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点开评论区,有人翻出他早年在采访里的话,“我想拍的是女性成长,不是猎奇故事。”也有人贴出《酱园弄》首支预告的截图,镜头扫过受害者生前的日记本,配文“她的一生,只有别人写的故事”。
最近,陈可辛的新片《酱园弄》宣传期还没过,#陈可辛消费受害者#的话题就冲上了微博热搜。
点开评论区,有人翻出他早年在采访里的话,“我想拍的是女性成长,不是猎奇故事。”也有人贴出《酱园弄》首支预告的截图,镜头扫过受害者生前的日记本,配文“她的一生,只有别人写的故事”。
这场争议,像一根细针扎破了一个气球,原来这些年,围绕陈可辛的批评从没停过。从《独自.上场》选角被骂“消费体育精神”,到《夺冠》改编被指“矮化郎平”,再到《少年的你》(监制)剧本被质疑“消费校园暴力”,他的每部作品几乎都要经历一轮“期待与现实的碰撞”。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陈可辛的“被骂”,本质是观众对“作者导演”的爱之深责之切,我们期待他用镜头戳破生活的真相,却又害怕他真的把伤口撕得太开。
2000年,《甜蜜蜜》横空出世。
张曼玉穿着旧旗袍在巷口啃烧鹅,黎明抱着吉他唱《月亮代表我的心》,陈可辛用最市井的镜头,拍出了香港回归前普通人的漂泊感。这部电影拿了金像奖最佳影片,也让陈可辛坐稳了“华语作者导演”的位置,他的镜头里,没有宏大叙事,只有“人”的温度。
但观众爱他的“真实”,也记住了他的“固执”。
2013年拍《中国合伙人》,他坚持用原型人物“新东方三驾马车”的真实对话,连成东青(黄晓明饰)在厕所背单词的细节都要反复考证。投资人急得拍桌子,“观众要看的是‘逆袭爽剧’,你拍这么多‘真实的烂事儿’干嘛?”他却笑,“真实的烂事儿,才最有力量。”
2014年《亲爱的》,他为了演好被拐儿童的父母,带着演员去深圳的寻子村蹲了三个月。有场戏赵薇要跪在泥地里哭,他NG了七次都不肯喊停,“真实的绝望,不是嚎啕大哭,是哭到喘不上气。”
那时候的观众,一边骂他“太较真”,一边偷偷抹眼泪,他的“固执”,恰恰成了观众最爱的“作者印记”。
转折发生在2019年《少年的你》。
这部电影改编自玖月晞的小说《少年的你,如此美丽》,涉及校园暴力题材。陈可辛在采访里说,“我想拍的不是‘谁对谁错’,是‘被伤害的人如何活下来’。”但预告片里,周冬雨饰演的陈念被推下楼梯的长镜头,被网友扒出“和原著小说里的‘死亡场景’高度重合”。
争议爆发了。有人说他“消费受害者的痛苦”,有人骂他“为了艺术不顾真实”。更扎心的是,有位参与过校园暴力援助的心理医生发长文,“导演想表达的‘共情’,可能反而会触发受害者的二次创伤。”
那段时间,陈可辛的微博评论区几乎成了“批斗场”。他没删帖,只在深夜发了张照片,工作室墙上贴满《少年的你》的剧本修改稿,最后一页写着,“我改了17版,只为让‘疼痛’更真实。”
《酱园弄》的宣传争议,不过是陈可辛“被骂史”的不起眼的一笔。
这部聚焦1940年代上海酱园弄杀夫案的影片,改编自真实历史事件。陈可辛在发布会上说,“我想拍的是‘一个女人,在时代的夹缝里,如何用最原始的方式反抗’。”但预告片里,受害者王秀珍(章子怡饰)被丈夫虐待的镜头被反复剪辑,配文“她的反抗,从被侮辱开始”。
网友的愤怒集中在两点,一是“过度渲染受害者的痛苦”,二是“消费历史悲剧博流量”。甚至有位历史学者留言,“真实的历史里,王秀珍的反抗远不止‘被虐待’,她曾联合邻居写血书告状,这些细节被刻意忽略了。”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陈可辛在采访里提到的“创作困境”,“我找了三位历史顾问,光是核对‘酱园弄’的具体位置就跑了五次上海档案馆。但观众要的不是‘真实’,是‘爽感’,他们希望看到受害者‘绝地反击’,而不是‘一步步被碾碎’。”
这或许是所有“作者导演”的共同困境,当观众习惯了“爽剧”的快节奏,他们便难以接受“真实”的钝痛。
回溯陈可辛的创作轨迹,这种矛盾早有端倪。《甜蜜蜜》里,李翘(张曼玉饰)为了生存卖假货、被黑帮追,最后在邓丽君的歌声里哭着说“我好累”;《中国合伙人》里,成东青(黄晓明饰)被学校开除、被投资人羞辱,最后在纽交所敲钟时说“我曾经自卑过”;《亲爱的》里,田文军(赵薇饰)找了三年孩子,最后在街头喊出“妈妈错了”,这些角色的共同点,是“不完美的真实”。
但观众爱看“逆袭”,爱看“爽感”,却常常忘了,真实的生活里,哪有那么多“一键反转”?
