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6年，父亲因病去世，博古年仅9岁，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母亲朱氏靠微薄积蓄支撑家计，博古早早学会自立，性格坚韧。他在无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和省立第三师范附小读书，成绩优异，展现出过人的勤奋与聪慧。

博古的早期经历与崛起

秦邦宪，化名博古，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秦肇煌是清末举人，家中藏书丰富，文化氛围浓厚。

1916年，父亲因病去世，博古年仅9岁，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母亲朱氏靠微薄积蓄支撑家计，博古早早学会自立，性格坚韧。他在无锡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和省立第三师范附小读书，成绩优异，展现出过人的勤奋与聪慧。

1921年，14岁的博古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学校。这所学校不仅是技术教育的中心，也是新思想的传播地。他加入由严朴等人创立的“孤星社”，并在1924年成为“锡社”苏州支部负责人，组织读书会，研读《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思想逐渐转向激进。

1925年，五卅惨案震动全国，博古作为苏州学联负责人，组织3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声讨帝国主义暴行。由于过度劳累，他身体虚弱，未能完成学业。

同年9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这所由中共早期领导人创办的学校汇聚了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革命导师。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学生运动，并在1925年11月经顾谷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他被派往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积累了组织经验。同年10月，因参与革命活动，他被捕入狱。面对敌人审讯，他坚贞不屈，最终因证据不足获释。

获释后，博古申请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11月，他抵达莫斯科，取俄文名“博古诺夫”。在中山大学，他精通俄语，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并结识王明，成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一员。

1928年，他在苏联与刘群先结婚，生活稳定。1930年5月，他学成归国，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编辑《劳动报》等刊物，展现出出色的文字能力。

1931年，中共面临重大危机。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上海地下党受重创。王明赴苏联前，推荐24岁的博古主持临时中央工作。9月，王明与周恩来商议后，决定由博古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临时中央。

他临危受命，领导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等九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继续贯彻四中全会方针。博古年轻热情，但缺乏实践经验，过于依赖共产国际指示，导致政策执行中出现偏差。

1933年初，博古秘密前往江西中央苏区，担任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时，国民党对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博古因不熟悉军事，将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李德主张正规战，忽视游击战和运动战，导致红军在战斗中连连失利。

1934年，中央苏区难以坚守，红军被迫撤离，开始长征。长征初期，湘江战役造成红军重大损失，从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博古深感责任重大，在湘江边一度举枪欲自尽，被聂荣臻劝阻，称领导人在困难时需冷静担当。

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初期的挫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博古领导生涯的重大转折。1933年秋，李德抵达中央苏区，博古完全依赖其军事指挥。李德主张“短促突击”和“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导致红军在正规战中处于劣势。

1934年4月，广昌失守，红军损失惨重。5月，中央决定撤离苏区，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监督军事计划执行。

长征开始后，红军面临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辗转湘桂黔，损失惨重。湘江战役后，红军仅剩3万余人。

广大指战员对博古和李德的领导不满情绪高涨，博古虽意识到问题严重，但仍坚持原计划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未能及时调整战略。

1934年12月，红军到达湖南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出放弃北上湘西，改向贵州进军的建议，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支持。

博古虽未完全放弃原计划，但同意西进贵州。12月底，红军在黎平召开会议，进一步确认向贵州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创造了条件。

遵义会议的召开与领导权调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

以及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101、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公，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聚焦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的经验教训。

博古首先作报告，强调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回避军事指挥错误。周恩来随后作军事问题报告，指出失败主因是战略战术失误，主动承担责任，并批评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根据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提纲，系统批判博古和李德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将错误分为冒险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三个阶段，提出正确军事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仅何克全为博古和李德辩护。

会议决定解除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取消“三人团”，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博古虽保留中央负责人职务，但权威大减，情绪低落，对会议批评感到困惑。

周恩来与博古的彻夜长谈

遵义会议后，红军继续行军，于1935年1月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云南威信县扎西镇“鸡鸣三省”地区。中央计划在此调整领导，由张闻天接替博古。

博古对遵义会议的批评缺乏思想准备，情绪低落，沉默寡言。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前，周恩来找到博古，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

周恩来指出，南昌和广州起义的失败表明中国革命的根基在农村，需由熟悉农村革命的人领导。他认为自己和博古因长期在国外学习，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农村情况了解不足，不适合担任领袖。

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建立根据地，深入农村，熟悉中国革命实际，是更合适的人选。这次谈话帮助博古理解中央决定，接受领导权交接。

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由张闻天担任党中央负总责，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毛泽东提议张闻天接任，以团结留苏干部，确保领导层稳定。博古服从决定，将中央文件和印章移交张闻天。

博古的后续工作与贡献

博古卸任最高领导后，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在长征期间，他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负责政治教育和宣传，鼓舞士气。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博古支持毛泽东，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维护红军团结。

1936年，长征胜利后，博古在延安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负责行政工作，推动土地分配。西安事变中，他作为中共代表协助周恩来谈判，促成和平解决，为抗日统一战线奠定基础。

1938年，他创办新华通讯社，担任社长，传播革命信息。1941年，他创办《解放日报》，担任社长，亲自审稿，确保内容准确。他还翻译马列著作，为干部学习提供资料。

抗战胜利后，博古参与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宪法草案。1946年4月7日，他与王若飞、叶挺等人从重庆乘机返回延安。次日，飞机因恶劣天气撞上山西兴县黑茶山，全部遇难。博古时年39岁，被安葬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

博古的革命生涯充满曲折。他在年轻时被推上高位，因缺乏经验犯下错误，但在遵义会议后积极调整，投身宣传和统战工作。他的新闻事业贡献为中共宣传体系奠定基础。

1946年4月19日，延安举行公祭，周恩来悼念其为民主宪法奋斗的贡献。毛泽东题词：“为人民利益而死，虽死尤荣。”博古的牺牲是中国革命的损失，但他的努力和转变为后人留下深刻启示。

来源：探影局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