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贺子珍特批享12级行政待遇，毛主席用稿费支付，每月多少钱？

摘要：“陈老总，上海那边贺子珍的情况怎么样？”电话那头，毛泽东声音压得很低。彼时北平刚解放不久，总理和各部门忙得团团转，可主席却抽出时间亲自询问前妻的起居，这一点，连身旁的秘书叶子龙都略感意外。

【1949年5月，北京中南海】“陈老总，上海那边贺子珍的情况怎么样？”电话那头，毛泽东声音压得很低。彼时北平刚解放不久，总理和各部门忙得团团转，可主席却抽出时间亲自询问前妻的起居，这一点，连身旁的秘书叶子龙都略感意外。

陈毅在电话里答得爽快：“她身体还弱，我们让她先休养。住房、医药都安排妥帖，行政十二级，每月两百块。”说到这位“双枪女红军”，陈毅语气里既尊敬又有些心疼，他见过贺子珍在井冈山的拼杀，也见过她在长征途中忍痛扛枪。

挂断电话后，毛泽东沉吟片刻，忽然把目光移到案头那摞稿纸上。稿费是他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钱，他开口时像是在自言自语：“她的开销，用我的稿费吧，党里还有很多事，不能让人说我给她走了后门。”叶子龙点头记下，却也知道，陈毅绝不会让上海财政为难——主席不过是想表明一点心意。

时钟拨回1937年。延安的窑洞灯火昏黄，贺子珍递上去苏联治伤的申请。毛泽东连夜写信、谈心，前前后后四次挽留。可贺子珍固执，她自觉同毛的思想差距愈来愈大，想去莫斯科一边疗伤一边学习。最终她还是登上那趟驶向外蒙的卡车。多年后提及此事，她悔声低泣：“不该一走了之。”这句自责，一直压在心头。

多说一句，小小苏区时期，贺子珍可不是“主席夫人”那么简单。她打得一手好枪，敌军一听到“白毛女”就变了脸色。长征路上，敌机低空扫射，她扑向身旁的干部，用身体挡住弹雨。那名获救的干部叫钟赤兵，后来是一员猛将。这桩旧事被陈毅搬出来，向组织申请待遇时一句话就定了调：“按十二级执行，理所当然。”

1947年，她飘洋归国，辗转到哈尔滨。负责对接的苏方代表向毛泽东开门见山：“贺同志精神状况堪忧，最好静养。”毛在电文里批示“全力配合”。东北局给她安排了图书资料的清理工作，清闲却不失体面。两年后新政权筹建，她跟随哥哥贺敏学来到上海，本想顺道去北平看看女儿李敏，没想到在山海关被拦下——新政府刚立，一切照章行事。

陈毅把她接到淮海中路的干部疗养所。彼时两百元是什么概念？上海米价三万块旧币一担，折成新币约六元，算下来两百块足够一个中等规模四口之家吃喝穿用。主观地说，绝不算奢侈，却也体面。住房是花园洋房改造的干部宿舍，不大，却有小阳台，阳台外栽着石楠。贺子珍每日清晨坐在那里晒太阳，她说：“上海空气湿，骨头疼得松快些。”

毛泽东担心“关系户”的非议，才提出用稿费支付。陈毅呵呵直笑：“主席放心，我们上海财政不短那两百块。”不过还是给文汇报打了招呼，每当毛的新文章见报，稿酬便以“特殊津贴”名义转进上海财政户头，以示主席的心意“确实到位”。这种小小的“程序正义”，让所有人都舒心。

1950到1958年，李敏每到寒暑假就搭军机南下。主席亲自挑了几盒北京六必居酱菜、点心，装进旧藤箱。“回去告诉你妈妈，要按医嘱吃药。”毛在箱盖里塞一封手写信，寥寥数语，却句句是牵挂。李敏后来回忆：“父亲写信的神情，比批文件还认真。”

1959年庐山会议，贺子珍被特批入山探视。两人隔着二十二年的光阴重逢。她一见面就哽咽：“都是我不好。”毛没掉泪，只是轻拍她的肩：“过去的事，别再想。”短短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在外面踱了好几圈，怕主席过度辛劳。会后，贺子珍情绪再度失控，病情加重，躺在上海瑞金医院。毛无法南下，只能靠信件叮嘱：“饭要一口一口吃，药要按时。”他甚至批示抄两份存档：一份给中央办公厅，一份给上海市委，生怕医嘱落空。

1972年，主席把五十多年的手稿稿费清点了一下，按人头分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四人，每人八千元。那年普通工人月薪五十元左右，八千元是天文数字，足够在北京买两套老公房。他对身边人笑言：“我只有这点物质，多给她们一些，心里踏实。”不可否认，他对感情从不轻易外露，但方式始终如一——用稿费表达关心。

四年后的九月，噩耗传来。贺子珍把自己锁在房间，窗帘紧闭，连李敏拍门都不应。一双老手紧攥着那几年主席的书信，泪水滴在纸上，墨迹浸成一片。她终于明白，两个人早已不止婚姻那层关系，更像是战火年代互相托付的生命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