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15-19岁、20-24岁、25-29岁年龄段的生育率明显高于日本、英格兰与威尔士、苏格兰，真正的问题是30-49岁的大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明显偏低。通过生育补贴的方式，鼓励愿意生育的家庭多生，可能是更可行的政策方向。
要点：
我国总人口自2021年见顶后，已经连续三年减少。预计2027年我国总人口将跌破14亿，2039年跌破13亿，2047年跌破12亿。
按照联合国相关标准，我国2021年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预计2032年将达到超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到2048年将达到日本目前的老龄化水平。
我国15-19岁、20-24岁、25-29岁年龄段的生育率明显高于日本、英格兰与威尔士、苏格兰，真正的问题是30-49岁的大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明显偏低。通过生育补贴的方式，鼓励愿意生育的家庭多生，可能是更可行的政策方向。
导致结婚率下降的第一个原因是性别比例失衡。在2006-2010年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约20%，之后出口的性别差有所缩小，但仍维持在115:100以上，直到2016年以后才回落至105:100。可见，未来十年陆续进入婚育年龄的年轻人中，性别失衡将比较严重。
导致结婚率下降的第二个原因是男女学历差错位。在20-30岁的年轻人中，本科以下学历的，男性人数大幅超过女性，而在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人数明显超过男性。这增加了高学历女性找到合适婚配对象的难度。
2021年后城镇化率年均增幅从过去的1.4个百分点降至约0.8个百分点。增速明显放缓。户籍口径的城镇化率增速则更低。
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例下降。2023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43.1岁，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已经超过30%，今后告老还乡的农民工数量将不断增加，同时我国人口的流动性也将不断下降。
在城镇化进程放缓的同时，大城市化进程仍然较快。我国人口仍呈现向主要都市圈（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集中的现象，如浙江省常住人口净流入数量和增速都位居全国第一，这可能与浙江的新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较多有关。
从十年跨度看（2014年-2024年），即便是经济相对欠发达的省份，其省会城市的人口也都无一例外净流入。
“双子星”现象值得关注。江苏省过去十年中，净流入的人口59%是流向苏州和南京这两个大城市，广东的深圳和广州人口净流入占全省的65%，厦门和福州的人口净流入占福建省的68%；山东的青岛和济南占其净流入的79%。浙江省整体人口净流入较大，但双子星城市（杭州、宁波）人口净流入占比也近50%。
2012年工业就业人口在达到2.32亿之后逐年减少，至2024年降至2.13亿。2020年以来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相对变化不大，但相比2012年高点已回落1.4%。
2024年美国第三产业GDP占比为81.8%，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高达83.4%。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不足50%，大力发展服务业是稳就业的必然选择。
人口变化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一定的时滞，如2016年以后我国出生人口的下降，可能会在20年后给经济带来负面压力。这不仅给国内经济带来深远影响，还会改变全球的国别竞争格局，如日本人口老龄化与其竞争力下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两年前我们曾经做过关于中国人口的总数、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出生率及老龄化率及人口流向的特征和趋势等方面的研究。并预测2024年中国新生婴儿数量将反弹至1000万以上，但事实上只反弹至954万，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再次对我国人口变化趋势及人口的区域流向和产业流向作新的预测。本文分两部分，上篇讨论人口变化，下篇讨论人口流向。
上篇：中国人口变化与趋势
一．2024年新出生人口低于预期
在2023年我们发布的《中国人口往何处去？》中，基于当时的分析和假定，预测了我国人口和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当时的核心假设有两点：1）取2018和2019年的生育数据来推算较为真实的生育意愿水平（考虑到2016年放开生育政策后，前期积压的二胎生育需求释放造成2016和2017年生育率偏高，以及2020-2022年期间疫情防控可能造成部分人推迟生育）；2）生育意愿下降的趋势参考日本、韩国等（从国际经验看，随着我国城市化率和人均收入继续提升，生育意愿将继续下降）。
