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约在轩辕627年（公元前2070年）中国进入了夏后氏时代，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夏朝。

大约在轩辕627年（公元前2070年）中国进入了夏后氏时代，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夏朝。

这个时代潜藏着诸多未解之谜和许多关于我们祖先的往事。

治水的大禹，建立夏朝的启，失国的太康，中兴的少康，爱龙的孔甲，暴虐亡国的桀。

史书寥寥几笔就写尽了夏后氏时代四百余年的时光。

这显然是不够的。

考古大概发现了大禹治水的真相是改造黄河流域的湿地为良田。

考古还发现了夏后氏时代后两百年是一个青铜技术形成的时期。

这些虽然对史书有所补全，但依然不够。

补全细节的事交给更专业的人，我们无能为力。

不过天下大势，自有其主线在，今天先搞清楚这个。

自夏以来，中华的历史一直有一个绝对的主线贯穿着。

那就是人群社会的绝对主体从来没变：农民。

农民不仅是华夏的绝对人群主体，而且还是华夏文明话语权的掌控人群。

华夏文明的诞生本身也是因为农民。

想想吧，大禹治水是为了什么？

无论史书还是考古都会告诉你同一个答案：为了农业。

同样是水患，为何华夏文明选择主动治理，其他文明却是选择撤离？

就因为掌握话语权的人不同。

其他文明掌握话语权的人是市民，华夏文明掌握话语权的人则是农民。

市民打破了大家族的牵绊，没有了对土地的眷恋，灾难来临时带着家人财宝逃跑即可。

农民掌握话语权的华夏却是不行。

因为农民掌握了话语权，这个文明才会如此重视农业，才会不遗余力的改造自己脚下的土地。

毕竟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是农民一家老小眷恋所在。

实际上不仅仅是大禹，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中国人在长江流域就进行过多次的农田改造。

比如湖南常德的城头山遗址，浙江杭州的良渚遗址都有那时的水利工程遗存。

所以我们可以很确切的说，整个夏后氏时代乃至后世几千年的华夏历史就是农民掌握话语权并开创的人类历史。

农民开创的历史有什么特点？

我们先从夏后氏时代说起。

因为农民绑定在土地上，所以一开始作为治水发起者与领头者的夏后氏部落与其他部落都是相对独立的。

只要土地产出足够各部落农民生存，各部落之间就能保持相对的和谐。

于是，在治水过程中以及治水之后，各部落之间依然会保持很高的独立性，相互之间的交流也很有限。

但天灾毕竟是时常发生的，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各部落之间又必须守望相助。

所以部落之间也不可能不联系。

之前没有像大禹这样的领头人带领大家共同对抗天灾，所以大家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基本各自为战时期。

现在有了大禹这样的人出现，自然是团结一致更符合各自部落的利益。

于是大禹家族的夏后氏部落就理所当然的成了中央部落。

其他部落则顺理成章的成了地方部落。

有了中央和地方，后世西周的分封制雏形就出现了。

光有名义上的地方和中央自然是不够的，中央的首要功能是联合大家防灾救灾，促进农事生产。

要让中央履行好自身的功能，自然要付出相应的报酬和尊重。

光有报酬和尊重还不够，做事的人也是必不可少的。

不但中央的夏后氏部落要出人，其他部落也应该出人。

其他部落出人，一来是对接自身与夏后氏部落的具体事物，二来还能监管夏后氏部落的行为。

这种地方出人出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且监管中央的办法，就是后世朝贡体系的雏形，朝贡制度详情请阅读《史记夏本纪》的内容，这里就不赘述了。

当然啦，这里说的地方对中央的监管，并没有在制度中体现，但在实际上的确存在。

比如史书中多次提到的某某君王无德，诸侯不来朝拜。

以及秦大一统之后，各个地方势利都会在大一统王朝中后期渐渐脱离中央。

比如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唐朝的节度使割据，乃至于地方的土地兼并。

都是地方认为中央不足以统率地方之后的表现。

这些都是制度上不写但实际存在的地方对中央的监管。

这样明处的制度和潜在的事实构成的朝贡制度就是从夏后氏时代开启的。

值得一提的是，夏后氏的朝贡制度也不是空穴来风，至少从五帝时代开始，这个制度就已经在形成中了。

这个在往期的内容中说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一旦朝贡制度被建立起来，夏后氏时代的中央权力就会远大于五帝时代。

