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论史谈到近现代的基本历史发展逻辑，好像就是西方的历史贡献，是西方文艺复兴发展到大航海、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而且，西方也有一个论调，就是说近代是西方独自完成的。而我们中国目前的历史叙述，1840年前都归为古代，中国的近代变革好像是被动的，对西方冲击

现代论史谈到近现代的基本历史发展逻辑，好像就是西方的历史贡献，是西方文艺复兴发展到大航海、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而且，西方也有一个论调，就是说近代是西方独自完成的。而我们中国目前的历史叙述，1840年前都归为古代，中国的近代变革好像是被动的，对西方冲击的反应。这种史观目前统治了我们的头脑，但历史真的如此吗？历史事实和叙述历史真的可以是两个世界一样的存在，你头脑中的历史只是历史叙述的一个观念。而这个近代史观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不符合东西方哲学认识和逻辑运动规律的。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再到秦、汉的历史运动基本模式，然后，用哲学、易理思维、辩证逻辑加以分析总结，再来看秦、汉以后的历史运动及近现代文明运动的基本过程，我们就可以明白近现代人类文明运动是东西方交错互动的过程，而中国才是近代文明的启动和初步发展者，西方是在中华为主的东方近代性文明传播背景下的后发近代文明，发展强大后对东方形成反动，中国以自身发展到明末清初的文明成果为基础，在清末时代状态下发生革命，走向共和，现代中国再发展现代中华文明和世界现代文明。

依中国历史记载，尧舜禹之后有三个朝代，即夏商周，到周朝文明运动起了重大变化，不只是东周，实际上西周初也是一次重大文化变化，对敬拜上帝鬼神开始持更理性态度，主张敬德保民，明德慎罚，文王演易，周公制礼作乐。这是后来春秋战国诸子文化的前奏。到东周，礼崩乐坏，诸侯争霸诸子争鸣，经济、政治、军事的实体裂变与文化上的思想裂变发明同时展开。在这个诸侯争霸、诸子争鸣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存在一个演进次序的。我们先看诸侯争霸到秦国统一。最早争霸成功的诸侯国是齐国，位置在东方。其后争霸成功的是晋国，强大称霸了一百多年，一部春秋史半部讲晋国，晋国位置在北方。三家分晋，进入战国，战国前期楚国经吴起变法后很强大，一度灭越国，吞越、吴之地，几占半壁江山，楚国的位置在南方。但是，秦国商鞅变法后，奠定强大争雄根基，奋六世之余烈，到秦王赢政时打败诸侯，统一中国，秦国的位置在西方。春秋战国这个大线条的争霸争雄次序不是随机偶然的，当我们看河图时，会发现齐、晋、楚、秦这个运动次序与河图数的成数是一致的，即东方8、北方6、南方7、西方9，我们先不探讨为什么，记住这个次序就可以了，后边讲述近现代史时，我们就会发现近现代全球文明运动在大线条上也是走这个次序。秦国统一不久，因种种原因，很快灭亡了，而灭亡秦国的是楚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国原位置在南方包括东南。而刘邦、项羽这两个“楚人”，在灭亡秦国后，又经过了一番战争争夺，这番争夺的地理位置，是项羽一方在东南，刘邦一方在西北，项羽一方开始比较强大，战争中多取胜，但是，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的却是西北一方的刘邦。这个战争争夺运动次序是从东南一方比较强大向西北一方取得天下主导权转移，这个运动次序是后天八卦图的运动次序，也与一年四季先春夏后秋冬的运动次序一致。

那么从夏商周到秦汉，这两千年左右的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几个运动模式要点。

一是，一个大历史运动周期可以分三段小周期，第一个小周期是承上而开始新的运动周期，第二个小周期是发展，也是本周期文明属性的发展高峰，第三个小周期就是变革向下一个大周期变化。这三个小周期就是夏商周，三个小周期成一个大周期，在易学上就是一个经卦是三爻，三爻合成一卦，一爻代表一个发展时段代表一个小周期。也可以理解为三个地支构成一方一个会局，如寅卯辰三个地支是东方木局，巳午未是南方火局，申酉戌是西方金局，亥子丑是北方水局。到第三个周期起变化，就是如同重卦下卦向上卦过渡，也如同地支一个会局向下一个会局发展，所以，历史运动应注意一个大周期分三个小周期递进运动二千年左右，到第三个周期是革命性变化，向下一个二千年的大周期过渡。

