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猛虎与野猪都是凶残的野兽，它俩相遇，必定“你死我活”。工匠便把这个场景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身上。只见猛虎右前肢卧地支撑全身，大张着嘴，恶狠狠地咬着野猪的右后腿不放，挥起左前腿，左爪使劲抓着野猪的左后腿，将它凌空翻转。处于下风的野猪，张开大嘴，死死咬着猛虎的右后腿

《内蒙古日报》（2025年6月10日10版）。

自白

方寸之间的较量

□高玉璞

我是一副来自战国时期的腰带扣，虽然已经2000多岁，但风采丝毫不减当年。不说别的，单凭我这600多克重的纯金体格，即使在今天，身价也不菲。

我的主人是匈奴部落首领，为了显示他的位高权重，便用黄金将我打制成饰牌，当作他的腰带扣。

在匈奴人心中，动物搏斗象征力量与生存竞争，于是，我的身上便有了猛虎与野猪咬斗的画面。猛虎代表一方，野猪代表另一方。

猛虎与野猪都是凶残的野兽，它俩相遇，必定“你死我活”。工匠便把这个场景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身上。只见猛虎右前肢卧地支撑全身，大张着嘴，恶狠狠地咬着野猪的右后腿不放，挥起左前腿，左爪使劲抓着野猪的左后腿，将它凌空翻转。处于下风的野猪，张开大嘴，死死咬着猛虎的右后腿，不敢有半点放松。猛虎忍着剧痛，反转后半身，2条后腿分别压按着野猪的2条前腿。身形矫健的猛虎势在必得，尾巴竖立的野猪双目圆睁，惊恐万分。猛虎与野猪咬斗的激烈场景，在工匠精湛的浅浮雕技术下，生动地展现在金饰牌的方寸间。

工匠特别注重细节的处理，将猛虎和野猪的皮毛用不同的手法表现：虎的须毛刻画精细，皮毛上的条纹用柔美的弧线表现；野猪的鬣毛用短而硬的直线表现。最后，又在我身体的边缘装饰了绳索纹。

战国时期，中原生产的陶器、铜镜等手工业产品均流行刻铭文，体现的是“物勒其名，以考其诚”，主要是出于保证产品质量的需要。于是，我的背面不仅有一横一竖2个钮，边缘上还刻了介绍我身份信息的汉字铭文。若追溯这些铭文的渊源，则与赵国、秦国有关。

我主人与他的部落活动的地区当时属赵国管辖。赵武灵王设云中郡（今鄂尔多斯东北部）后，秦昭襄王修筑的长城也伸入进来，赵、秦两国在西河争衡，多民族在这里杂居错处，交流融合，为“我”的诞生提供了土壤。以此为肇端，影响着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部落腰带的装饰，体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勃勃生机和绵延穿透力。

虎噬豕咬饰牌威

□高玉璞 通讯员 奥东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虎是我们先民崇拜的图腾之一，也是人们认为可以趋吉避凶的祥瑞之物。在古代文献中，虎被称为山君、寅客；在文学、艺术以及广泛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中，虎的形象无所不在。

在鄂尔多斯市博物院的“黄河从草原上流过—鄂尔多斯历史文化陈列（史前—夏商周时期）”展厅，陈列着来自战国时期的雕刻着生动虎豕咬斗图案的金饰牌，1979年出土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布尔陶亥乡。金饰牌为一副，2件大小一致，通体由黄金铸成，长13厘米，宽10厘米。一件重291.4克，一端有穿绳孔。另一件重330克。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工作人员奥东慧介绍：“鄂尔多斯青铜器包含大量饰有虎纹样的青铜器，在兵器、车马器，装饰物中的饰牌、带扣、项饰中等都有体现。饰牌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具特征的器物，也是装饰虎纹最主要的器物。虎豕咬斗纹金饰牌造型规整，主题鲜明，图案设计灵动，具有明显的游牧风格，同时又表现出浓郁的中原文化因素，是战国晚期至秦代，我国民族融合、农牧文化交往借鉴、创新发展的精品文物。”

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平面呈长方形，边框饰绳索纹，背面有钮。有孔的金饰牌背面边缘刻有“一斤二两廿朱少半”铭文，无孔的金饰牌背面边缘则刻有“一斤五两四朱少半”“故寺豕虎三”铭文。金饰牌上有失蜡法铸造技术制模时留下的粗麻布印痕。

奥东慧指着金饰牌上虎豕咬斗的图案介绍：“古代，北方草原地区制作金器以捶揲技法为主，而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则采用中原先进的失蜡法。战国晚期，动物咬斗纹造型已达到精致的程度，这个时期出现的动物后肢反转纹、搏噬纹和怪兽纹，是鄂尔多斯青铜器动物纹造型艺术的精华。虎豕咬斗纹金饰牌打破了饰牌通常采用的对称构图，运用了极具特点的后肢反转动物纹，定格了猛虎和野猪咬斗的瞬间，内凹的图案背景将猛虎和野猪的立体感凸显了出来，展现出动态美。整个饰牌不但构图充满动感，还将动物撕咬搏斗的生动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副院长高兴超说：“虎豕咬斗纹金饰牌是战国晚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影响、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是这一时期不同人群为灿烂辉煌的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贡献智慧的结晶。”

