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名句传唱千年，大多数人熟知且关注的都是上半句点到为止的“妃子笑”和“帝王情”，而作家马伯庸却对后半句分外着迷：唐朝人是如何在没有现代冷链技术的情况下，跨越千里，把新鲜荔枝从岭南运到长安的？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冀昱樵 徐刘刘】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名句传唱千年，大多数人熟知且关注的都是上半句点到为止的“妃子笑”和“帝王情”，而作家马伯庸却对后半句分外着迷：唐朝人是如何在没有现代冷链技术的情况下，跨越千里，把新鲜荔枝从岭南运到长安的？

由这个问题出发，马伯庸最终完成了一本7万字的畅销小说——《长安的荔枝》，同名剧集也在近日开播，剧中涉及的历史话题、各地风物引起大量观众的关注和讨论，并在线上线下掀起一股“荔枝热潮”。

从这部作品便可窥见马伯庸的写作风格——见微知著，即从历史的缝隙里将生动的细节打包好，穿越千年传递到现代读者手中。“其实很简单，首先你要有一个能够让自己激动的点。”马伯庸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而作为深耕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者，马伯庸直言，他从不会担心找不到这个激发灵感的点，毕竟泱泱华夏五千年历史的魅力是写不完、道不尽的。

以历史书写当下

采访伊始，话题从马伯庸在博物馆的一次有趣发现展开。他回忆道，他在甘肃省博物馆参观时了解到古人已经发明出自带地理定位功能的“打卡制度”。在古代的敦煌，为核实当值者确实在戈壁滩的指定位置进行了巡查，官府会在特定地方立一个竹筒，而负责巡逻的人需要带着自己的专属竹筒，在抵达特定地点后套在指定的竹筒上，下一个轮值的人则会带走上一个人的竹筒回去查验，以证明此人是否曾完成巡逻任务。

“翻阅的历史资料越多，你就会注意到古代和现代的‘打工人’处境基本没有变化。”马伯庸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种在历史细节中发现现代共鸣的能力，正是他创作的起点。马伯庸又以南越王博物院展藏的竹简上的“KPI考核”方法和《史记》中记载的、因枸酱而亡国的夜郎国故事为例，表示这些极具戏剧性或现实影射的历史片段，天然具备成为故事切口的潜力。

《长安的荔枝》可以说是马伯庸以“打工人”思维创作的一部作品。在众人专注于皇帝和贵妃的故事时，马伯庸却将自己代入运送荔枝“项目组”的“项目经理”，开始拆解这个看似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谁来负责这件事？需要多少预算？工作报告怎么写？部门间如何协调？从研究唐朝物流技术，到查找运输路线，再到模拟当时的社会背景，书中的细节都经过缜密推敲，力求让故事在历史框架内保持可信度。等所有问题解决后，主人公李善德的故事也逐渐完整。

马伯庸还表示，剧版《长安的荔枝》其实是小说的进一步延伸。作为原著作者，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把书中留下的一些可能性展现出来，再由专业的团队进行深化。他认为，剧版的优势就在于能够让角色更加丰满，弥补原著篇幅有限的遗憾，让观众看到每一个角色完整的成长弧线。

马伯庸的另一部作品《两京十五日》同样体现了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度挖掘。虽然小说中有许多虚构元素，但其中的历史逻辑却完全真实。例如，当时的人们骑的是什么马、走的是哪些路、沿大运河的航运路线如何规划等，这些都来自于他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通过这些细节，他用自己的想象力填补了历史的空白，让读者们相信书中惊心动魄的15天故事就发生在几个世纪前的大明王朝。

以小说为窗

而如何将这些厚重的史实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呢？马伯庸认为，关键在于“烟火气”。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写的是不是有足够的烟火气，是不是能够打动现代的人。”马伯庸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尽管社会制度和科技发展在变化，但人性是亘古不变的。“我们对子女的呵护，对父母的眷恋，对朋友的忠诚，对爱人的忠贞……这些情感能超越时空、跨越时代，被我们所理解的。”抓住这种古今共通的人性，是引发读者共鸣的核心。无论是《孔雀东南飞》的爱情悲剧，还是“精忠报国”的家国情怀，其情感内核都能跨越时空直击人心。

马伯庸在采访中还讲述了他的一位年轻读者粉丝的故事。这位年轻人在读完《长安十二时辰》之后选择去往西安深造，在大学4年期间，他走遍了西安的大街小巷，深入了解了这座古都的历史风貌。“现在他的水平比我高，甚至能够指出我的小说中一些细微的历史错误。”马伯庸笑着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看到年轻人聚焦于历史事件、场所，并进行讨论和挖掘，他对此深感欣慰，因为这正是他写作的基本论点之一。

马伯庸写作历史小说坚持一个原则：要能与现实打通。他期待读者“掩卷出去一看，遗迹就在前面”。无论是读完书后想去西安、走运河，还是品尝荔枝，都是一种从书本走向现实的积极过程。“小说就是一扇窗户。你通过这扇窗户了解到一片更广阔的天空，那么你可以从窗边离开，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是最美好的状况。”

帮助年轻人构建“文化主体性”

在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马伯庸逐渐聚焦于“文化主体性”的构建这一议题。无论是《长安十二时辰》还是《长安的荔枝》，马伯庸的作品对盛唐时期的都城长安从不吝惜笔墨，详尽描绘其人、其物、其景。他认为，长安所展现出的开放包容之精神，放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碰撞的今天，其所具有的现实价值之一就是帮助年轻读者建构“文化主体性”。

马伯庸正是希望，他的作品能通过展现盛唐风貌，激发读者，尤其是年轻人，去了解真实历史的兴趣，从而丰富对历史的“连接感”，巩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有了主体性之后，我们再做发散，再做变化，再做开放，就能够站立于不败之地。”

规模逐渐庞大的年轻读者群体让马伯庸看到中国年轻一代对国家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热情与旺盛的表达欲望。他曾表示，小说的畅销与作家个人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主要还是看时代。目前，中国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很多问题都可以从中国历史上找到源头和答案，国潮、汉服、昆曲复兴，乃至年轻人深入研究古代甲胄等，都是这种内在文化需求的具体表现。

“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进行一点点推动，所以我们会看到现在对比10年前或20年前，在流行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发展方面已经是完全不同的局面了。”马伯庸最后这样向记者总结道。

来源：环球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