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得益于越来越先进的诊断方法和人们对自己精神健康的重视，在过去的30年间，我国对抑郁症的科普和治疗有了显著的进步。从肤浅的“不就是心情不好吗？”，到能够让大众理解抑郁症的生理学基础是脑内神经递质的异常变化，这背后是中国几代精神科医生的不懈努力。

转自：生物谷

在当今社会，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得益于越来越先进的诊断方法和人们对自己精神健康的重视，在过去的30年间，我国对抑郁症的科普和治疗有了显著的进步。从肤浅的“不就是心情不好吗？”，到能够让大众理解抑郁症的生理学基础是脑内神经递质的异常变化，这背后是中国几代精神科医生的不懈努力。

那么，我们离征服抑郁症，到底还有多远呢？

上个月，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科研人员们在著名精神疾病学术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1990-2021年中国及各省抑郁和焦虑症的疾病负担：来自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21的发现》的研究，探讨了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抑郁和焦虑症的流行趋势及其带来的疾病负担。

我国近三十年精神疾病发病率

研究使用了全球疾病负担（GBD）截至2021年的数据，分析了全中国范围内，以及各个省市的精神疾病发病特征，包括患病率（Prevalence）和伤残调整生命年（指所有患病人群从发病到死亡所损失的全部健康寿命年总和，缩写为DALYs），并探讨了不同性别、年龄及地区的差异，同时评估了新冠大流行对这些精神障碍的影响。

研究发现，从1990年到2021年，中国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绝对病例数显著增加。其中，抑郁症患者的数量从1990年的3440万增加到2021年的5310万，增长了54%。焦虑症的患者数量则从1990年的4050万上升至5310万，增幅为31.2%。

但是，如果消除不同人群或不同时间段人群年龄结构差异对患病率的影响，也就是采用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作为衡量指标，抑郁症的患病率在过去三十年里都有所下降，从每10万人3071.8例下降到2875.7例，降幅为6.4%。相比之下，焦虑症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出现明显下降或上升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对这两类精神障碍产生了显著影响，尤其是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焦虑症的患病率出现了11.8%的增长，抑郁症的发病情况也有显著上升。这一点，相信经历过这段特殊时期的我们都深有体会吧？当然，这到底是新冠的直接影响，还是人们为了应对新冠所不得不做出的封闭管理带来的间接影响，还尚未可知。

女性患病率相对较高

在性别差异方面，研究表明，无论是抑郁症还是焦虑症，女性的患病率都高于男性。2021年，抑郁症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在女性群体中为3543.4/10万人，而男性仅为2222.6/10万人。焦虑症的情况也类似，女性的患病率为4380.9/10万人，而男性则为2632.8/10万人。

此外，女性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负担也显著高于男性，这可能与生物学因素、心理社会因素以及社会压力等因素相关。例如，女性可能受到更多的社会期望、家庭责任和职业压力，同时她们在生活中更容易经历性别不平等、情感困扰及压力事件，这些都可能增加其患病风险。此外，女性在应对精神健康问题时更倾向于寻求帮助，因而在调查数据中表现出更高的患病率。

抑郁和焦虑症的发病年龄有所差异

在年龄层面上，抑郁和焦虑症的流行趋势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研究发现，抑郁症的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上升，在60-69岁人群中达到最高峰，随后略有下降。具体而言，重度抑郁症（MDD）的患病率随年龄上升而持续增长，而持久性抑郁症（Dysthymia）的患病率呈“倒U型”趋势，在60-64岁年龄组达到顶峰。

相比之下，焦虑症的情况有所不同，其在青少年群体（15-19岁）中达到最高峰，之后略有下降，并在成年后趋于稳定。这说明，青少年和老年人是抑郁和焦虑症的两个高风险群体。青少年可能因学业压力、人际关系、青春期变化等因素而经历较高的焦虑，而老年人则可能因为社会孤立、慢性病、经济困难、亲人去世等因素导致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上升。

香港、浙江和山东抑郁症发病率最高

湖南、宁夏和甘肃焦虑症发病率最高

除了性别和年龄的影响，研究还揭示了全国各省之间存在显著的地理差异。在抑郁症的患病率方面，香港、浙江和山东的患病率最高，而天津、上海和北京的患病率最低。具体而言，香港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为3431.7/10万人，浙江为3295.1/10万人，而天津的患病率最低，仅为2341.3/10万人。

抑郁症的地理分布差异主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医疗资源分布、文化因素和社会压力有关。例如，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可能面临更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节奏，导致更高的精神疾病患病率。而较落后的地区虽然医疗资源有限，但由于社会支持体系相对稳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抑郁症的发病率。

焦虑症的地区分布与抑郁症有所不同，最高患病率出现在湖南、宁夏和甘肃，分别达到5773.8/10万人、4857.3/10万人和4497.8/10万人。相反，广东、青海和香港的焦虑症患病率最低。焦虑症的地理分布可能受到人口密度、生活环境、经济压力、气候和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例如，湖南和宁夏等地区可能因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居民面临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较大，导致焦虑症的发生率较高。

在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方面，2021年抑郁症造成的DALYs达到了790万年，焦虑症的DALYs为630万年。这意味着抑郁和焦虑症对中国居民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尤其是在老年群体中，其影响尤为显著。由于焦虑和抑郁症通常不会直接导致死亡，因此它们的疾病负担主要体现在生活质量下降和功能损害上。

研究还发现，与1990年相比，2021年的DALYs有所增加，表明尽管全球和国家层面上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问题，但抑郁和焦虑症仍然是重要的公共健康挑战。

未来，我们与抑郁的战斗还要多久？

抑郁症和焦虑症已经不再是“矫情”或“想不开”的代名词，而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真正的医学问题，这本身就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今天，我们拥有更加先进的诊断工具，更成熟的治疗手段，以及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社会环境，让心理健康成为公共话题，而不再是一个需要被隐藏的秘密。

然而，从数据来看，抑郁和焦虑障碍的绝对病例数仍在增加，这意味着仅仅依靠科普和治疗是不够的，我们仍然需要更深入地探索其成因，优化干预措施，甚至在病症出现之前就采取有效的预防策略。

心理健康不仅仅是医生的责任，它是整个社会的课题。未来的方向可能包括更精准的个性化治疗、更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以及让心理健康服务覆盖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或许，我们无法让抑郁症彻底消失，但我们可以让它变得不再可怕，不再难以启齿，也不再成为人们无法跨越的鸿沟。

参考文献：

Tian, W., Yan, G., Xiong, S., Zhang, J., Peng, J., Zhang, X., Zhou, Y., Liu, T., Zhang, Y., Ye, P., Zhao, W., & Tian, M. (2025). Burden of depressive and anxiety disorders in China and its provinces, 1990-2021: finding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1.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 the journal of mental science, 1–11.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192/bjp.2024.267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