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如此之低，名头如此之大

摘要：比如，当时后唐的宰相，名字叫做卢文纪，此人出身于范阳卢氏，父亲卢简求是河东节度使，祖父卢纶更是唐代宗年间的十大才子之一，如此家学渊源，想来一定是个人才。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李从珂感觉，历朝历代的皇帝身边都有名臣辅佐，有王佐之才，偏偏自己登基之后，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一时半会，还真找不到可用之人。

比如，当时后唐的宰相，名字叫做卢文纪，此人出身于范阳卢氏，父亲卢简求是河东节度使，祖父卢纶更是唐代宗年间的十大才子之一，如此家学渊源，想来一定是个人才。

可是，卢文纪做后唐宰相，很少发表言论，对治理国家的意见也没有，李从珂就向卢文纪抱怨，说你高居其位，但是平时却一点有用的东西都拿不出来，卢文纪也不含糊，立刻就解释说，皇帝啊，不是这样的，您看，我和文官们隔三差五就到宫里来觐见，有时候想说点什么吧，一是朝廷里有规矩，这觐见的时间短暂，没等说正事儿呢，就该请安告退了，二来皇帝您身边都是带刀侍卫，他们一个个目露凶光，不怒自威，有他们在，我们很紧张，这一紧张啊，就不敢再说话了，所以臣斗胆，请皇帝恢复唐朝时延英召对的制度，这样我们才好畅所欲言。

延英召对，延英，是延英殿，召对，是召集大臣开会。

那么，延英召对，就是唐时皇帝在延英殿中召集大臣开会，商讨国家大事的这么一个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延英殿啊，不是大殿，不是正殿，而只是一个偏殿，非常的小，那因为非常小，所以就十分私密。

参加会议的，没有武将，侍卫也不列席，而只有文官参加，而且开会的过程也不像上朝时那么拘束，讲究那么多的礼节，大家都很随意，很松弛，可以有啥说啥，畅所欲言，很多军国大事都是在会议上决定的。

那说白了，延英召对就是帝国权力核心级别的会议，在皇帝的主持下，由文官掌握最高权力，文官来决定这个帝国的一切。

这个制度，我们听起来不错，在唐朝历史上也发挥过一些作用，但是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存在很多弊端，因为你这么整，那权力就太过集中了，文官们很容易把持中枢命脉，而使中下级官员们失去参与重要政务的机会。

李从珂自然不想要被文臣掣肘，何况又是新登基，皇帝压根也不信任他们，所以李从珂就说，你跟我说恢复延英召对，我认为没道理，因为你要是有事儿，你可以随时向我汇报，什么时候来都行，为什么一定要开会？

可以说，李从珂的反驳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当时的情况就是，上层官员普遍缺乏才干，如卢文纪这个人，他是尸位素餐，纯纯在为自己找理由，相反，后唐的中下级官员们，反而普遍都很能干，很有真知灼见。

比如，有一个叫做史在德的大臣，上朝的时候公然对文武百官发难，他猛烈抨击，说皇帝啊，现在放眼后唐朝廷，文武百官，基本上都是鱼龙曼衍，瓦鸡陶犬，大家都在混日子，居其位而不谋其政。

史在德还分门别类的对文官和武官做出了点评，他说文官能力低下，道德水平更低，问他们点什么，他们除了沉默，还是沉默，七天只能给你憋出六个字来，你让他写篇文章，他都够呛写的出来，只能找人代笔，国家给他们发俸禄，纯属是浪费钱。

至于武将，那就更别说了，穿着盔甲，拿着武器，看着是那么回事儿，可是一旦有情况，一旦打仗了，他们要么就逃跑，要么就投敌，可以说又没技艺，也没气节。

史在德打击面很广，当然不是说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但是的确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因为时代性，就会造就人性。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而政权更迭的方式，几乎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武力，这些大大小小的政权，很少有和平交接的。

而在这样的政权中，军队里是骄兵逐帅，拥立成风，因为大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时候不需要合法性，不需要造势，不需要天授正统，只需要武力就行了，普通士兵也好，中下层将领也好，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动辄发动兵变，驱逐或者杀死主帅大将，拥立他们认为能给他们带来更多好处的人。

而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他们处于这种环境中，就必须时刻揣摩部下们的心意，对皇权的忠诚度很低，因为这个时候，皇帝对他们来说只有象征意义，没有实际作用，所以高级将领一旦认为局面不利，比如打败仗了，或者手下的士卒们情绪不良了，他就觉得自己有危险了，他就会选择逃跑或者投降敌方。

以前，军队的核心目标是保家卫国，而在五代十国，军队是为了抢掠，是为了保命，是为了升迁，战斗力肯定就下降了，道德水准也会进一步降低。

文官的现状，也和乱世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打仗，战乱频繁，正常的科举考试难以持续，或者压根就不办了，即便举行，也多被权贵所把持，布衣寒门入仕无途，空有一身才干无处施展，而选上来的则大多是缺乏真才实学和行政能力的贵族子弟。

刚才我们说，五代十国的是武人当道的时代，那武人既然当道，就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文官沦为了附庸，他们没有机会，或者难以发挥全力去协助君王治理国家，制定政策，监督规谏，因为日子已经过的是朝不保夕了，想干点什么，又动辄得咎，沉默不一定是他们的惯性，但却一定是他们用以自保的工具，所谓，言多必失，多做多错，干脆他们选择不建言，不负责，不表态，诸葛亮说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那是诸葛亮谦虚，或者诸葛亮根本就瞧不起诸侯，但是这些文官们是真的难以闻达于诸侯，所以他们只好苟全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