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省光山县），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从砸缸少年到帝国宰相的辉煌人生

九月，丙辰朔，大宋皇朝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年六十六。

噩耗传来，大宋皇朝举国上下悲痛万分！

太皇太后哭之恸，帝亦感涕不已。明堂礼毕，皆临奠。

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

“文正”，这两个字被视为对文人道德和功绩的极高赞誉。

在历史的长河中，能被赐予“文正”谥号的人物，有北宋名臣范仲淹。

然后就是司马光——司马相公

光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

及为门下侍郎，苏轼自登州召还，

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

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切毋生事、开边隙。”

辽人严肃地敕令其边吏说道：“如今中国已任命司马光为相，你们切记切勿无端生事、擅自开启边地的争端与嫌隙。”

辽人深知司马光的为人和能力，对他心怀敬畏。

他们明白，司马光主政期间，定会以公正、明智的方式处理两国事务，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

光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

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

既殁，其家得遗奏八纸，皆手札，论当世要务。

百姓闻其卒，罢市而往吊，鬻衣而致奠，巷哭而过，车盖以万千数。

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

归葬陕州，四方来会者数万人。

光孝友忠信，自少至老，语未尝妄。

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

于学无所不通，唯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

苏轼曾经深入探讨司马光之所以能够深深触动人心、震撼天地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两个关键的方面，说道：“乃是诚与一。”

苏轼，所提出的“诚”，意味着司马光始终保持着真诚无伪的品质，无论是对待君主、同僚，还是黎民百姓，皆以真心相待，毫无虚假与做作。

而“一”，则代表着司马光的专注和坚定。他一旦确立了目标和信念，便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不为外界的干扰和诱惑所动摇。

司马光一心一意致力于国家的治理和改革，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其中。

苏轼的这一论断，不仅准确地概括了司马光的高尚品质和伟大精神，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 年），河南光山官署的庭院里，七岁的司马光正与伙伴们玩着捉迷藏。一口两人高的青瓷水缸突兀地矗立在院角，缸中清水倒映着蓝天白云。突然，一声惊叫划破天际 —— 一个孩子爬上缸沿时失足跌落，水面瞬间没过了他的头顶。

其他孩童四散奔逃，唯有司马光纹丝不动。他盯着晃动的水面，突然抄起地上的青石砸向缸体。"咔嚓" 一声，裂纹如蛛网般蔓延，水流裹挟着阳光喷涌而出。当浑身湿透的孩子被救起时，小司马光的名字已随着飞溅的水珠传遍街巷。

这个后来被载入《宋史》的瞬间，不仅成就了中国最著名的童年故事，更预示着一个传奇人生的开端。司马光砸缸的本质，是突破常规的逆向思维：当所有人都想着 "如何把人从水里救出来" 时，他却想到 "如何让水离开人"。这种思维模式，在他未来五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反复闪现。

宝元元年（1038 年），二十岁的司马光高中进士。在杭州任判官时，他因父母相继病逝，辞官守孝五年。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民间疾苦，也塑造了他 "以民为本" 的执政理念。庆历四年（1044 年），重返仕途的他历任大理评事、国子监直讲等职，逐渐展露治国才能。

治平三年（1066 年），司马光将耗时两年写成的《通志》进献给宋英宗。这部上起三家分晋、下迄秦二世的八卷史书，意外获得皇帝赏识。英宗特命设立书局，拨专款支持他完成一部跨越千年的编年体通史。此后十九年，司马光带着刘恕、范祖禹等助手，在洛阳独乐园中开始了浩大的编纂工程。

他们每天工作长达十四个小时，从 300 余种史料中爬梳剔抉。为确保史实准确，司马光独创 "长编法"：先按时间顺序排列原始资料，再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进行考异，最后提炼出最合理的叙述。元丰七年（1084 年），这部耗时 19 年、涵盖 1362 年历史的《资治通鉴》终于告成。全书 294 卷，耗尽了司马光的心血，成书时他已 "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

熙宁二年（1069 年），王安石的变法如惊雷般震动朝野。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等新政接连出台，旨在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司马光却敏锐地嗅到危机：变法虽好，但基层执行可能走样。他多次在御前辩论中与王安石针锋相对："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两人的分歧不仅在于政策本身，更在于对 "祖宗之法" 的态度。王安石主张 "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司马光则坚持 "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这种理念冲突最终演变成新旧党争，将整个朝廷撕裂为对立的阵营。

元丰八年（1085 年），宋神宗驾崩，十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在百姓 "无归洛阳，留相天子" 的呼声中，六十五岁的司马光再次入朝。此时的他已缠绵病榻，但仍以惊人的毅力主持废除新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逐一被废，差役法重新推行。

然而，更化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远超预期。旧党内部的分裂、新法废除后的经济混乱，以及对变法派的过度打压，让司马光陷入争议漩涡。他废除募役法时，苏轼当面质疑："差役、免役各有利害，骤改恐生民怨。" 司马光却坚持己见，甚至说出 "法当如救焚拯溺，岂待终日" 的激进之语。

元祐元年（1086 年）九月，六十八岁的司马光病逝于汴京。临终前，他反复念叨着 "四患未除，死不瞑目"，指的仍是青苗、免役、置将和对夏作战这四大心病。哲宗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 "文正"。

对司马光的评价，历史始终存在争议。支持者称他 "公忠体国，正直无私"，反对者则指责他 "尽废新法，贻误江山"。但无论如何，他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已成为中华文明的瑰宝。

毛泽东曾十七次通读此书，称其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来源：皇城根下拉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