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佛教哲学，特指汉语系佛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固有思想（尤其是儒、道传统）深度交融、创造性转化而形成的独特哲学体系。它并非印度佛教的简单移植，而是在中国思想土壤上生长出的智慧结晶，既是印度大乘佛学精髓的继承者，更是中国哲学宏大叙事中不可或缺的篇章。

中国佛教哲学，特指汉语系佛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固有思想（尤其是儒、道传统）深度交融、创造性转化而形成的独特哲学体系。它并非印度佛教的简单移植，而是在中国思想土壤上生长出的智慧结晶，既是印度大乘佛学精髓的继承者，更是中国哲学宏大叙事中不可或缺的篇章。

一、历史脉络：从传入到鼎盛的思想嬗变

佛教于东汉时期（约公元1世纪）初传中土，最初被时人视为神仙方术之一种。安世高系统译介小乘禅数学经典，侧重修行实践；支娄迦谶则首传大乘般若学经典，为义理探讨奠定基石。此阶段可视为佛教哲学思想与中国本土观念初步接触的“格义”时期。

魏晋玄学兴起，为佛教哲学的深入传播提供了绝佳的思想语境与概念工具。般若学“性空”思想与玄学“贵无”、“崇有”之辨相互激荡，催生了著名的“六家七宗”。僧肇以其《不真空论》等雄文，精辟论证“不真即空”的中道实相观，批判性地总结了六家七宗的偏颇，将中国佛教般若学推向思辨高峰，标志着佛教哲学中国化理解达到相当深度。

南北朝时期，佛典翻译与研究空前繁荣，形成以不同核心经典为依据的众多学派（师说）：

1.涅槃师：围绕《涅槃经》，深入探讨佛性“常乐我净”及“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命题，冲击了传统灵魂观念，为心性论发展铺路。

2.成实师：以《成实论》为宗，系统分析“我空”、“法空”，其精细的义理分析影响了后来的三论、唯识诸宗。

3.毗昙师（毘昙师）：精研说一切有部论典如《阿毗昙心论》，注重名相概念（法相）的分析与组织。

4.地论师：弘扬《十地经论》，围绕“阿黎耶识”（阿赖耶识雏形）与佛性关系展开南北道之争，直接影响唯识学及华严思想。

5.楞伽师：以《楞伽经》为心要，结合般若空观与如来藏思想，成为早期禅宗（尤其是北宗）的重要理论源头。

6.摄论师：阐扬《摄大乘论》，系统介绍唯识学“阿赖耶识”缘起与“转依”成佛理论，为法相宗前驱。

这些学派深耕经论义海，在佛性论、心识论、修行论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本土化探讨与创新性诠释，为隋唐佛教宗派林立、哲学体系成熟奠定了坚实的义理基础。

隋唐时期，佛教进入鼎盛阶段，与儒、道鼎足而三。三教在竞争与融合中相互塑造。此期最大的成就是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各宗均构建了体大思精、自成一家的哲学体系：

（一）天台宗（法华宗）：智顗大师奠立。核心哲学贡献在于：

1.实相论：以“诸法实相”为终极真理。

2.“一念三千”：一念心起，即具足宇宙万有（三千世间），深刻揭示了心与法界的不二关系，确立“心”的枢纽地位。

3.“三谛圆融”：“空”（缘起无自性）、“假”（假名施设存在）、“中”（超越空假、即空即假）三谛在一心中当下圆融互具，构成对实相最圆顿的把握。

4.止观实践论：“一心三观”将实相论落实于修行，于一念心中直观空、假、中三谛。湛然提出“无情有性”，将佛性遍在性推向极致，蕴含深刻的生态哲学意蕴。

（二）三论宗：吉藏弘传中观学。核心在于“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

1.缘起性空与中道：诸法依因待缘而生（缘起），故无独立不变的自性（性空）。不偏执“有”（俗谛），亦不偏执“空”（真谛），即空即有、非空非有方为中道实相。

2.二谛论：真谛（性空之理）与俗谛（缘起之相）是教化众生的方便施设，终极目标是悟入超越二谛的中道。

3.八不中道：以否定“生灭、断常、一异、来去”八种边见的方式彰显离一切戏论的中道，是其批判哲学与辩证思维的集中体现。

（三）法相唯识宗：玄奘、窥基创立。以其精密深邃的认识论与存在论分析著称：

1.“唯识无境”：核心命题。外境并非独立实在，皆是内识（特别是第八阿赖耶识）所变现的影像。

2.八识体系：系统分析认识机能（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尤其阿赖耶识作为种子库和轮回主体，构成现象世界的根本依持。

