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的文物，有一段不太为人熟知的历史。1933年至1947年间，为避日军战火的摧残，它们曾被打包装箱，迁移到中国的西南一带。这些被称为“国宝”的经书典籍、古物珍奇，待过南京朝天宫的库房，也曾贮存在陕西汉中的文庙、四川峨眉的大佛寺。

1933年3月，第三批故宫文物正在南迁搬运。（受访者供图）

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的文物，有一段不太为人熟知的历史。1933年至1947年间，为避日军战火的摧残，它们曾被打包装箱，迁移到中国的西南一带。这些被称为“国宝”的经书典籍、古物珍奇，待过南京朝天宫的库房，也曾贮存在陕西汉中的文庙、四川峨眉的大佛寺。

2021年起，为了讲述这段文物南迁史，作家祝勇决定写下长篇小说《国宝》。他对小说的成色颇为看重，每隔一段时间，就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打印一稿出来，在上面修改、校订，前前后后的稿子摞起来“有一人高”。小说第一部的修改时间横跨将近一年半，比整本初稿的写作时间更长。

祝勇原本犹豫，是否要为小说取名《国宝》。

“国宝”的说法并不是考古文博界的专业术语，它们通常被称为“文物”，但祝勇转念一想，他写的不只是那些在故宫南迁时一路向南的万余件文物，与此同时也指代那一辈故宫人，在运转文物时，艰难卓绝的精神遗产。“说这些人的精神是国宝，是当之无愧的。”

祝勇在故宫工作多年，借由写作，他得以倾听将近一百年前，完成文物南迁的故宫前辈的心跳，书中也留下只有熟悉故宫的人才能捕捉到的空间细节。小说的开篇，文物临出发时正值雪夜，祝勇写道，故宫屋脊上的雪积累到一定重量，轰然坠跌，造成大面积雪崩，“那是一种只有在故宫的雪夜里才能听到的、巨大而空洞的回响。”

写作这样一本历史小说，难免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材料中寻踪觅迹，祝勇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描摹乱世之中，不同身份背景的人和国宝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小说的主人公那文松，为护送文物南迁，自此和北平城的妻儿远隔千里；军人蓝星宇原是军阀孙殿英部下，和孙一起盗掘慈禧墓，获得珍宝后，躲进深山老林安家，后来日军进犯，他不再安于一己生活，将盗来的国宝换成抗战物资；赝品制造师郎山岳，私藏古画真迹，战乱年代却难以凭一己之力保存，最终选择将其归还给故宫……

围绕着“国宝”，小说中的官方与民间力量涌动，这给了祝勇充分的想象的自由。很多朋友读完小说，挂念郎山岳私藏的那幅《松柏寒盟图》，找祝勇问，现实中这件“文物”的命运如何。“很多人以为《松柏寒盟图》是真实存在的，”祝勇笑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其实是虚构的。”

几年前，祝勇曾出版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聚焦故宫文物这段特殊的迁移史，但他并不满足于此。“非虚构主要是讲历史事实，但是我觉得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很多人的命运都被时代洪流所裹挟，有太多的悲欢离合，太多的情感在里面，这些是非虚构作品不能承载的。”祝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因此，他决定用虚构的方式再现这段历史。

祝勇，作家，生于1968年，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受访者供图）

写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

1933年2月5日深夜，两千余箱故宫文物整装待发。天亮时，它们将从正阳门火车站驶出北京城。为避免之后遭日军战火波及，一万三千多箱文物，先后分5批陆续转移出故宫博物院，开启长达十余年的南迁之路。

除了易受潮的善本古籍和易碎的陶瓷玉器，箱中最令故宫人头痛的是十具先秦石鼓。石鼓每具一吨重，上面篆刻着几百个神秘的“石鼓文”——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千年的风吹雨打，让石鼓刻着字的石皮与鼓身，有了裂缝、分离，一旦长途颠簸，即有脱落的风险。

小说《国宝》的主人公那文松拥有一双巧手。借由这双手，祝勇仔细还原当时石鼓的打包难题：先在那些缝隙中充塞润湿的棉花，再覆盖四五层薄棉花用浆糊粘好，麻绳捆扎后，再包上几层棉被，装进定制木箱钉牢，才算大功告成。

小说里的那文松原以为护送数千箱文物到南京的浦口火车站，就能返回北平，没想到后续风波不断：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因“一·二八事变”筹划迁都，北平文物运抵，在国民政府的推诿下，存放地迟迟没有着落，一场大雨险将滞留在火车站的文物泡坏。