二是，第三个周期变革时，前半段是旧体中出现新文化因素，后半段是社会剧烈变化。

三是，社会剧烈变化，天下诸侯争霸争雄时，在一个太极圈运动次序是河图数成数的次序，即8、6、7、9。变化之始在东方，收尾而使全局进入新时代的力量在西方，其中包含着春生夏长到秋收冬藏的运动节奏。

四是，西边的变革是阶段性的，这个变革并不完全成熟，东南方的力量新生后要有一个对全太极的融合，也是新文明运动周期的开始。而这个力量的形成要转一圈在一个太极的西北定鼎，如汉朝。

对中国自夏至秦汉的基本分析完成后，我们看春秋_汉代以后的东西方历史。自夏至秦汉的历史我们分析的是中国一太极，自春秋_汉代以后的历史我们要把亚欧大陆和全球看成一个太极。由于亚欧大陆西部的文明发展缺乏信史，与中华夏商周对应的三个小周期目前难以论述。但是，自春秋_汉代以后的全球一太极，东西方还是基本可以论述出一个大春秋运动逻辑的。我们将以中华为中心的东方自春秋_汉代到明末的历史依运动节奏划分为三个小运动周期，可类比于夏商周三个朝代，即春秋_秦汉是第一个运动周期，比夏；三国_隋唐是第二个运动周期，比商；五代两宋_元明是第三个运动周期，比周，尤其是西周到战国前期。相应亚欧大陆西部也可划分为三个运动周期，即西亚宗教发展与城邦文化到罗马帝国之西罗马灭亡为第一个运动周期，对应中国春秋到秦汉；西罗马灭亡后的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兴衰为第二个运动周期，对应中国三国到隋唐；阿拉伯灭亡后及西欧文艺复兴开始为第三个运动周期，交错对应中国为中心的东方五代两宋到元明。这个大线条的对应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文明是三个周期连续发展递进的，亚欧大陆西部则是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转移的，也即大陆西半边没有任何民族和文明有连续发展的性质和能力。

这个三个周期的划分与夏商周类同，那么，宋代以后到明代的历史是否有充分的近代性？是否可类比于西周到战国前期？是否与西方的文明互动可类比于战国到秦国一统的历史运动呢？

我们先看看东西方中古的状态。古典帝国汉朝、西罗马灭亡，标志东西方进入中古，西方叫中世纪。中古有什么特点？一是区域文明融合，没有多少新生的文化，没有多少创造性，二是都落入宗教文化氛围比较重的状态，西欧是比较典型的基督教神权统治，阿拉伯帝国是伴随伊斯兰教传播而兴起的，印度区域印度教发展形成，中国则道教、佛教比较活跃，道教外丹达高峰并向内丹发展，佛教则以禅宗为代表中国化基本完成。几大文明圈都以关注天国、出世的宗教、文化为主导或呈繁荣状态，人文在印度、阿拉伯、西欧几乎不见踪影，在中国则基本是古典时代的儒家经学状态而无新发展。我们从枢轴时代几个文明圈的思想发华，古典帝国的东方汉朝与西方古罗马帝国的东西相对，以及中古时代东西方的浓重宗教文化氛围，不难理解到东西方的文明运动是有时代的共同运动性的，各自在不同地域发展不同属性的文明，这是大陆一太极和全球一太极的表现，虽然中古前东西方交流不是太多。这是全球东西方文明交错激荡的准备，易传曰:刚柔相磨，八卦相荡，怎么可能有西方独自发展近代文明的道理呢？