基于这两个假设，结合我国育龄妇女的数量和年龄结构分布，对我国未来的人口变化和老龄化趋势进行了预测。其中，第一个假设——以2018、2019年生育数据作为真实生育意愿的起点值，相对主观性较强。比如，2016年放开生育政策之前积压的生育需求是否对2018和2019年生育数据仍有影响？2020-2022年间的生育数据受疫情防控推迟生育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现在2024年新出生人口数据已经公布了，可以较好的检验我们当时的第一个假设。先说结论：2024年全国新出生人口为954万，虽然增速转正，但明显低于我们之前的预测。可见当时的第一个假设过于乐观了。2020-2022年间推迟的生育在2024年虽然有所体现，但幅度明显不如预期。
二．修正后的人口与老龄化趋势预测
在2023年我们预测模型的基础上，下修生育率的起点值，使得2024年的新出生人口略低于954万的实际值（考虑到2024年出生人口数受到之前疫情防控推迟生育的影响）。其余假设不变，由此得到中国出生人口和老龄化趋势的预测。
如图1,2024年公布的新出生人口数明显低于原来的预测值，即疫情防控结束后新出生人口虽然有所增长，但低于我们之前的预测值。下修生育率的起点值之后，新出生人口的预测值均有所下调。按目前的假设和趋势，2025年新出生人口将下降到900万以下，2028年跌破800万，2035年可能跌破700万，之后十年的下降速度会有所放缓。
从总人口数量看，2027年我国总人口将跌破14亿，2039年跌破13亿，2047年跌破12亿。
图1中国新出生人口数预测
下修生育率的假设后，老龄化的速度也有所提高。从65岁以上人口占比来看，按照联合国相关标准，我国2021年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预计2032年将达到超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到2048年将达到日本目前的老龄化水平（日本是目前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图2中国人口和老龄化趋势预测
值得一提的是，下修生育率起点值的假设后，对新出生人口数的预测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对老龄化趋势的影响却没那么大，进入重度老龄化和超老龄化的时间提前得并不多。这是因为现有人口的年龄结构决定了老龄化的大体进程，新出生人口相对现有的中老年人口基数显得较小，所以对老龄化进程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这其实也可以反过来提醒我们，即使接下来出台有效的提升生育率的措施，我国加速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的趋势也难以逆转。为此应多做准备和早做准备。
图3中国老龄化进程或快于日本、德国
数据来源：wind，世界银行，中泰证券研究所
三．国际比较：
我国生育意愿处于什么水平
在上一篇中我们提出了总和生育率的计算方式会受到育龄产妇年龄分布不均衡而有所失真，因此“中国生育率全球第二低”的说法可能并不意味着我国生育意愿有那么低。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我国真实的生育意愿处于什么水平以及有何特征，对讨论提升生育率的政策措施具有较大意义。
由于育龄妇女中35-49岁年龄段的占比更高，造成总和生育率的统计会失真。因此可以通过直接对比各个国家分年龄段的生育率，来评估生育意愿的真实水平。
图表4分年龄段的生育率对比
数据来源： wind ，日本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 INSEE ），英国国家统计局，中泰研究所
说明：以中国（2024年预测值）为基准，生育率值更大的用红色标识，更小的用绿色
出于数据的可得性，图表4中对比了中国与日本、法国、英国（分三个地区）的分年龄段的生育率。虽然我国总和生育率受育龄产妇年龄结构的影响而有所低估，但从分年龄阶段的生育率对比可以看出，我国真实的生育意愿也处于严重偏低的水平，甚至低于一些高度城市化的成熟经济体。
具体来看，我国15-19岁、20-24岁、25-29岁年龄段的生育率明显高于日本、英格兰与威尔士、苏格兰，而在30-34岁、35-39岁、40-44岁年龄段，我国生育率都明显低于其他几个国家或地区。
总体来看，我国真实的生育意愿水平可能在日本（总和生育率1.2）和英国苏格兰（总和生育率1.3）之间。
从图表4的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存在的比较明显的问题是30-49岁的大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明显偏低。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现象呢？是因为我国平均结婚年龄和初产年龄更早吗？
从数据上看，我国2023年平均初产年龄为29.2岁，而日本、法国、英国分别为31.0岁、31.1岁、29.8岁，我国平均初产年龄确实稍早一些。但理论上来说，更早的结婚年龄和初产年龄应该有利于更高的总体生育率，我国总体生育率却更低。
更早的初婚和初产年龄，明显偏低的大龄女性的生育率，说明我国生育二孩和多孩的比率应该是明显低于其他几个国家的。这从其他数据也可以得到印证：比如，我国终生不婚和终生不生育的比率还是远低于欧美、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总体生育率却相对偏低，这也能说明我国独生子女的比例更高，二孩和多孩比率明显偏低。这或许与过去较长时间实施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造成的思维惯性有关。
鼓励生育二孩和多孩的政策可能更有可行性。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到，我国生育率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是大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明显偏低，其原因是我国生育二孩和多孩的比例明显偏低。从全球的经验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众选择的自由度提高，选择不婚不育的人群会明显增多，这一现象似乎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之一，难以通过政策逆转。相对于鼓励单身人士结婚和早婚早育等政策，鼓励愿意生育的家庭多生，可能是更可行的政策方向。