于是从夏后氏第一位真正建立者启开始，地方部落就对中央部落有觊觎之心。

当中央部落足够强大时，结果就是地方部落有扈氏不服，启灭有扈氏。

当中央部落不够强大时，结果就是地方部落有穷氏首领羿窃取中央，启的儿子太康失国，而后作为中央的夏后氏部落成了有穷氏的傀儡。

而后又是夏后氏再次强大，后继夏后氏君王少康入主中央。

如此反复之后，少康以及后继君王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必定是做出了制度上的补全。

至于是如何补全的不清楚，但这件事一定是做了。

毕竟史书将少康的时代称作少康中兴，而中兴之主无一不是在制度上进行改革之人。

同时，从考古发现上也证实了这一点。

因为少康中兴之后，二里头夏都遗址中就出现了早期的青铜器。

青铜器的出现说明夏后氏时代在这个阶段有了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

中央部落的主要精力从军事政治转移到了生产生活上。

毕竟青铜技术不是个人和地方可以单独研发的。

这与史书记载是吻合的。

《易》是中华文明的智慧源头，它总是在提醒我们，事物总是在变化中的。

变，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无论是个人还是时代，盛极而衰，否极泰来都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无法阻挡。

夏后氏时代尽管辉煌过灿烂过，也终究要走向衰落。

农民的文明一直有个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土地产出足够的时候，人口就会迅速增长。

一旦人口数量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就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吃饱饭。

一旦吃不饱饭，饿死的风险就会急剧上升，人心的焦虑也会急速放大。

于是围绕着粮食而出现的明争暗斗就会层出不穷，直到万劫不复。

对于夏后氏时代的各部落而言，这个问题同样无法避免。

当然，位于中央的夏后氏部落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但是，有了数百年的执政经验，夏后氏部落已经在各地方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

所以，夏后氏部落可以通过自身的权威和制度，增加对地方部落上缴的贡品数量。

借以养活更多的夏后氏部落本族子弟。

对于这种无理要求，地方部落因为几百年与夏后氏部落结为一体，且夏后氏部落本身一直强大，一开始各部落只能逆来顺受。

但是贡品交了，不代表就没有怨言。

这些怨言在每一次上缴贡品后都会加速累积。

直到夏后氏最后一代君王桀，被各个部落定性为暴君，且部落内部生存危机愈发严峻。

于是积压的部落内部矛盾以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开始爆发。

地方部落内部为了转移自身矛盾，继续丑化这位末代君王，并且部落之间相互串联。

以求通过推翻中央来解决部落内部矛盾。

没错，夏后氏末代君王桀是被丑化了的。

虽然夏桀乃至其前任甚至前前任夏后氏君王有加重收取贡品的嫌疑。

但不能因此就想当然把对方塑造成一个奢靡无度，穷凶极恶之人。

其实一个人的奢靡享乐与家国天下的兴亡关系并不大。

而同时华夏的历代君王，尤其是非开国之君，都是受过严格教育之人。

即便有些君王能力不足，但天下形势是否严峻还是不难分清的。

在形势极差的情况下，还去贪图享乐？

除非这位君王脑子不正常了。

显然夏桀并非脑子不正常之人，即便他脑子不正常，夏后氏部落的其他人也不可能让一个疯子去葬送自家基业。

所以夏桀乃至每一位末代君王都是被丑化过的。

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即便是君王在历史大势面前也无能为力。

只有相信他们推翻的王朝真正的穷凶极恶，正义感才能战胜负罪感。

如果天下乱象不是某个人的错，那推翻统治者的旗帜就没法树立。

所以王朝的落寞一定要一个人来背上所有责任，这个人也将成为天下公敌，末代君王恰恰就是最佳的人选。

所以当中央君王被地方势力恨上的时候，丑化君王就是件必定会发生且无法避免的事。

这种事情不仅发生在夏桀身上，在往后的历史里还要不断上演同样的戏码。

而要解决人口与土地的根本矛盾，在当时最高效的方法实际上只有一个。

那就是战争。

战争本身虽然消耗不了太多的人口，但是战争带来的天下大乱，秩序无存，会消耗数倍乃至数十倍于战争本身所消耗的人口。

比如战争带来的瘟疫、土地撂荒粮食减产、盗匪横行等等。

病死、饿死的人远大于战争本身杀死的人。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天下大乱，就发生在夏后氏时代最后的余晖中。

史书和考古在这一点上高度吻合，发起和结束这场大乱的，正是殷商部落的汤。

大约在轩辕1097年（公元前1600年）正是这位殷商时代的开创者，率领着地方部落联盟攻入了位于二里头的夏都，结束了夏后氏时代。

至此，殷商时代正是开启。

来源：东东谈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