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和国初期，阶级敌人这顶帽子，就像窗外随时可能飘落的雨，谁也说不好哪天会落在自家门口。人们嘴上说“为公”，心里却都清楚，一旦上面要动手，下面免不了要乱，有人心头犯嘀咕，有人夜里睡不着觉。那时候“阶级斗争”像一张大网，撒下去，本来想捞起坏鱼，却常常带着好鱼冤枉一

共和国初期，阶级敌人这顶帽子，就像窗外随时可能飘落的雨，谁也说不好哪天会落在自家门口。人们嘴上说“为公”，心里却都清楚，一旦上面要动手，下面免不了要乱，有人心头犯嘀咕，有人夜里睡不着觉。那时候“阶级斗争”像一张大网，撒下去，本来想捞起坏鱼，却常常带着好鱼冤枉一块儿收了网。

其实，说到底，阶级斗争这件事，刚提出来的时候，谁不觉得振奋？土地分给农民，大家分到了锅里的肉，心里头暖和。可慢慢地，这事儿就没那么简单了。很多人家饭桌上的故事，都是打哪年哪月起，家里的“身份”变了，从此云泥两端。比如村东头那个老宋家，祖上两亩田，因为缺粮时候卖了几包粮食，邻里一开会，贴个条，成了富农。老宋拄着拐杖，嘴里只说“不冤，不冤”，却总是悄悄地垂眼看着自家孩子：“以后，还能娶媳妇么？”

村里那会也新开了广播，天天念着谁被批谁站台，大家表面平静，背地里都听着小道消息：谁家儿子进了队伍，哪户人晚上被搜了家，私下里唏嘘声一片。你以为当官的心也就铁？其实也虚。上头要快刀斩乱麻，可下面谁是谁非，哪有那么清楚。这年头，讲理有时候成了奢侈事。

你说，地主、资本家，真就都是坏人吗？一刀切下去，有人自认倒霉。小杨家老爷子，解放前靠给人跑买卖起家，忙活了大半辈子，辛苦挣了几间屋。可那年队里贴红条，“资本家”，全家就像突然被人从炕头推到地上。小杨说，他最难过的不是房子被收了，是隔壁吹着泥哨的小孩，见了他都不敢叫大爷。“连名分都被剥没了。”他有天晚上喝大了，悄声跟老婆嘟囔。

不过话说回来，也不是谁都那么无辜。有人仗着家底厚，干过不少缺德事儿。可不该一竿子打死一船人，正经干活的和投机取巧的都混在一起，许多旧账翻出来，里头夹着不少新仇。邻里间有恩怨的，乘机上纲上线，一句“你不是穷人”，就能改变一辈子的命运。

这种时候，谁还能说分得清黑白？有些人，就是赶上了那个风头，赶巧又撞上了贵人落难，自己反倒捞了光。哪家不背着点说不出口的秘密？有时候明知道不公，但谁都不敢多言。嗓子眼堵得慌，但真要去和村干部理论，还不如闷头在家把门关紧些。

更难的是，那些被错打的人家，平白无辜，受的罪却比旁人重好几倍。有个姓李的，原本是个木匠，好不容易攒点钱，没买地，只是把儿子送去上了学。可那阵风刮起来，哪顾你怎么得的家底？队里一查，账上有几本账本，便说他“剥削人”。李木匠的老婆，白天还去割草，夜里躲在被子里抹泪。那段日子，天亮都来得格外慢。

说起来容易，真要划清一刀，哪能无冤无错。其实，很多“判处”都是几个人一合计，甚至有时，曲直全凭一个人心里打的小算盘。一个眼神，一句闲话，就能让一户人家天翻地覆。“如果你生错了时候，机灵点也没用。”老李家邻居这样摇头。到现在，还有人家门口的红条子早被风刮没了，可心里的疙瘩半夜里还叫人嘀咕。

再往后日子好点了，风平了，早年的事成了饭后谈资。可有多少人，哪怕冤屈得雪得了，心里的龌龊味儿也挥不走。我们常说“要有制度”，可制度究竟能不能让人心安下去？谁知道呢。有的事，纸面上能平反，夜里梦见了，心里还是堵。

后来有些说法，说得冠冕堂皇：要尊重法治，要审慎公平。可你问问那些真个头破血流的家庭，他们会信这个吗？他们只记得那一年断了学业的孩子，那个再也没张开的家庭大门，那口“成分”变了的气。谁不是打着公平的旗号，最后却让不少人断了根？

但这些话咱说归说。时过境迁，人们又提起那年头的厉害事儿，脸上却多了些无奈和释然。也许社会需要改变，也许某些旧账确实该被算一算。但我们都明白，人心里最渴望的，始终是“别冤枉、别滥伤”。只是，人在风眼里，谁能全身而退？

如果真想让历史变好点，其实要求不高。大伙也不过盼着一句公道话，一点真诚的安慰。可惜，历史这东西，总是拖着脚印往前走，从不回头给你解释明白。多少个夜里，老李家嫂子还念叨：“但愿咱家娃以后，不再有那样的命。”话没说完，屋里灯泡闪了闪，小孩子已经睡得安稳。人啊，总归想要一个可以睡踏实觉的世界。

我们讲这些陈年旧事，当然不是要谁自责到夜不能寐。只是那些冤和痛该被记住、该有答案。谁都不希望，下一个站在风头上的，是自己的孩子或孙子。而那句“下一次呢？”只能等时间慢慢给答。

来源：小溪旁闲散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