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九三五年下半年，由第七团选送六名军士到洛阳军分校，其中有我一个。当时是军士教导总队第二期，经考试合格编入一大队第二队当学兵（大队长赵云飞，队长肖步鹏）。开始十个月的军事政治学习，到一九三六年八月期满，又在总队中选拔出从东北军送走的学兵五百名成立了特别训练班，

刘剀荆/文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由第七团选送六名军士到洛阳军分校，其中有我一个。当时是军士教导总队第二期，经考试合格编入一大队第二队当学兵（大队长赵云飞，队长肖步鹏）。开始十个月的军事政治学习，到一九三六年八月期满，又在总队中选拔出从东北军送走的学兵五百名成立了特别训练班，为东北军培养初级军官，大队长仍然是赵云飞，我在第一队学习。这阶段主要是学习军官的课程。

洛阳分校主任祝绍周是蒋介石的亲信。分校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原北方杂牌军中的尉级军官和军士。虽然分为军官训练班和军士教导队，但训练的主旨都是“先安内后讓外”的蒋介石思想，并学习一些军事技术。政治课程以“三民主义”与“领袖言行”为主，什么“领袖一元、民主集仅”，什么“拥护领袖独裁”等等。当时，军装上衣第一个纽扣上是将介石的头像。

当时分校中的队级于部和教宫多数是原东北军讲武堂的教官，尤其是军士教导总队，除去总队长之外大都是东北讲武堂的人员。这些人都是失掉了故乡流落到关内的，既没有升官的希望，又没有回家的可能，处在心情不舒畅的环境中。所以平时牢骚满腹，有的教官说：“俄国人流浪在中国穷的卖毯子，咱们东北人流浪在外两手空空连卖的东西都没有。”教导队对收复东北的爱国教育抓得很紧，例如；在每餐饭之前，学员们整队进入饭堂，值星官先发出起立面向东北的口令。学员们以立正的姿势面向东北，低头默念东北家乡父老，三分钟后道星官发出坐下口令才开始进餐。这种形式从入学到结业天天如此，应该说，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是有效的。对于学校进行的孙中山“三民主义”教育，学员们认为民族、民权、民生都是救国的好办法，但当时社会上却乱七八糟，在人们口头流传着“国民党挂羊头卖狗肉，三民主义说的好，实际上一点没做到”的看法。

1936年下半年，蒋介石在洛阳做五十寿辰，做寿之后，出现在洛阳分校一个星期天纪念周的大会上。当时会场主席台上有很多军政大员，如商震、阎锡山，宋哲元、庞炳勋、陈诚、张学良等，还有外国顾问团端纳等。台下大操场上整队排列着军分校的学员和学兵，还有当地驻军等约有几千人以上，听候蒋介石的训话。当时的全国局势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绥远一带进行侵略战争，傅作义将军在绥远抗日，全国援绥呼声甚高。同时在绥远也出现了汉奸王英、李守信。蒋介石上台讲话，张学良以立正姿势站在旁边。蒋介石满面绯红，青筋暴露，气势汹汹，声嘶力竭的狂吼，两手不停地向绥远方向遥指着说：“那王英、李守信不是汉奸，是小土匪!而那不打共产党，妄想去抗日的才是真正的汉奸!”张学良一动也没动，静静的听着，台上台下的人们面面相观气氛紧张。学兵们回到宿舍私下议沦说：“要求抗日的成了汉奸，使人百思不解。”

西安事变那天，我夜间起来上厕所小便，发现武器库门口，队干部荷枪实弹地在那站岗，院内甬路上有警卫人员在巡逻。这是怎么一回事?躺在被窝里乱想，只好等天亮再说。岂知起床号响后，值星官却发布命令：“今天早操免除，学兵们都去教室自习。”早饭后，值星官又发布命令：“今天的野外演习停止，都至到教室去自习，不许在外边乱走动和去球场打球。”学兵们都闷在室里，胡猜乱想，但不敢高声说话。从窗户玻璃向外偷看，见卫人员端着枪不停地转来转去，队干部个个神情紧张。这是怎么一回事?问号一直缠绕在心头。到了傍晚，院内的广播喇叭中突然传出：“张学良大逆不道，在西安扣劫领袖。”又说什么“西安城内到处杀人，把中央大员都给关押起来了。”等等。大家松了一口气，啊，原来如此，这与我们当小兵的有什么关系，为啥闹得这样紧张!有的学兵说：“不能这样看，因为我们是东北军，是张学良将军的兵，人家能放心吗!”还有的说：“我们来这儿受训一年多了，又成了蒋校长的学生，又加入了国民党，成了民党的预备党员了，还有什么不可放心的!”就这样众说纷纭，第二天的上午，全总队集合在总队部门前广场上,分校副主任刘海波来训话，此人本来也是杂牌军中之一少将，可他的讲话却大骂张学良大逆不道，说不知蒋委员长给他多少多少好处，竟翻脸不认人，扣劫领袖。这是犯上，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学兵们应该同他分开，站在蒋校长一边，去讨伐大逆不道的叛贼张学良等等。

