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经历“藩镇之祸”重创的唐王朝并未就此瓦解，而是竟然奇迹般地存续了近150年，期间不仅政权相对平稳，还比较适时进行了制度调整。

谈及唐朝，很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令人扼腕的安史之乱，这场持续八年之久的动荡使盛唐自此江河日下、繁华不再。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经历“藩镇之祸”重创的唐王朝并未就此瓦解，而是竟然奇迹般地存续了近150年，期间不仅政权相对平稳，还比较适时进行了制度调整。

唐朝（618—907）近300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安史之乱（755—763）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这促使很多历史学家深入探究，譬如王寿南先生曾指出，安史之乱后虽有藩镇割据现象，但多数时间和地区的藩镇对中央仍较为恭顺，况且唐后期多次动乱的平定离不开藩镇协助。

即使是在安史之乱中，蕃将为唐室立功者甚多，唐室得以复兴，除郭子仪外，以蕃将李光弼尽力最多。图为《长安三万里》中的歌叔翰。

近日，北大历史系教授叶炜在新作《唐后期皇权问题研究》中，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他指出，安史之乱后的中央集权固然遭受了极大的削弱，但皇权并未随之衰落，反而在制度解体后的真空状态下获得了更多施展的空间和能动性。

这听起来有点反常识，不过这本书并不局限于抽象的理论描述，而是深入到政治实践的技术层面，尤其强调皇权“隐藏性权力”的具体运作。他指出，这种隐藏性权力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信息控制、议题设定和人格依附。

首先，在信息控制方面，唐后期皇帝通过制度调整，增强了对政务信息流转的掌控，不再只是被动接收者，而是主动控制信息筛选与分配的核心。

宰相与翰林学士因信息来源不同，在决策中承担不同角色；而通过强化上行公文中的“兼申”制度，即便是报告性文件也须同时呈报，使皇帝能与执行机构同步掌握敏感信息，便于实现更有效的管理与监督。

陆贽（754年—805年）,德宗朝翰林学士、宰相，本书通过对他任职期间的考察，指出宰相多主动提议，翰林学士偏重被动咨询，是因为二者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其次，在议题设定方面，叶炜教授通过对唐代集议程序的详细研究发现，皇帝虽然不直接参与全部讨论过程，却通过关键节点的介入，巧妙地控制了议题的提出、筛选和搁置，进而影响甚至决定决策的方向。这种对议题的“隐形”掌控，使得皇帝的意志可以深度渗透到政务处理的各个环节。

最后，在人格依附方面，皇帝通过制度性和个人性手段，强化了官僚对皇权的个人忠诚与依附。例如赋予官员“天子私人”的身份，或将原本世袭性的家族待遇转化为皇帝个人临时性的赏赐，以此加强官员与皇帝之间的直接关系。

“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并从权也。”（李肇《翰林志》）

批答不经中书、门下，由禁中下发，加强了大臣的依附。

从这些角度来看，叶炜教授明确指出，唐后期的皇权并非只是依靠法定的显性权力，而是大量且有效地运用了隐藏性权力，从而在整体上强化了皇帝对政务的主导和决策干预能力。这种技术层面的发展，使唐后期的政治制度呈现出复杂而细致的面貌。

此外，叶炜教授的研究也对传统史学观点进行了挑战。著名史学家宫崎市定曾提出唐代“贵族政治”向宋代“君主独裁”转变的观点，但叶炜教授通过细致的分析指出，宋代皇权的运作方式其实早在唐后期便已形成，宋代的政治体制并非与唐代截然对立，而是唐代政治制度发展的延续。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学派史学学者，提出“宋代以降为中国近世”的观点。

如何理解古代皇帝制度在技术层面的演进呢，叶炜教授揭示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在皇帝怠政的情况下，制度能够保证国家政务基本正常运转，另一方面，皇帝参政时制度又保证其具有强大干预能力。

之所以出现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趋势，是因为中国古代皇权建立在嫡长子继承制与“家天下”原则之上，既要保证政权平稳传承，又要维护皇帝的至高权威。因此，制度设计必须兼顾“能治”与“不能治”的两种皇帝情境。

循着这条线索，就会发现唐后期开始，皇帝更加主动而综合地运用“隐藏性权力”——即不通过公开制度而以私下、控制性手段干预政务。这类专制工具在宋代被继承并精细化，到了明清更发展为皇权常用手段，尤其表现为对信息的垄断与操控。

例如，清代雍正通过设立内廷、压缩公开朝会，垄断信息渠道；乾隆则通过控制奏折流转、强化君臣私人依附关系等方式，提升对官僚的控制力。此外，如爵位赏封制度的变通，也体现皇帝突破原有制度、突出其至高无上的意志。这些做法展现出专制皇权通过“制度外”的权力操作不断巩固自身统治的趋势。

军机处，清雍正年间设立的中央最高机要机构，最初为处理军务而设，后来逐渐成为皇帝集权的重要工具。

唐后期皇帝有意识地综合运用“隐藏性权力”来加强对政务的主导和干预能力，强化了皇帝的决策干预能力，也增加了非理性决策的可能性，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它并未脱离官僚系统，而是更加依赖与官僚之间的共识。

即使在决策已定的情况下，仍会举行象征性的“集议”，以强化和制造君臣共识，从而确保政策顺利推行。唐后期的多次政治行动显示，皇帝常以试探或预设议题的方式争取宰相或重臣支持，这些非正式的协商成为皇权有效运作的重要机制，也提示我们从制度边缘探寻皇权运行的真实路径。

这本书不仅为我们重新审视唐代后期政治历史提供了新的理解视角，也为我们深入思考皇权制度演进及其技术手段的历史影响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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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唐后期皇权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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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隐藏性权力读懂皇权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