作为第一批运送文物的故宫职员，等待那文松们的，是一个漫长的迁徙之旅。

比照此后的西迁遭遇，小说开篇的滞留风波显得不足为奇。在时任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的指示下，文物被运送到上海暂存，后来转运至南京朝天宫保存库。在国民政府系统内部，很快有人打上了这批文物的主意，想在辗转腾挪中，偷天换日，借以谋利。很快，故宫院长“易东篱盗宝案”被炮制而出。

祝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易东篱的现实原型是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1936年，荒唐的“故宫盗宝案”闹剧同样折磨着现实中的易培基。祝勇在小说里将易处理成一个有老一辈知识分子气质的理想主义者，比较自负，坚信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最终人生以悲情结尾——他后来和妻子居住在南京城的贫民窟，炮火将他们连同破落的建筑一起被炸毁。

写作时，祝勇并不想把这些护送文物的故宫人，统一纳入到概念化的人物模式之中。其间暗流涌动，人性有升格，也有降格。“易东篱案”爆发时，那文松被捕入狱，拒绝做伪证的他遭受酷刑，右手的手指骨被打断；而另一个故宫职员却迫于威胁，帮助将盗宝案“做实”，出狱后很快良心发现，向易东篱忏悔赎罪。

“我想写出不同人在时局里的选择。”祝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朝天宫已非安全之地。故宫文物不得已再度动身，从南京出发，兵分中、南、北三路往西南方向迁移。

写作时，祝勇不想机械照搬西迁三路来还原南迁史，而是选择从那文松的视角展开叙述，将笔墨主要花在北线上的种种遭遇：这一路，故宫文物沿着陇海铁路往西走，原本准备将文物安置在宝鸡，但潼关战事吃紧，随即穿越秦岭古道，抵达汉中。此后，又在日军炮火的追击下，再赶赴四川成都、峨眉。

第三批故宫文物南迁时分别在午门和太和门前广场的文物箱装车情况。（受访者供图）

历史小说如何“系死扣”

早在写作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时，祝勇就曾到多个南迁、西迁的途经地实地走访，探访故宫前辈的后人。过去很多文献记载，故宫文物南迁、西迁时，曾发生惊心动魄、文物几乎毁于一旦的瞬间。

就在存放于南京的故宫文物向西南迁移仅仅几天后，南京就沦陷了；西迁途中，文物曾短暂存储在汉中文庙，后来，在最后一批文物撤离汉中的第12天，日本的飞机就投下炸弹，轰炸了汉中文庙。

祝勇在诸多历史文献中读到类似表述，但小说创作，让他得以在真实史料与虚构想象的中间地带穿行。

比如，故宫文物准备运往西安时，火车在潼关外的一个村庄停住。当时，日军攻占了风陵渡，准备炮击潼关。如何让火车逃脱日军炮弹的攻击，成了小说家祝勇的难题。写作时，他在这里卡住很久，苦想解决之道。

祝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历史小说最难写的地方就在于如何“系死扣”。文献里叙述篇幅有限的奇迹，如何变成小说里细致、可信又激动人心的场景，需要严丝合缝地在逻辑上“系上死扣”，连作家自己想尽办法一时也不能解开。

他留意到，当时，为了掩护陇海铁路上通行的火车，很多老百姓拆除了房屋和城楼，搭建了一道又高又长的掩体墙，以遮挡对岸日军的视线。于是，祝勇在小说里安排了一个敢在炮火之下开火车的司机姜念祖，当火车驶入敌人的炮程时，司机将火车停在涵洞中，故意鸣笛，吸引日军的火力。

“日军发炮都有间隙，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漫无目的地漫射，否则他们的弹药也供应不上……等日军炸过之后，立刻开足马力，以最快的速度从敌人的炮口下冲过去，关键是提速要快、通行要快，还没等日军反应过来重新装弹发炮，他的火车已经从炮口下冲过去了。”写到这里，连祝勇自己都感到惊心动魄。

发生在四川峨眉的另一惊险时刻，同样在小说里得到了还原。故宫文物西迁到四川峨眉后，储藏在当地的大佛寺和武庙库房之内。

1943年6月8日，午后两点半左右，峨眉城的一家鸦片馆，因瘾君子乱扔烟蒂，点燃了身下的草垫，随即招致隔壁油铺产生火患。火势在商户之间蔓延，一发不可收拾，直奔着文物的储藏地而去。

祝勇不止一次到过峨眉采风，对那里的风貌印象深刻：一条青石板路主街贯通，两侧房屋都是木质的。他说，为了救火，当时的人们只能从井中取水灭火，但难以控制蔓延的火势。峨眉百姓和驻兵只能选择拆除自家房屋，在武庙库房附近拆出一片防火的“隔离带”。