陈可辛的“被骂”,其实是当下影视行业的一个缩影。
这些年,“观众觉醒”成了热词。他们不再满足于“悬浮的甜宠”“降智的反派”,开始要求“真实”“共情”“反映社会议题”。但当导演真的拍出“真实”时,观众又开始骂“消费苦难”“贩卖焦虑”。
这种矛盾,在陈可辛身上尤为明显。
他拍《少年的你》时,为了让观众“共情”被霸凌的痛苦,用了大量特写镜头,陈念被推搡时颤抖的手指,被扯头发时发红的耳尖,躲在天台哭时沾着灰的脸。这些细节让观众骂他“太残忍”,却也让无数有过类似经历的人留言,“原来我的感受,有人懂。”
他拍《夺冠》时,为了还原郎平的“真实”,坚持让巩俐增肥、学打排球,甚至在采访里说,“郎平的‘狠’,不是打出来的,是被生活逼出来的。”观众骂他“矮化英雄”,却也有老球迷说,“这才是我记忆里的郎平,她会为输球掉眼泪,也会为赢球拼到最后一口气。”
这让我想起去年的一次影展,陈可辛在后台被观众围堵,“您拍的电影太压抑了,就不能拍点开心的吗?”他挠头笑,“我也想拍开心的,但开心的故事,真的需要‘真实’吗?”
或许,观众真正生气的,不是“真实”本身,而是“真实”与“期待”的错位,我们期待导演用镜头“治愈”我们,他却用镜头“戳破”我们;我们想要“爽感”,他却给了我们“共鸣”。
现在的陈可辛,依然保持着“轴”的劲儿。
《酱园弄》宣传期,他没有像其他导演那样买热搜、发通稿,而是在微博发了一组老照片,1940年代的上海酱园弄,斑驳的砖墙、晾衣绳上的蓝布衫、蹲在门口择菜的妇人。配文,“我想拍的,是这些‘被遗忘的人’。”
评论区依然有骂声,但多了些不一样的声音,“突然懂了他为什么总被骂,因为他拍的,是我们不敢直面的‘真实’。”
这让我想起《甜蜜蜜》,黎明饰演的黎小军举着饭盒,眼里闪着光。那时的观众觉得“甜”,现在的观众却品出了“苦”,真实的甜,从来不是悬浮的,是沾着生活的烟火气的。
陈可辛的“被骂”,或许正是他“成功”的证明,他用30年时间,证明了一个导演的“作者性”可以有多顽固;他用一部部作品,证明“真实”永远不会过时。
就像他在《少年的你》庆功宴上说的,“我不怕被骂,怕的是有一天,我们都忘了‘真实’是什么样子。”
结语从《甜蜜蜜》到《酱园弄》,陈可辛的“被骂史”,其实是一部“作者导演的生存史”。
他不是不懂观众的“爽感”需求,只是更相信“真实”的力量;他不是不会拍“商业片”,只是更想拍“有温度的商业片”。
或许,这就是陈可辛最珍贵的地方,他始终记得,电影不是“造梦机器”,是“照见生活的镜子”。
而被骂30年的他,依然在镜子里,认真地拍着“不完美的真实”。
这,或许就是对所有“作者导演”最好的致敬。
来源:秀秀聊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