唐朝灭亡，阿拉伯帝国衰败，分别代表东西方中古时代结束，世界的下一阶段运动就是从区域文明融合向全球文明运动发展，反者道之动，文明主题就是对宗教文化形成反动，向关注人文发展。全球文明运动就涉及海路开辟、全球航行。而人文发展，就必然包括工商繁荣与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日益丰富多彩，以及人的主体意识增强，平民化运动趋向民权、民主。这就是近现代文明的主要内涵。

从中古时代东西方文明状态不难看出，印度区域、西亚、欧洲都是没有什么人文文化思想主导的，阿拉伯帝国科技融合发展有一定成就，但是主导文化是伊斯兰教。找所谓古希腊文化，目前看来历史资料缺乏。只有中华，虽然道教、佛教是活跃文化，但主导的还是儒家，儒家典籍是科举主要内容，而能对宗教文化活跃有批判有反对之力的，也只有儒家。从现在所知历史看，在唐朝前期就有不少儒士辟佛如傳奕、狄仁杰，到晚唐则韩愈、李翱开始在文化思想上倡导儒家思想，言原道、复性之说。宋代新儒家实际上上承晚唐韩愈、李翱。则不难看出，中华文化的发展逻辑清晰，历史脉络连续，走向人文主义是内生的、有坚实基础的。而西方文艺复兴是没有自身坚实人文基础的，西方怎么可能率先发展近代人文主义文化？

西方所说的古希腊文化，目前看没有原文典籍，也没有有说服力的文献流传过程，而且，文艺复兴的发生时间也比宋代新儒家晚三百多年，是宋代新儒家文化发展三百多年后，东方近代性文明因素在旧体中生长已形成文明新面貌，并经过蒙元西征扩散冲击后，西方才兴起的人文主义运动。那么，在时间上西方文艺复兴就是近代性人文文化的后发。如果我们重新审视宋代以后的东西方文明运动，用易理思维分析，再类比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过程和诸子争鸣发展，我们就会明白，宋代的新儒家文化是中国也是东方、西方的近代人文文化之始和奠基。

我们重新回到前边内容，看一下春秋战国的运动脉络，先东方，次北方，再南方，后西方。当我们把亚欧大陆看成一太极时，则纵览历史，可知宋代新儒家文化和科技、工商业发展是在东方，蒙元的兴起是在北方，大明逐元是兴起于南方，元、明的扩张扩散启动了西方近代文明，而使全球近代科技、工商业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是西方。这个运动次序极类春秋战国的齐、晋、楚、秦，唯太极圈扩大了，文化、文明具体形态有差异且更复杂。

我们看具体文明运动过程。春秋战国不只是首霸在东方齐国，诸子文化也是先从东方开始的，老子家乡在鹿邑，河南东边靠近山东、安徽，孔子家乡在鲁国曲阜，今山东西南济宁市，都属于中国这个太极圈的东方，尤其是儒家文化后来成为中国文化主导。最早称霸的诸侯是东方的齐国，儒家祖师在东方的鲁国，甚至兵学鼻祖孙子也生于东方的齐国，一文一武的圣人都在东方的齐鲁大地，几乎同时，不是偶然的，东，动也，震卦，帝出手震。那么，把亚欧大陆看成一太极时，北宋正是在大陆东方，南宋在东南。宋代兴起了新儒家文化，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万世开太平是建立人间美好社会，而不是追求天国、不是追求脱离轮回，这就是现世的人文文化指向。新儒家不只是理学，宋代的地域学统所发展的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学派众多，不次春秋战国，如齐鲁学派，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二程洛学，张载关学，渐东学派，江西学派，蜀学，湖湘学派，闽学，广东菊坡学派等，贯穿内圣外王，理学、心学主要是内圣，而金华学派主经世致用，永康、永嘉学派主张追求事功，义利双行。儒家诸子的文化活动地域范围实际上也比春秋战国大，我们现在说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实际上主要的就是九流十家，地域活动范围主要在黄河中下流的河南、山东一带，而两宋儒家诸子则从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到南方渐江、江西、福建、广东，从学派扩散的范围也可见时代变化之一斑。宋代新儒家不仅探讨、修养内圣之道，也拓展外王之学，如王霸义利、帝王政治、经术造士、富国强兵、通商惠工等，尤其是，在格物穷理观念引导下，兴起研究事事物物之理的风气，对科技发展有重要影响，这也是宋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原因，所以，宋代有苏颂、沈括、秦九韶等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创造了众多技术产物，指南针、活字印刷、火器外，还有如石油钻井、火焰喷射器、车床、链式传动装置、高炉炼铁、水转大纺车、船坞等等，为近代的启动提供了技术条件。