写到大火危局，祝勇借机给那文松设置一重心理考验：那文松那时刚和寻夫而来的妻子重逢，一边是待救的文物，一边是同样陷于火海的妻儿。“交锋只持续了一秒钟，他就作出了决定——先抢救古物。”

不过好在妻儿在旁人的帮助下，同样火海脱险。

祝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虽然隔着数十年的时间，揣摩这些故宫人的心态，却并未有什么强烈的隔膜感。他觉得，故宫人对文物的情感，虽然隔着时差，但本质上是共通的。

故宫博物院。（视觉中国 图）

故宫人背后的家庭命运

很多人在回顾故宫文物南迁、西迁的历史时，时常感慨“文物有灵”，因为它们屡次命悬一线，最终都化险为夷。不过，祝勇觉得，这份“有灵”，很大程度上也仰赖于故宫职工缜密、严谨的工作流程和规范。

“（当时）大佛寺库房里……七千二百多个古物箱，每年必须轮检一次，平均下来，一天要检查二十个箱件。”祝勇写道，当时故宫人为文物做了非常细致的编目工作，“所有箱件都做了方位表和索引表，按照古物所在的箱、行、列库一一编入目录，只要院长说出古物的名字，马上可以找到这件古物藏在哪只箱子里，不出五分钟就可以提取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国的文物转移与保护，是世界性难题。祝勇说，在当时，故宫职工遇到难题，恐怕更多是要因地制宜地想办法。文物的迁移地在南方，气候大多湿润，有蚁鼠之患，当时的故宫职员时常要将文物拿到场院上晾晒。

《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记录着当时的故宫人应对白蚁的巧思：“（装载文物）的箱架，如果直接放在地上，是相当危险的，白蚁可以由箱架穿孔，直接进入箱中。我们就在箱架之下，垫上一块鹅卵石，白蚁要想进入箱件之中，必须爬过鹅卵石，而白蚁本身是最畏光的，它们必须在鹅卵石上，用土筑成隧道，然后才能到达箱件。要检查白蚁是否上来了，只要看鹅卵石的四周，有没有它们筑的隧道，便可以知道了。”

除了“国宝”，在小说中，祝勇也将笔触延伸到民间文物在战乱年代的命运。

小说中，那文松的老丈人是北平的收藏名家，那文松护送故宫文物离去后久无音讯，女儿为了寻夫在外流亡。祝勇说，自写作之初，他就不仅仅只想写出文物南迁、西迁的这段史料，更想关切这些故宫人背后的家庭命运，想像老舍的《四世同堂》那样，把目光投注到沦陷区的家庭，写一部“长河小说”。

日军占领北平后，城中百姓缺粮少柴，常年靠日军“米谷统制委员会”分发的“共和面”——一种由玉米棒子、豆饼渣碾碎混合而成的食物果腹。尽管那文松岳父家家藏价值千金的文物，也难挨无米下锅的日子。

为了度过冷冬，那文松的老丈人只能将家藏的硬木家具劈成柴火，从晚清的家具开始，烧火取暖。后来，妻子被日军抓走杀害，这位收藏大家选择一把火烧掉屋宅和终生奋力收藏的文物。

“其实是为了（和故宫文物的命运）做一番对照。”祝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祝勇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写下那文松的妻子梅遇影的寻夫之路。南京沦陷时，两人曾在一个旧物集市上擦肩而过。二手集市上，人们把家当拿出来变卖。梅遇影带着儿子，把丈夫的照片贴在市场布告栏上，希望能找到他。祝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布告栏是他在查阅南京大屠杀资料的时候，偶然看见的——战乱中的人，借助这样渺茫的机会，渴望和亲友再度重逢。

在人与物都风烟流散的年代，护送文物南迁、西迁的故宫职员也难逃离散的命运。有人因为急迫地想要转运文物，失足摔进船舱中去世；有人在完成了文物南迁、西迁的任务，返回南京后，却从此再没有机会回到北平。

1948年底和1949年初，国民党开始文物赴台计划，2972箱文物后来被运送到台湾，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那文松的原型之一，后来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尚严，于1980年在台湾病逝，再没能回到北平。祝勇后来曾听庄尚严的儿子说，父亲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两个字就是“北平”。

“《国宝》表面上是写故宫文物南迁的过程，实际上是写我们民族成长的过程。”在长篇小说《国宝》的新书分享会上，祝勇说，“我力图使这部小说有更大的历史吞吐量，成为一个命运交叉的城堡，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城堡里交集、相遇，构建矛盾，进而编织起叙事的经纬。”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南方周末实习生 马一平

责编 李慕琰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