3.三性说：分析存在样态：

（1）遍计所执性：对依他起的事物虚妄分别、执为实有。

（2）依他起性：依因待缘（识的种子与现行）而生起的现象。

（3）圆成实性：依他起性上远离遍计所执所显的真如（空性、实相）。

（4）转识成智：修行目标在于将有漏的八识转化为无漏的“四智”（大圆镜智等）。

（5）五种姓说：认为存在“无性有情”永不能成佛，引发争议，也反映了其理论体系的严密性（或局限性）。

（6）因明学贡献：系统引入并发展印度因明（佛教逻辑），极大提升了中国哲学的思辨水平。

（四）华严宗（贤首宗）：法藏集大成。核心是恢弘的法界缘起（无尽缘起）理论：

1.一真法界：宇宙万有的终极本源和真实本性，即真如、佛性。

2.四法界观：认识世界的四个层次：

（1）事法界：纷繁芜杂的现象世界。

（2）理法界：统摄万有的空性真理（真如）。

（3）理事无碍法界：理体与事相互相融通，无碍统一（本质与现象的统一）。

（4）事事无碍法界：基于共同的理体，一切现象之间彼此圆融无碍，相即相入，重重无尽（现象与现象的统一）。此为华严哲学巅峰。

3.六相圆融：（总别、同异、成坏）三对范畴，阐明任何事物皆具足此六相且圆融无碍。

4.十玄门：从十个方面（如“同时具足相应”、“微细相容安立”、“因陀罗网境界”等）具体展示事事无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无限缘起关系。华严宗对理事、现象间关系的辩证思考，达到了古代哲学本体论与宇宙论的高峰。宗密力倡教（华严）禅一致、三教融合。

（五）禅宗：最具中国特色的宗派，六祖慧能革新。其哲学核心是直指人心的顿悟心性论：

1.心性本净，佛性本有：众生自心本性即是佛性（菩提般若之智），本自具足，不假外求。

2.即心即佛，见性成佛：觉悟的关键在于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成佛是内在心性的开显，非外在功德的累积。

3.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强调超越语言文字的直观体悟，反对僵化的经教义解，直探心源。

4.顿悟成佛：主张在当下一念中豁然贯通，彻见本性，即可成佛（“一悟即至佛地”）。

5.平常心是道：后期禅宗将修行融入日常生活，主张在担水砍柴、吃饭睡觉中体悟大道。禅宗极大地高扬了主体的自觉性，将佛教的解脱论彻底内在化、简易化、生活化。

（六）其他重要宗派：

1.净土宗（善导）：哲学上相对简易，核心是强调他力救度的往生论。以深信阿弥陀佛愿力、专念弥陀名号为内因，感通佛力接引为外缘，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其简易性使其影响极为深远。

2.密宗（唐密）：主要思想是“六大缘起”（地水火风空识构成万物与佛菩萨）、“金胎不二”（金刚界表智、胎藏界表理，一体不二）、“三密相应”（身结印、口诵咒、意观想，与佛相应）的即身成佛论。重视神秘主义象征与仪式实践。

3.律宗（道宣）：哲学阐发较少，其“戒体论”（受戒时在心理上形成防非止恶的动能与意志）涉及佛教伦理学与心性论的结合。

4.三阶教（信行）：提出独特的“三阶佛法”，根据“时”（正法、像法、末法）、“处”（净土、秽土）、“机”（众生根机）判教，主张在末法时代应普信一切佛法（“普法”），具有强烈的时代批判与平等精神。

二、宋元以降：融合与渗透

宋元时期，佛教各宗派理论创新减少，内部趋向融合（如禅教一致、禅净合一），外部则与儒学（尤其是理学）深度交融。佛教的心性论（如真如、佛性）、理事观、修养方法等被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广泛吸收，成为理学建构其本体论（理、心）、心性论、工夫论的重要思想资源。佛教哲学虽不再有隋唐的磅礴创发，却以更潜隐、深刻的方式融入中国思想血脉。

近现代复兴与新探索：面对时代巨变，佛教思想家力图回应挑战，赋予佛学新生命：

1.欧阳竟无：提出“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强调佛法超越一般宗教形式与哲学思辨，是独特的生命证悟之学。

2.吕澂：倡导“佛法不离世间”，推动佛学研究回归印度原典（如瑜伽行派、中观），注重佛教认识论（“性寂”说），强调佛学的社会关怀。

3.太虚大师：大力提倡“人生佛教”（后发展为“人间佛教”），主张佛教应关注现实人生，净化社会，服务众生，“今菩萨行”是其核心理念。

4.熊十力：借鉴唯识学，融合儒释道，创立“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以“体用不二”、“翕辟成变”为核心，构建了现代新儒学的本体宇宙论。

三、中国佛教哲学的鲜明特质

（一）大乘为主，空有并弘

主要继承和发展印度大乘佛学，尤重般若性空（中观）、瑜伽唯识、如来藏（真常唯心）三大思想流脉。对“无住涅槃”（不舍世间而证涅槃）、“缘起性空”、“唯识转依”等核心教理的阐释与发挥，构成其理论基石。虽有宗派侧重不同（如三论重空，法相重有，天台、华严、禅融通空有），但总体上体现了对大乘菩萨精神的推崇和对中道智慧的把握。

（二）印度智慧与中国血脉的创造性融合

这是其最根本特质：

1.概念格义与创造性转化：早期用“格义”（如以“无”释“空”，以“本无”对应“真如”）进行理解与翻译。魏晋时期与玄学（贵无、崇有、自然等）深度互动，使佛学迅速中国化。