仔细观察虎豕咬斗纹金饰牌，体积虽小，却大有乾坤，它蕴含着中国北方游牧部族的文化因素、艺术特征及思想，是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融合的见证。虎豕咬斗纹金饰牌上刻着的汉字，字体接近于战国晚期秦人的书写风格,尤其刻着的衡制单位，弥足珍贵。高兴超介绍，“一斤五两四朱少半”铭文，指的是金饰牌的重量，这对我们研究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衡制单位有着重要的意义；“故寺”铭文有专家认为这是制作器物的官府，因为“寺”是官府办公的地方，秦汉铭文中常见“寺工”，设有工师和工匠；“豕虎”铭文指的是饰牌上的图案内容；“三”为编号。这种铭文内容及格式，具有中原地区官方管控下手工生产制作的时代特点。这副金饰牌证明了当时在云中郡地区，匈奴人与中原人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和交流。

出土虎豕咬斗纹金饰牌的墓葬，主人是一位男性，遗物很多，都是比较精致的金银器。专家推测，墓主应该是一位匈奴部落酋长。《战国策·赵策》记载：“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具带者，黄金具带之略。黄金师比者，具带之钩，亦本胡名。”这里所说的“黄金师比”，指的就是类似虎豕咬斗纹金饰牌这样具有带扣功能的长方形金饰牌，只有王侯贵族才能佩戴。虎豕咬斗纹金饰牌用作腰带构件系在腰间正中，显示出其主人尊贵的社会地位和权力。

历经两千年，虎豕咬斗纹金饰牌依然折射出意蕴深厚的光芒，在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观点

源于生活的艺术

□高兴超

鄂尔多斯青铜饰牌是北方游牧部族佩戴在服饰、腰间、马具等上的装饰物，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具特征的器物，富于变化，栩栩如生。鄂尔多斯青铜饰牌按照形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平面形制，呈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整个饰牌边框鲜明，以绳索纹、连续的几何纹、网纹等纹饰进行装饰，在框内布局图案时，常采用浮雕、透雕、锤揲、阴刻等工艺，展现具象或抽象的动物造型；另一类饰牌则平面略呈长方形，但是整体没有固定的边框，饰牌上动物的头部略宽，尾端略窄，业内通常把它们称为“P”形或“B”形饰牌。

大多数饰牌均为成双成对出土，值得注意的是饰牌虽然有着相同的图案，但是方向却是相反的。古人在佩戴饰牌时，将其一左一右饰于腰带前部，还有一些饰牌其中一件的边缘处有类似于带扣环面上的鸟喙状凸起，所以它们应当同时具有带扣的功能。

艺术源于生活，像虎豕咬斗纹金饰牌这种以动物撕咬搏斗为题材的饰牌，在鄂尔多斯青铜器饰牌的装饰中表现极多，是北方游牧部族生活实践的结晶，也是他们在长期生产中创造的一种实用艺术。

北方游牧部族有着游牧文化的经济方式，他们逐水而居，以畜牧业为主，衣食住行都与动物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游牧日常生活中，他们经常看到动物捕食、撕咬、搏斗等场景，通过长期观察，掌握了它们的形态，并通过高超的技艺，将草原上特有的弱肉强食的现实场景通过饰牌方式记录和表达出来。

虎纹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纹样，上至商代，下到两汉，时代延续性强。虎纹的造型主要分为四种：一是只表现虎首的造型。二是个体虎的造型，静态中的虎呈卧姿或立姿。三是群兽咬斗的造型。四是写实性与图案化结合的造型。战国晚期，虎纹饰牌十分盛行。（作者系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史话

斑驳虎纹佑平安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虎的身影早已跃动于先民信仰的图谱里。距今60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蚌壳摆塑的龙虎造型隔空对望，翻开了中华文明“龙腾虎跃”的序章。这只被神化的猛兽，在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间低吼，在王侯将相的玉佩上逡巡，编写着从图腾崇拜到权力象征的文化密码。

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罐碎片，上面有先民用烧黑的木棍画的抽象虎纹。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对玉雕虎眼，2块仅指甲盖大小的墨绿色玉片，阴刻线精准勾勒出吊睛白额的虎目特征。这些距今数千年的遗物告诉我们，人类先民早已把虎的形象刻进文明的基因链。

商周时期，虎形器物迎来第一次爆发式创作。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青铜虎食人卣（yǒu），将猛虎噬人场景凝固成礼器：虎口大张，凶狠地含着人首，虎爪却温柔地环抱人体，寓意“畏而不杀”。三星堆青铜神殿顶部的飞虎构件，虎耳演化为夸张的云雷纹，虎尾卷曲为通天神树，把猛兽形象升华为通天接地的“桥梁”。甲骨文中，“虎”字出现频率达189次，常与“王”字并列出现在祭祀卜辞里，意味着商代人们已将虎视为王权的具象化身。

西周，人们把这种崇拜推向实用美学。宝鸡弓鱼国墓地出土的黄金虎符，用失蜡法铸造出细如发丝的虎斑纹，符身暗藏榫卯“机关”，当两半符节合扣时，猛虎的眼睛会自然下垂，完成“身份验证”的眨眼步骤。在山西晋侯墓车马坑，考古学家发现整套青铜马具都铸有虎形纹饰，连马镳这种拇指大小的部件都浮雕着完整的虎头。这种近乎“强迫症”的装饰风格或许源于《周易》“云从龙，风从虎”的原始信仰，人们相信猛虎纹饰能让战车获得风的速度。

这些穿越时空的虎形文物，犹如一部微缩的文明交融史。当周天子把玉虎佩赠予诸侯，当匈奴贵族将黄金虎饰牌系于腰间，虎纹饰便已超越器物本身，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纽带。

来源：牙克石融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