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29年12月11日红七军正式成立到1930年10月北上江西，是红七军发展、壮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开始时，红七军、红八军准备攻打南宁，未遂，红八军遭到了失败，余部退入右江，成为红七军的一部分。红七军也被迫撤到东兰、凤山等山区根据地去，革命暂时受到了一些挫折
三、红七军发展、壮大时期的情况
自1929年12月11日红七军正式成立到1930年10月北上江西，是红七军发展、壮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开始时，红七军、红八军准备攻打南宁，未遂，红八军遭到了失败，余部退入右江，成为红七军的一部分。红七军也被迫撤到东兰、凤山等山区根据地去，革命暂时受到了一些挫折。但是，红七军随即一面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一面将主力拉到桂黔边打游击，发动群众，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后又回师百色，赶走反动派，打退滇军，共产党和红七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又大大地得到提高，革命军队和右江一带的根据地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时，红七军的武装力量发展到一二万人，其中主力红军约一万多人，后备队—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约有八九千人，在十多个县建立了根据地。这一时期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关于“打南宁”的问题
1930年2月，前委决定打南宁，命令红七军从右江一带向下游推进，红八军从左江地区北上南宁，并且公开地宣传，借以号召群众。这时，红七军成立不久，只有3个纵队，相当于3个主力团;红八军刚刚成立，虽也有3个纵队，但人数不足，内部又不纯，实力更差一些。而敌人方面，李宗仁、白崇禧却有4个正规师，此外还有一些收编杂牌队伍，大部分都集中在南宁。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应有打南宁的意图的，特别是不能公开宣传。当时我曾说:“就是打，军事上的秘密，也不应那样去宣传”。但是，那时我们不少同志，认为“革命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公开宣传“打到南宁去”。结果，我们的3个纵队还没有来得及集中，敌人就已经组织了四五个主力团来进攻我们，围攻隆安城。这时，只有何莽同志率领的一营人在隆安防守，被敌人围困在城里。我带着4个营去，冲破了敌人的重围，使这营人安全地转移出来。可惜那时没有带大炮，否则，那一仗是可以打败敌人的。我们退出隆安后，敌人穷追(这是广西军队的特点)，当我们走到恩隆县之亭泅时，又遇敌打了一仗，把敌人一个团打跑了，但没有消灭它。
在隆安亭泅打了两仗后，敌人又集中兵力向我们猛扑。这时，为了保存实力，不同敌人硬打，我们主动地暂时退出右江流域的思林、恩隆、百色等县，将部队撤到东兰、凤山一带的山区老根据地去。
红八军打南宁的情况更糟一些，部队还在进军南宁的途中，李、白的军队却在攻打左江根据地的龙州城了。因此，八军被迫回战龙州。这时，红八军不适当地采取消耗战，与敌人硬拼，加上没有进行改造，原封未动的土匪武装冯飞龙纵队叛变，以及这一时期红八军军长俞作豫同志与下边的许多军官，生活腐化，部队的战斗力不强，遂遭致失败。但在战斗中许多同志是表现了英勇奋战，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的。如军政治部主任兼左江特委书记严敏同志和第二纵队长宛旦平同志，率领着一营人的武装，坚守龙州铁桥头，与敌人展开激战，击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掩护了红八军部分队伍的撤退，但终因众寡不敌，战斗至最后一颗子弹时，全体同志都为革命壮烈地牺牲了。军长俞作豫和政委何世昌同志率领五六百人撤退至钦州小董时，为部下一反动军官勾结当地土匪恶霸所迫，交出了兵权。后来，何世昌同志在赴左江找红七军途中被敌人捕杀。俞作豫同志到钦州，后转香港，因误与叛徒接头，亦被捕杀。只是由第一纵队参谋长袁也烈同志率领该纵队的部分武装约1000人，转战至右江，途中经过与反动军队、地主武装多次战斗，歼灭了许多敌人，我军也伤亡不少，最后，以一营人左右的武装与红七军会师了。
现在看来，那时前委决定打南宁是有些盲动的。在当时敌人兵力集结城市的情况下，正确的方向，应该是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组织训练地方武装和扩大红军，发动游击战争，巩固与发展根据地。但是，那时我们许多同志，都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只凭着一股革命热情，认为“革命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而没有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去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没有看到垂死的敌人虽然必然失败，但暂时还较强大，兵力又那么集中;我们正义的斗争虽然必将获得胜利，但还有一个艰巨的过程。