在宋代新儒家文化思想及科技发展三百多年后，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兴起建立蒙古国，后建元。必须看到，蒙元的兴起不只是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力量，而是中华在唐宋文明发展影响下的中国少数民族力量，蒙元的兴起是有汉文明技术支持的，包括钢铁冶炼、攻城机械、复合弓和火器等，而他们向西发动征服战争时，是使用和传播了汉文明技术的，所以，当时金国皇帝金哀宗说:北兵（蒙古）所以常取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蒙元西征时也是扩散传播了中华文明状态的。不只是马可.波罗写过游记，当时还有柏朗嘉宾写有《蒙古行记》，雅各.德安科纳写有《光明之城》，以及《鲁布鲁克东行记》、《马黎诺里游记》等。

所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复兴的，东方两宋文化、科技的发展扩散，经阿拉伯帝国西传的造纸术在摩洛哥、意大利建厂，蒙元西征一声炮响的武力冲击，中华文明之繁荣状态经系列游记西传。如此看来，宋代的人文主义和科技发展是中华文明自发内生的，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不是自发的，是在东方文明冲击下做出的反应。

蒙元在北方如春秋之晋国。大明的兴起在南方如楚国。在时代次序上，宋代如春，元、明如夏，大哉乾元，元为十二消息卦乾，在月为巳。大明则是近代文明之盛夏，在月为午、未。所以，兴起于南方火旺之地；国号为明；国姓为朱，朱，赤也；文化思想继宋而将心学发展到集大成，心，火也，而集大成者别号阳明。有资料说，楚国在春秋战国时已有比较成熟的远洋航海技术，在海路与日本、越南等地有交通往来。明朝前期的航海是中国传统海洋文明的高峰，现在经李兆良先生研究，郑和航海已经不只是航行到非洲，而是测绘了全球，扩散了航海技术，扩张了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蒙元与大明一陆一海的扩张扩散，时长达二百年左右，搅动了世界，如太极图两仪一样把世界转动起来。

明朝航海高峰过后七八十年，西方才进入其航海进程，这个时间差显然是有中华航海技术传播影响的。

西方航海时代，东方大明进入心学发展高峰，心学之后学泰州学派开始了东方启蒙思想的发展，后来张岱之予夺之权自民主之，黄宗羲之天下为主，顾炎武之众治，王船山之虚君等有民权、民主色彩的思想就是这一脉的发展。

理学、心学主要是内修道德，但理学之格物穷理也带来科技发展，心学之自由也带来了启蒙和思想解放。宋代的经世、事功等学派，则在明代中期发展为实学思潮，与心学几乎同时，其中包括法律思想、科技实学（实测实学）、经世致用、考据等。传教士于明中后期来华，其中有部分科技内容也于晚明与中国科技实学结合，代表人物就是徐光启、李之藻、王征、李天经等。

如此，到明末中国的启蒙思想（即民主）和科技思潮都已经形成，明中后期延及清初也有一系列实学、启蒙著作，如《大学衍义补》《明经世文编》《古今治平略》《日知录》《明夷待访录》《宋论》《黄书》等。

此时，如果明末科技实学、启蒙思潮得到顺利展开，那么，中国其后的一两百年发生科技的重要发展，火器更先进并全面装备是可以想见可以推论的，社会也可能发生进一步平民化变革。但是，大明类楚，清朝入关，中国近代性文明停滞，没有发展到完全自主冲破旧体而革命。清朝从东北入关，东北为艮卦之地，艮，止也。当然也不是完全停滞，相对的，科技实学发展群体不象明末一样活跃了，启蒙思想就在顺治皇帝“生员不得言事”的政策下地火明夷湮灭无声了。

