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岭南的摩崖石刻间，为何总回响着“蔬笋居士”的名号？当故宫博物院展出一卷雄浑隶书时，藏印“符翕”二字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一位知县画家？

晚清岭南的摩崖石刻间，为何总回响着“蔬笋居士”的名号？当故宫博物院展出一卷雄浑隶书时，藏印“符翕”二字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一位知县画家？

这位湖南拔贡如何以刀笔刻出金石传奇，竟让马宗霍赞叹“分书茂密雄强，得自西狭颂者为多”？其子符铸生于潮州的巧合，又牵连着怎样的文化迁徙？

光绪初年，符翕以拔贡身份外放知县，首任福建长乐，后转调广东阳山知县二十余年（据《清画拾遗》），最终任职潮州。在阳山期间，其政绩虽无具体水利工程记载，但《阳山县志》承袭“有政声”之评，符翕更在自著《拙吏臆说》中阐明理念：“吏治之要，在察民隐而恤其艰”，佐证其务实作风。

调任潮州后，此地成为其艺术生涯转折点——1887年前后其子符铸诞生于潮州官舍（符铸自述），符翕在此广交岭东文人，遍访金石遗迹。现存潮州金山石刻有其1889年题“海阔天空”四字，笔力沉雄，印证其将宦游经历化入艺术的独特路径。

符翕的艺术升华，源于对汉魏碑刻的痴迷。其《金石考》自序称：“每见古刻，必手拓摩挲，忘寝食者数日。”阳山任内，他深入粤北山区搜寻汉碑，尤重《西狭颂》的磅礴气韵。

马宗霍揭示其书法密码：“分书茂密雄强，得自西狭颂者为多，而风神逸亦兼有乙瑛、杨淮表记遗意”（《书林藻鉴》）。

其独创性在于融合三代金石气与文人笔意——楷书取颜真卿筋骨，行书杂糅米芾跳宕与苏轼浑厚，篆刻则追摹秦汉玺印的朴拙。曾熙点破其历史地位：“我湘继道州（何绍基）而起者，首树一帜”（《书林藻鉴》引），证实其开创湖湘金石新流派。

符翕现存34处摩崖题刻，构成特殊的“岭南文化地理标记”。阳山贤令山有其1882年隶书“千岩竞秀”，潮州凤凰山存其1891年楷书“云衢”等，这些题字不仅展示其“榜题举重若轻”（马宗霍语）的绝技，更映射晚清官员的文化仪式——通过在山川留题，既抒发文治理想，又实践金石艺术的公共传播。

其题刻多选险峻处，如连州大云洞悬崖所刻“鸿蒙”二字，暗含对混沌时局的隐喻。

符翕在岭南的20余年间，以金石书画为纽带，构建起跨越官绅的交往圈：

与居廉的交游
据广东博物馆藏《居廉致符翕信札》（1886年），居廉称其：“子琴道兄笔撼罗浮，今见新作《双清图》，实得南田没骨真髓”。

符翕则于1890年《蔬笋馆诗稿》卷三自注：“过隔山草堂访古泉（居廉），观宋藕塘蝴蝶卷，归作没骨花卉十二帧”。

二者互赠作品尤多——香港中文大学藏居廉《牵牛草虫图》有符翕题跋：“古泉写生妙夺造化，此帧神似元人”，印证画学切磋。

与黄士陵的金石之谊
符翕《蔬笋馆印存》收录三方黄士陵所刻印：“符翕金石”（1884年）、朱文“蔬笋馆”（1885年）、白文“阳山太守”（1887年），边款皆言“仿汉铸印为子琴先生作”。

他为黄牧甫写润格，还将黄牧甫的篆刻艺术（印谱）带到潮州，影响了潮州当时的篆刻艺术风格。

安徽博物院藏黄士陵1893年致符翕信提及：“承示《金石考》二卷，愚以为可续阮芸台《积古》。”1888年潮州金山题刻中，二人曾合作《篆书百家姓屏》（据《潮州美术全集·书法卷》）。

张之洞的幕僚之缘
符翕1889年楷书《张之洞诗册》（广东中山图书馆藏）跋文：“香帅督粤时，翕尝谒于广雅书院，命书《劝学篇》节录”。

张之洞幕僚许同莘在《张文襄公年谱》光绪十五年条注：“湘南符翕以《阳山丛牍》呈阅，公称其吏治文采兼优”。

符翕更受委为广雅书院题写“明德堂”匾额（原匾毁于抗战，见《广雅书院志》）。

潮州文人圈互动

曾习经：符翕1891年行书诗轴赠“刚甫（曾习经）仁弟”，现藏潮州博物馆，内容为韩愈《谒衡岳庙》诗，见证师友之谊。

周鉴湖：符翕《蔬笋馆诗稿》卷四有《次韵答周鉴湖见寄》，注明“时同客潮州书院”。

谢锡勋：谢氏《小草堂诗集》收录《符子琴太守命题凤凰台摩崖图》长诗，提及“铁笔凿云根，蛟龙出苍苔”的篆刻场景。

符翕的金石圈非偶然形成：张之洞的广雅书院聚集学者（如1889年符翕在此讲授《说文》），居廉的隔山草堂吸引画家（符翕1887年作《隔山雅集图》），而潮州金山诗会（1888年曾习经、周鉴湖等与会）更促成岭东艺文共振。

这些交往揭示清末岭南的文化生态——官员、画家、学者通过艺术打破阶层壁垒，共同推动金石复兴运动。

符翕“直追汉人”的核心成就在于：

书法体系化

：真书植根《道因法师碑》，八分书重构《石门颂》的野逸（曾熙评）

篆刻革新

：《蔬笋馆印存》中“蔬笋居士”印以单刀冲刻再现汉铸印斑驳感

理论奠基

：《金石考》辩证考据百余种碑版，纠正时人谬误
其子符铸在《近代六十名家画传》中追忆：“先君作书必晨起沐手，谓金石有灵，不可轻慢”，这种敬畏成就了“几欲并肩丁黄”（《清画拾遗》）的高度。

当我们在广东省博看见他1885年所作《隶书五言联》，那如铁铸的笔画里，既有《西狭颂》的苍茫山气，又饱含一个文人官员对文化的虔诚。

其最深刻启示莫过于：真正的艺术突破，从不在逃离现实处发生，而在深耕生活的裂隙中绽放。正如其摩崖遗墨所昭示的——刀笔凿开混沌处，山河自生金石声。

来源：岭南物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