他们没有按照毛主席所讲的“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那样去做，而把战略战术问题混为一谈，轻举妄动地大肆宣传打南宁。结果，不仅未能攻克南宁，反而导致红八军及左江革命政权的失败，红七军也被迫退出部分根据地，撤到山区去。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深刻吸取的。但是这个问题，不要公开去讲，可作为党的档案保存。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就是当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们应适当地收缩一下，不同敌人打阵地战。这不是示弱，而是为了保全实力，以便更好的打击敌人。我们在退出百色时曾有过争论，但最后统一了意见，决定暂时撤退，致保存了力量，以后又收复了百色等县。红八军则不懂得这一点，固守龙州与敌人硬打，结果因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毛主席在井岗山时期曾经系统地总结了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著名的原则，取得了在江西4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
(二)红七军在桂黔边境打游击的情况
红七军到达东兰、凤山后，在凤山县盘阳乡召开了前委会议，决定军部率领第一、二纵队到桂黔边境打游击;留下韦拔群、黄治峰同志率领第三纵队及赤卫队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当时，决定到贵州打游击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则是避开敌人主力部队的锋芒，诱使李、白军队撤出右江地区去守卫他们的老巢—岂、梧、桂、柳等城市(因那时蒋介石正准备向李、白进攻)，然后我们再回师右江，收复根据地。同时，还准备在打游击时，消灭敌人一部分武装和解决我们经费上的一些困难。
1930年3月，我们率领第一、二纵队离开了东兰、凤山，向贵州进军。首先经过河池到达怀远，我们在怀远住了3天，在这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革命的道理，揭露敌人的罪恶行为，并说明我军的纪律和政策。特别是我们不论干部和士兵，和蔼地对待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实际行动，与国民党军队每到一处就奸淫掳掠形成鲜明的对比，深深地感动了当地的群众，使他们对我军倍加爱戴，国民党反动派捏造说“共产党杀人放火”等等谣言，在事实的面前完全破产了。当地群众反映说:“红军对老百姓很好，张军长的队伍非常和气，没有官架子，反动派的宣传是假的”。我们走后，“红军纪律严明”的印象，仍然深深地烙印在怀远广大群众的心坎里，以致后来韦拔群同志到怀远时，国民党造谣说韦如何粗暴，非常坏，群众根本置之不理，相反地倒热情欢迎韦拔群同志，因为早有事实作证，群众对反动派的造谣污蔑已是司空见惯，再也不相信了。
接着，我们向思恩(今环江)进发，部队刚到思恩，突然遇到敌军袭击，把我们的两个纵队隔断了。由于敌人来势很猛，我们不了解究竟有多少敌人，为了不打无把握的仗，加上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打游击，发动群众，我们避开了这场战斗，军部率领第二纵队向北，第一纵队向西撤退。我们与第二纵队经过宜北休整两天后，向贵州省荔波县的板寨前进。在板寨，又与第一纵队汇合在一起了。
两个纵队汇合以后，随即向苗山进军。苗山，是苗族同胞聚居的地方，他们是被汉族的封建地主、官僚压迫到这里来的，长期过着贫困、落后的生活，很少和汉人来往，而且是与汉人互相对立的。过去，国民党军队进去抢劫时，他们为了自卫，与其战斗。当我们的部队进入苗山时，开始他们不了解，以为我们同国民党军队一样，都跑到山上去，严阵以待。虽然我们当中一些懂苗语的同志向他们高呼:“我们是红军，是爱护苗胞的军队”，但他们仍然存有戒心，不敢下来。我们要补充军队的给养，但是找不到主人，怎么办呢?于是军部决定:在那里拿的东西，就在那里留下钱，并写明数量。例如，我们在谁家的米缸里拿出了多少米，就按照市价把钱放在米缸里;杀了谁家的猪，就把钱留在谁家，并写明猪的重量。有的猪跑在外面没有人管，分不清是谁家的，我们就贴出布告，要买了他家的东西，而没有给钱的苗胞前来领钱;他们来了之后，我们不但照价给了钱，还特意招待吃饭，并趁此机会宣传红军的政策。苗胞们了解到我军纪律严明后，都不害怕了，而且还热情地帮助我们，替我们带路，使我们秘密地越过了苗山，攻打榕江(旧古州)的敌人。
这时，贵州军阀王家烈正与湖南军阀何健座战在湘黔边境。榕江是贵州军阀的后方，只有敌军一个副师长率领五六百人在后方防守，我们原来是企图乘敌不备攻下榕江的，但兵临城下时，被敌人发觉，偷袭变成了硬攻。由于敌人的战斗力不强，我军的士气却十分旺盛，经过一场激烈的攻城战斗，终于攻陷了这座旧古州城，消灭敌人两个营的武装，’缴获两门大炮，一部电台和许多枪支、子弹。随即我们开展了宣传工作，并收得了十多万元的税款。
我们一路上解决红军经费的主要办法:对城市是实行收税、派款政策;在农村则打土豪，解决粮食问题。我们保证正当的工商业者，除了对我们进行破坏活动的不法资本家外，仍然允许商人做生意。那时，我们的税收政策也体现了阶级路线，规定资本大的多征收，资本小的少征收，资本特别小，在100元以下的免收。
我们征收的主要是烟土税，因为贵州一带的鸦片烟特别多。当然，鸦片烟是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一种毒品，应该严格禁止，但处在当时根据地不巩固，而且这一带还是游击区的情况下，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很不成熟，如果禁止的话，不仅使红军的给养遭受困难，而且群众的习惯一时改不过来，将增加我们工作的阻力。于是，我们采取了“重税”的办法，大约 100两烟土收10两的税。
