳两处兵力，以计八万余人南下进攻洛阳。

但我们不禁要问，同样是作战经验丰富，且了解前线实际情况的仆固怀恩，为何会对于漏洞百出的情报选择性忽视，却在最关键的节骨眼上，背刺主帅李光弼呢？

而这，正是朔方军中一直隐藏着的致命危机——将帅失和。

仆固怀恩，史书对其评价是“雄毅寡言，却刚决犯上”。如此桀骜不驯之辈，只有威望甚高且宽容大度的郭子仪能够驾驭。

仆固怀恩始任偏裨之将，与上级意有不合，动辄怒骂不止。郭子仪为统帅时，以宽厚容众，又素来倚重其冲锋陷阵，所以两者反倒能相安无事。

而且，自“安史之乱”爆发开始，铁勒人便一直在郭子仪麾下效命，因其英勇善战，而深受主帅的倚重和赏识，官职也一路平步青云，对于这样的主帅，仆固怀恩当然是满怀敬重与感激。

而且退一步来说，即使郭子仪被免职，理所当然应由身为副帅的仆固怀恩顶替节度使之职，然而铁勒悍将等来的却是朝廷任命李光弼的诏书。

老上司含冤被贬，自己的官职又未能更进一步，仆固怀恩难免心中不满，这种情绪当然会指向初来乍到的新任朔方军节度使。

而偏偏李光弼的治军风格还与郭子仪南辕北辙，主帅铁面无私的作风与副手桀骜不驯的性格，注定是水火不相容的结局。

据《新唐书》记载，正、副节度使的第一次会面，正好是张用济被杀后不久，仆固怀恩前往李光弼行营拜会，两人尚未落座交谈两句，仆固怀恩麾下五百蕃兵竟直驱节度使帅帐。

见此情景，仆固怀恩当即呵斥部曲不守规矩，而李光弼自然也对副帅自导自演的把戏心知肚明，连忙面带微笑的宽慰众人道：士卒跟随自己的将帅，也没有什么过错。”随即命令部下杀牛置酒款待这些蕃兵。

李光弼怒斩张用济，在立威的同时也让朔方军将领感受到了恐惧和威胁，所以仆固怀恩的行为，既是对新任主帅的一种武力威慑，同时也是防范李光弼对自己大开杀戒。

风波虽最终化解，然而初次见面只是双方试探性的博弈，接下来的一件事，却让两位军中大佬彻底交恶。

河阳之战结束后，燕朝大将安太清被俘，而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垂涎安太清妻子美貌，竟将其劫掠入府，并安排兵卒看守。

李光弼得知后，勒令仆固玚交还安妻不果，便直接派人射杀仆固玚安排的侍卫，从府内把安太清的妻子强抢而归。

李光弼此举，无论是言明军纪还是稳固人心，都势在必行，然而这波操作却直接惹怒了仆固怀恩，在愤怒地质问顶头上司“公乃为贼杀官卒邪?”之后，朔方军阵营中最重要的两位领袖，就此正式走向决裂。

正因如此，在是否出兵洛阳的问题上，仆固怀恩瞅准时机与主帅唱起了反调，而背刺主帅的行为，对其而言也并非单纯发泄情感上的不满，更多的还是实际利益的驱使。

一旦攻下洛阳，那么坚持进攻的仆固怀恩，就能够有效地压制主帅李光弼，在天子面前争功邀宠；而即使战争失利，作为大唐军队统帅，又是朔方军节度使的李光弼自然要承担战败的责任。

上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八万余唐军渡过黄河，在洛阳北面三十里的邙山与史思明所率的叛军主力不期而遇。

李光弼向来用兵谨慎，见两军阵前一马平川，便要求全军依山列阵，利用地形优势阻挡叛军冲锋，到时即使不胜，起码也能凭险自保，不至于全军覆没。

然而仆固怀恩却志在必得，坚持要在平原开阔处摆开阵势，以便于其麾下铁勒骑兵发挥机动优势。

如果说仆固怀恩此前的背刺，令李光弼被迫出兵以身犯险，那么此刻的战场抗命，则是让整个朔方军陷入到了巨大的危机之中。

河阳之战后，仆固怀恩因功被唐廷晋封为大宁郡王，此刻更有肃宗身边最得宠的权宦鱼朝恩撑腰，而这一切，自然给了仆固怀恩不遵将令、与李光弼分庭抗礼的底气。

仆固怀恩所部拒不服从调遣，李光弼反复沟通无果，此时，若将部队一分为二，只会实力受损然后被燕军各个击破。无奈之下，只能临时改变计划，重新在平原之上展开布阵。

然而唐军的一举一动，已被不远处山丘上的史思明尽收眼底，就在唐军匆忙列阵、立足未稳之际，史思明迫不及待地发出了进攻的号令。

对阵宿敌时屡战屡败的憋闷屈辱，加上河阳之战郁积在胸中一年多的怒火，终于化作一声振聋发聩的冲锋号令，如惊雷般炸响在邙山空旷幽静的山谷。

顷刻之间，烟尘滚滚，箭矢倾泻而下，燕军骑兵更是呼啸着像潮水一样漫过平原。

此时，燕军是看准时机全力出击，唐军则是布置未半、仓促应战，胜负的天平在双方尚未接触之际，其实便早早发生了倾斜。

位置靠前的仆固怀恩首当其冲，阵势最先被对手冲垮，其麾下部众纷纷往后散逃。

而战场之上这种溃败顷刻间便如同瘟疫般向己方各处迅速扩散，其余诸路唐军见前方败相已露，士气大为削弱，亦纷纷惊呼叫嚷着开始后撤。

尽管李光弼一直据守险要，奋力死战，试图稳住中军主力，然而在燕军的凌厉攻势之下，很快也被打垮。

李字帅旗一倒，各路唐军更是不战自溃，在同一时间全部掉头而逃。

邙山之战，官军大败，阵亡数千人。仓皇之间，好不容易运来的粮秣器械、辎重马匹也全部丢弃于战场。

李光弼、仆固怀恩率领朔方军狼狈北渡黄河，退保闻喜（今山西运城闻喜县)；鱼朝恩、卫伯玉则率领关中部队和神策军向西逃回陕州。

而听闻邙山八万唐军惨败的消息，李抱玉更觉势单力孤，随即也果断放弃河阳出逃。

所以，邙山之战的结果就是，朔方军坚守一年有余的河阳、怀州等地轻易易手，连同李光弼辛苦赢造的战略优势瞬间荡然无存，而叛军占稳东都洛阳，又重新控制住中原要地，史思明兵锋向西直指潼关，威胁关中。

当唐肃宗在长安接到邙山之战的败讯，顿时如雷轰顶、目瞪口呆。但此时后悔已于事无补，只能马上增派兵力增援陕州，力保潼关不失。

邙山之战的失利，几乎是灵宝之战在中原的翻版，也是唐军继邺城之后军事上又一次惨败，同时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此役劳师动众，未使一城一池失而复得，损兵折将之余，坚守河阳的战果还悉数付诸东流。

大败之后，更使唐军上下军心士气受到巨大挫折，一代名将李光弼与肃宗、代宗等君王间的矛盾隔阂在日后也逐渐加深，而这一切，都给大唐王朝本就曲折坎坷的平叛之路，又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来源：雪滿長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