而西方则经过文艺复兴后三百多年的发展，基本在明亡之际及清朝入主之后进入社会多方面革命性变化，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古典哲学高峰，近代化学，牛顿物理，微积分，启蒙运动，英国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明亡之际到清朝乾嘉时期，主要就发生在清朝入关到嘉庆时期这近二百年。这就是一个类战国时代秦国兴起的时序，秦国变法时，齐国、楚国基本没有什么声色了。只是秦国的科技看上去不象近代西方那么丰富，但是，秦国在吕不韦主持下有大批门客，著有《吕氏春秋》，而秦国青铜剑含神秘之超越时代的科技因素，秦弓弩标准化生产，也令后人惊叹。

回溯西方兴起的过程，则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自文艺复兴后的每个重大发展事件都有中华宋代以后的文化与科技影响和渗入，除文艺复兴谈到的中华文明几个因素外，西方航海有指南针技术支持，有东方文明吸引力为动力，殖民活动、打碎骑术阶层有火器为主要技术因素，宗教改革因信称义有造纸、印刷术技术支持，近代金融为纸钞西传的发展，哲学思辨有道家、儒家文化典籍的影响，启蒙运动领袖推崇儒家文化敬拜孔子，科技发展除经阿拉伯西传的代数、化学、医学外，也有明清时代西传的农学、声学、天文、生物及《天工开物》为代表的科技西传影响，甚至据说市场经济思想也有老子无为思想影响，而政治制度方面则有中国文官制的借鉴和演变。

在西方科技、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文明有了质的变化，而清朝则已知西洋火器进步的情况下，学习改进火器都没有积极性，这样到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时，自然清朝吃败仗，之后一路下滑，使中国进入灾难性半殖民地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到明末、清初潜藏的变革因素即地火被激发出来，发生太平天国辛亥金田起义、捻军起义、孙文主义革命等系列革命，到金田起义后下一个辛亥年武昌起义，终于形成革命大势，推翻满清，建立共和。这个近代革命我们现在的历史叙述多视为中国被动反应，好像中国之前一直是古代，这样叙述历史显见是史盲，因为，这个历史叙述既看不到我们前面叙述的中国宋代文化的近代性，也看不到元、明的发展和世界化扩散，更看不到在清末民主革命中儒家启蒙思想被重新发现和融入革命纲领。从郑观应、邹容著述到孙文三民主义，都有明末清初儒家思想的运用和发展，而革命党最早以会党形式出现也是中国传统组织方式的发展。所以，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上承明末清初的思想文化与变革主题的，只是在西方冲击下，也加入了西方文化因素。这样看历史，才可以明白，何以中国灾难深重，列强瓜分，却仍然可以革命成功，走向独立与共和，而历史上其他大国如阿拉伯、土耳其不可以，日本也是几番折腾，终于成为二战战败国。

民国的建立是有诸多不成熟的，很多社会矛盾没有解决，所以，民国在历史演进次序上也极类似秦、隋、元的地位和作用，中国这个与西方相对的东方力量也需要继续革命。于是，从孙文新三民主义组织中分出二支力量，就象在怀王义帝名义下有刘、项二支力量一样。红色革命上承旧民主革命，在国际上外接马列主义革命思想与力量，经过28年艰难的革命历程淬炼，终于建立新中国。而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的国共斗争中，历史又演进了一次类似项刘楚汉战争的过程，国民党力量主要在东南，红色革命力量主要在西北，东南一方开始貌似强大，主动进攻，西北的革命力量一度放弃延安，可是，三四年时间，与楚汉战争的时间差不多，西北一方就打败了东南一方，夺取了大陆主政权。开国不久也象汉朝一样发生一场外战，象汉朝一样有一场女主之乱，象汉朝一样抓捕了一伙人，之后象汉朝一样进入经济为核心的发展，主导者还与民主人士谈到过无为而治，定韬光养晦之策，三四十年“文景之治”，终于到了“养息终要制匈奴”的时候了！那个“匈奴”是谁，相信大家心里有数。

来源：小南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