学兵们听后心中很不是滋味，何去何从，没有一定的主张，个个心情沉重，相对无言。接着就是天天不断有分校的政工人员，召集学兵们谈话，有时个别的谈，有时三四个一块谈。总的是让表明态度，同张学良划分开来。学兵们的答复多数是：我们是一个兵，大官的事不知道，你们让我们干啥就干啥。实际情况也就是这样。

这时陇海路上经过洛阳向西去的运兵火车昼夜不停，从来也没有听说的什么“龙”号和“虎”号的垣克今天都看见了，大炮就更多了，洛阳机场的飞机天天增多。这时可急坏了一个叫徐可达的区队长，每天都到教室来讲：“这可打不得呀!”他把帽子放在桌子上，形象地说，“西安城像这个帽子，校长就在这里边，外边一打校长就危险了。”蒋介石的亲信顾祝同来洛阳是指挥进军西安，解救蒋介石的。有一天，他把教导总队的队长赵云飞（东北军的上校）叫到跟前说：“把你这个大队编成一个旅，去到西安营救委员长，怎样?”赵云飞回答说：“不!委员长是张学良长官，张学良是我的长官，张学庭背叛了他的长官，我不能背叛我的长宫。”顾又问：“那你是什么态度?”赵说：“我中立。”

就这样不了了之。此后赵大队长早已被监视起来，有两挺轻机枪对着他的宿舍。在这段时间里阴沉的气氛一直笼罩着洛阳军分校十几天后，天空突然出现大客机，有的学兵认识，是张学良的专用飞机。到了晚上，就听见说，张学良把蒋介石送到洛阳军分校了。于是，人们就喧腾起来，大声喊叫校长回来了!校长回来了。第二天整队到飞机场欢送将校长回南京，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快到下午了张学良的波音飞机也起飞了，后边跟着九架战斗机，向南京方向飞去。

之后，洛阳军分校又恢复了正常。在一天纪念周会上，主任祝绍周说：“事情过去了，是他们家里的自己事，叫干爹也好，打屁股也好，我们都管不着，咱们好好的工作和上课。”看来祝绍周是抱了醋罐子，讨了个没趣。听说蒋介石回到洛阳后，蒋住在里边房间，张学良住在蒋外边的房间，祝绍周去到蒋介石那里讨好，奚落张学良，结果却挨了蒋介石的骂。

在西安事变中，洛阳军分校闹的那样紧张，后来才知道事情原委。原来，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将军给驻守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六旅和炮兵独立第十七团来电报，命令黄永安炮兵旅长配合教导总队赵云飞大队长，步包联合控制洛阳飞机场并截断陇海路，阻止向西运兵。而黄永安旅长背叛了张学良将军，不但不执行命令还把电报交给了分校主任，同时又把大炮也自动的缴了械，把大队长赵云飞看管起来，并把教导总队和特训班的教官及学员也看管起来了。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国民党政府无理扣押，十多万名东北军又被缩编剩下几万人，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下辖的一 五师，原有的九个步兵团，一个高射炮团，炮兵工兵都有，被缩编为二个旅（三一三旅和三一五旅）四个步兵团（625、626、629、630团），我于1937年年初结业回到626团第七连当少尉排长。当时缩编后的四十九军开赴河南，徒步行军千余华里，一 五师的626团驻扎在河南南阳以北余旗镇。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被管制，吃高粱面，发半个月的薪金，不停的做苦工。不是修马路，就是修城墙，帮助农民做田间的活。按说都是一些年轻力壮的人，做点体力劳动活不算啥，按道理说也应该做，养兵不打仗，就应该劳动，这是一条真理。但是气氛不大对头，就像在受气，在受惩罚，做苦役，士气极其消沉，四十九军军长刘多鉴遭受跟随他多年的副官王某的刺杀，幸尔没有丧命。626团的第五连士兵暴动，打死了排长两名，抢走枪支逃走。其他步兵团内也有类似的问题发生，总之，当时军心非常不稳。

来源：五色四藩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