这样，既限制了烟土的发展，又解决了我们军费开支上的困难。那时，我们对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的粮食及其他财产，则采取了没收的办法，解决部队的口粮及分给当地贫困农民。当时有些地主很狡滑，他知道我们要没收他的东西，装得很开明的样子，逃跑后留下字条说:“贵军过此，可以尽量拿取我家的粮食，不必给钱”。其实，他的这一套阴谋诡计，早已被我们识破，是麻痹不了我们的。
这时，已是5月的天气了。红七军3月自东兰、凤山出发，历时已两个月了。在这两个月里，凡是红七军路过之处，群众都初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对红军的纪律和政策也有了初步认识，由过去的害怕红军变为热爱红军，由听到共产党就胆怯变为拥护共产党(当然，那时群众一般还不敢公开说共产党好)。这个时候，广东军阀陈济棠正奉蒋介石的命令从梧州、桂平攻打桂系军阀，李、白的主力部队已经从右江地区撤退。而且我们在打游击当中，还歼灭了敌人一部分武装和取得了税收，解决了部分经费。至此，已经达到了在桂黔边境打游击的目的，前委考虑到久驻榕江终非良策，因此，决定回师右江，恢复根据地。
在桂黔边境打游击，宣传和扩大政治影响的两个月中，首先我们深深地感到:单靠部队来进行活动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利用群众的力量来替我们宣传。而要做到这一点，部队纪律的严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群众最相信他们亲眼所见的事情，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保护正当工商业者的纪律与政策，它本身就起着“现身说法”的作用。我们一路上都注意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我军所经过的地方（特别是怀远和苗山)对群众的政治影响特别深刻，我们走了以后，在群众中仍然一传十，十传百地歌颂着“红军纪律好”。但在这个问题上，个别地方还注意不够，就是我们在宜北县以及打下榕江后，把这两个县的伪县府烧掉了，虽然这是出于红军战士对反动派的痛恨，但采取这种办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群众还分不清是非时，我们这样做会被敌人利用作为宣传的资料，引起群众对我们的疑虑和不满;而且烧房子对反动派并没有丝毫损害，因为他们又将再剥削人民来修建新的县政府，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其次，毛主席在估价长征时曾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我们在打游击中，对宣传工作做得较好，但对“播种”工作做得不够。虽然我们在口头上也讲了要注意“播种”，建立组织，但对有意识地去培养当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组织农会或贫农团、建立党的地下组织等工作做得不够。本来我们在打游击、发动群众当中，第一步是进行宣传;第二步打土豪分点东西给他们，使他们得到实际利益;第三步就应该是建立农会等组织，甚至可以大胆地有组织地发枪给他们，武装当地的群众。但是我们那时没有继续进行第三步的工作，过多地考虑条件问题，认为那时条件还不成熟。其实条件是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当然，接近我们的群众，不完全都是基本群众，其中还有流氓、土匪以及地主、反革命分子派来了解我们情况的人。特别是在开始时，真正的群众一般还不敢接近我们，甚至我们打土豪分东西给他，他还不敢要(有的是晚上我们偷偷地送给他们)。因此，对接近我们的人，作具体的分析，不轻易地把他们吸收到革命队伍里来，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只停滞在宣传工作上，不去建立组织，也是不对的，这是我们当时存在的一个缺点。
再有，就是在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上，在当时敌人主力侵犯右江根据地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红七军主力拉出去向贵州一带发展新的游击区是完全正确的，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留下一个纵队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也是必要的。但是那时对留下来的第三纵队，缺乏具体的布置与规划，没有很好交代他们如何去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发展游击区，巩固根据地，致使这时根据地的工作未能更好的开展起来。另外，这一时期在军事方面我们还从实践中摸索了一些经验，例如在思恩，敌人情况不明不打;在贵州攻榕江时，知敌不固就打。
总之，在这一时期，红七军不论在政治、军事、宣传与发动群众等工作上，都受到了很大的锻炼与提高，逐渐地成长为一支既能打仗又能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民的军队。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