2.心性论的重构：印度佛学重心在“空”、“识”，中国哲学（尤其儒道）重心在“心”、“性”。中国佛教哲学（尤其天台、华严、禅宗）将佛性、真如、如来藏与“心”、“性”紧密结合，发展出丰富的心性本觉论（如“一念三千”、“即心即佛”），实现了佛学核心关切的本土化转向。

3.伦理价值的融摄：将佛教“慈悲”、“平等”、“不杀生”等戒律精神，与中国儒家“仁爱”、“孝道”等伦理观念进行调适融合，如契嵩《辅教篇》倡佛儒一致、孝为戒先。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理想与“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实践规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社会的道德资源。

4.实践方法的简易化与生活化：禅宗的“直指人心”、“顿悟”、“平常心是道”，净土的“称名念佛”，将深奥的解脱之道转化为简易可行、融入日常的修行法门，契合了中国文化重实践、重简易的倾向。

（三）理论创新的璀璨光芒

1.体系化与独创性：隋唐诸宗皆构建了庞大严整、逻辑自洽的哲学体系，远超印度佛教部派分立的状态。天台“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华严“四法界”、“十玄无碍”，禅宗“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等，均为极具中国特色的理论创造。

2.批判性继承与超越：僧肇对六家七宗的批判总结，法相宗对印度唯识十师的抉择，禅宗对经教权威的解构，都体现了中国佛学家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

3.辩证思维的高度发展：华严宗对理事、事事关系的无尽圆融论，三论宗的八不中道、二谛论，天台宗的三谛圆融，都闪耀着辩证思维的光芒，将佛教的“中道”智慧发展到极致。

（四）哲学思辨的深度与广度

1.本体论与宇宙论的深化：对宇宙万有本源（一真法界、真如佛性）、存在本质（空、三性）、结构关系（法界缘起、唯识所现）进行了极富哲理的探讨。

2.认识论的精密分析：法相唯识宗对认识机能（八识）、认识过程（四分）、认识对象（三性）的分析，以及对因明逻辑的运用，达到了古代哲学认识论的高峰。

3.心性论的突出贡献：对心性本质（本净、本觉）、迷悟关系、觉悟途径（止观、参禅、念佛）的深入探讨，构成中国佛教哲学最辉煌的篇章，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

4.丰富的辩证法：在处理空有、真俗、理事、体用、一多、心物等核心哲学范畴时，展现出高超的辩证思维，强调对立面的相即相入、圆融无碍。

（五）文化价值的深远渗透

其影响远超宗教范畴：

1.哲学：为宋明理学（程朱的“理”、陆王的“心”、华严理事观、禅宗心性论）提供了核心思想资源和概念框架，是理解宋明理学不可或缺的环节。其本体论、心性论、修养论也刺激了中国唯物主义（如张载、王夫之对“气”的论述常隐含对佛老本体论的回应）和无神论思想（范缜《神灭论》的论争对象）的深化。

2.伦理道德：“众生平等”、“慈悲利他”、“因果报应”等观念深刻影响了民间伦理，补充了儒家伦理。其戒律规范（如不杀生促生护生思想）具有生态伦理价值。

3.文学艺术：佛教的宇宙观、境界说（如华严境界、禅境）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艺术的想象空间和审美意境（如王维诗、苏轼词、山水画）。佛经翻译丰富了汉语词汇与表达。变文、宝卷等俗文学形式源于佛教弘法。

4.逻辑学：法相宗传入的因明学是中国逻辑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章。

5.国际影响：中国化佛教哲学深刻塑造了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的哲学、宗教与文化形态。

结语

中国佛教哲学，是一条融汇印度佛学精粹与中国文化血脉的思想长河。它始于经典的传译与格义，历经魏晋的玄佛合流、南北朝的学派深耕，在隋唐绽放出天台、三论、法相、华严、禅宗等璀璨的哲学之花，构建起体大思精、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宋元以降，其精髓融入理学血脉，近现代则在回应时代挑战中焕发新生。

其不朽价值在于：它以深邃的思辨探讨了宇宙人生的终极真理（缘起性空、中道实相），以恢弘的体系构建了理解世界的复杂图景（法界缘起、唯识所变），以透彻的智慧洞察了心性的本质与觉悟的可能（即心即佛、顿悟见性），并以圆融的精神实现了异质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儒释道融合）。它不仅在宗教领域树立了信仰的灯塔，更在哲学思辨的殿堂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东方印记，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人类对存在、知识、价值与解脱的理解。

中国佛教哲学的历程，是智慧穿越时空的对话，是文化交融创新的典范。它不仅是属于过去的思想遗产，其关于心物关系、个体与整体、内在超越与现实关怀的深刻洞见，对于身处现代性困境中寻求精神安顿与智慧启迪的当代人，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将继续作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超越时空的智慧光芒。

参考文献：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史哲大辞典》

来源：小南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