四．借鉴国际经验：提高生育意愿
从欧美国家的生育率变化和横向比较来看，移民政策是关键，生育补贴有明显作用。
比如，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每年有较大规模的年轻移民流入，且这些移民通常具有更高的生育意愿。而日本则相反，日本和瑞士是发达国家中移民政策较严的国家，即使生育补贴（生育支持支出占GDP的比例）也达到了其他欧美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其生育率明显更低。
但生育补贴也有比较明显的作用。比如在移民政策差异相对较小的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挪威几个国家之间，法国和瑞典的生育补贴力度更大一下，其生育率也相对高一些。
图5不同国家间生育补贴与生育率比较
数据来源：OECD、各国统计局，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6英国脱欧后收紧移民政策，随后生育率下降更快
数据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ONS）、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及德国联邦统计局（Destatis），中泰证券研究所
为什么移民政策会对生育率起到决定性作用呢？一方面，移民（主要亚非拉裔的移民，欧盟内部的移民对生育率影响不大）对生育的家庭文化观念可能不一样。另一方面，他们对生育的补贴和福利政策更敏感。
就我们国家来说，城市化率和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欧美国家，但女性职场参与率较高，尤其是在大城市，提高生育率既要加大生育补贴投入，又要能解决职场女性生育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困难。生育补贴政策方面，或许有以下经验值得我们参考：
1）“阶梯激励”，加大对生育多孩的奖励。法国对生育一孩、二孩和多孩进行阶梯式的一次性和每月补贴，对提高生育率效果较好。
2）减少生育对职场女性的不利影响，如强制男性休等额的陪产假。当男性员工和女性员工一样需要休产假时，企业对职场女性的隐性歧视就会大大减小。比如，瑞典的“配额制育儿假”中父亲必须休满90天，期间薪资由社保支付90%。
3）提供全面的托育服务，减少育儿对职场女性的不利影响。比如丹麦，0-6岁托育服务覆盖率超95%，政府承担80%费用，法国 “产前到小学免费医疗”。有分析认为德国在公费托育服务上存在30%左右的缺口，这对德国的生育率有明显不利影响。
提高职场女性的婚育意愿可能是关键。在上一篇《中国人口何处去》中就有分析到，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可能是结婚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如在2006-2010年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约20%，之后出口的性别差有所缩小，但仍维持在115:100以上，直到2016年以后才回落至105:100。可见，未来十年陆续进入婚育年龄的年轻人中，性别失衡将比较严重。
图7结婚登记数下降趋势明显
如果只是男性多于女性造成部分男性结婚难，可能对整体婚育率的影响还不会那么大，但现实情况是不少女性，尤其是高学历的职场女性也会觉得找到合适的婚配对象并不容易。这可能与不同学历水平的性别失衡存在巨大的结构性差异有关。
图820-30岁中国男女人数差距
数据来源：国家教育部，中泰研究所
在20-30岁的年轻人中，本科以下学历的，男性人数大幅超过女性，而在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人数明显超过男性。这增加了高学历女性找到合适婚配对象的难度。可见，如何提高职场女性的婚育意愿可能是提高我国总体生育率的关键之一。
下篇：中国人口流向与趋势
五．大城市化进程较快
城镇化进程放缓
城镇化增速下降
我国城镇化率虽然仍保持逐年提升，但增速已经在显著放缓。2015年城镇化率为57.3%，较上年增长1.58%，而2021年后城镇化率年均增幅从过去的1.4个百分点降至约0.8个百分点。2024年城镇化率为67%，增速明显放缓。户籍口径的城镇化率增速则更低，2023年户籍城镇化率为48.3%，相比2022年仅增长0.6%。
图9城镇化进程放缓
与之相应的是农民工增量减少。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753万人，比上年增加191万人，仅增长0.6%，较2010年代年均500万以上的增量显著下降。其中，本地农民工12095万人，比上年减少277万人，下降2.2%；外出农民工17658万人，比上年增加468万人，增长2.7%。2023年农民工从事第二产业人数下降2.3%，其中制造业人数大致与2022年持平，主要是由于建筑业人数减少造成。从事批发零售、交运、及服务业的人数相比2022年上升2.1%。
图10农民工规模增速放缓
数据来源：wind，中泰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中泰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中泰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中泰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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