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提要：元代道教与书法艺术的互动是特殊历史语境的产物。在异族统治和文化政策宽松的背景下，道教因与政治结合而提升了地位，书法成为道家思想的重要载体。文章将受道教影响的书家划分为三类：入道受箓的道士书家（如张雨、吴全节、方从义等），以符箓书写和经卷抄录为修行方式
韩棪乔/文
内容提要：元代道教与书法艺术的互动是特殊历史语境的产物。在异族统治和文化政策宽松的背景下，道教因与政治结合而提升了地位，书法成为道家思想的重要载体。文章将受道教影响的书家划分为三类：入道受箓的道士书家（如张雨、吴全节、方从义等），以符箓书写和经卷抄录为修行方式；亦儒亦道的文士书家（如杨维桢、王蒙等），调和儒道矛盾，形成“外儒内道”的创作模式；亦隐亦道的隐士书家（如倪瓒、吴镇等），通过隐逸生活和书画寄寓道家虚静思想。三类书家共同塑造了元代书法“清玄”的美学品格，其创作体现了道家自然观、逍遥精神及虚静哲学的深刻影响，推动了道家美学从技法到哲学层面的升华。
关键词：元代书法；道教影响；书家类型；“清玄”书风；儒道融合
《书史会要》《道家金石略》《御定佩文斋书画卷》等记载了一批善书道士。其中张雨、吴全节、方从义是这些道士书家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仅致力于道教的传播并且对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张雨(1283—1350)，元末茅山道士，字伯雨，号贞居子、句曲外史，又名天雨，道名张嗣真。杭州吴郡（或作钱塘）人，著有《句曲外史集》（又名《贞居集》），曾修《茅山志》。张雨在22岁时入开元宫，师从真人王寿衍①。也是在这个时候，张雨有机会结识了赵孟頫，赵见其书法挺拔劲健，赠其李邕《云麾将军碑》拓本，这也是张雨书风转折的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张雨30多岁时，在句容茅山授《大洞经箓》，次年，随开元宫王真人入觐京师，受皇帝玺书，赐号“清容玄一文度法师”，入西湖福真观住持。倪瓒称他“诗文字画皆为本朝道品第一”。入道后，张雨访名山，遍游天台，潇洒至极。他以艺术与文人结交，这也是当时元代道士身份的一个缩影。（图1）
图1 元 张雨 七言律诗轴 108.4cm×42.6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吴全节（1269—1346），13岁学道，3年后正式受箓成为道士。吴全节在18岁跟随师父张留孙为元廷服务，以儒入道，在统领江南道教期间推动三教融合。在书艺上，吴全节擅行、草书，《书史会要》称其“草书英拔”。其传世作品为42岁时的墨迹《题白云观》（图2），此卷前半部分多为行书，后半部分为草书，书写时忘我的状态通过结体的变化显示出来：笔画飘逸飞动，毫无拘泥之态，暗合“由儒入道”的精神轨迹。
方从义（生卒年不详），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龙虎山幽静的氛围，加之道门的玄机，形成了方从义独特的书画气质。作为道士，他对异族的统治表示不满，不慕仕途，徜徉于林泉之间，通过书画寄寓隐逸之志，书作面貌平和蕴藉，绝去烟火气息。
方从义擅多体书法，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隶书和章草。隶书如《云林钟秀图》题跋，其隶书特点可以归为两点：一是结构复杂多变，隶书取势平正，古意十足，而卷尾题字则较为自由，注重大小字的对比；二是线条遒劲古拙，如《云林钟秀图》上的前两组题字以藏锋书写，线条苍辣绵厚，雁尾则呈率意流动之态，总体来看方从义的隶书线条是比较拙厚、质朴的。方从义的隶书能很好地体现他所追崇的道家思想，隶书平正宽博，兼具篆书的笔法又不失趣味，是对道家阴阳调和审美思想的最好表达。
此类书家的共同特征在于：以符箓书写、经卷抄录为日常修行方式，书法成为体悟“道法自然”的媒介。如方从义云游山水后，笔法转为豪放，正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体现。
图2 元 吴全节 题白云观 尺寸及藏地不详
儒道思想的张力在元代书家中催生出独特的融合形态。儒道的入世与出世，实际上是仕与隐的纠缠。元代受道教影响的书家中有一群有着深厚儒家思想积淀的儒士，其中杨维桢、王蒙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有着亦儒亦道的思想，共同促进了道教的发展，也丰富了道家思想的内涵。
元泰定三年（1326）的秋天，杨维桢前往杭州参加科举，他拜访了开元宫道士王寿衍，这是历史记载中他第一次接触道教。次年，杨维桢中进士后，又拜见了大宗师吴全节。杨维桢和张雨的交往是在张雨接任王寿衍住持开元宫道事之后，两人相见恨晚，作诗互题。至正三年（1343）冬，张雨、杨维桢同为苏轼《石恪画维摩赞、鱼枕冠颂》题跋。杨维桢在题跋中留下“铁心道人”的落款，笔画如枯藤盘曲，折射出历经沧桑后的超脱。他一生秉持儒家“出世”思想，渴求建功立业，但总是遭遇坎坷。他在不做官时，经常身穿道服。由此可见，杨维桢有着深厚的道家情结。
王蒙（1308或1301—1385），湖州（今属浙江）人。作为赵孟頫的外孙，王蒙自幼得到赵孟頫的亲授，早年承袭赵氏秀美书风，隐居后书风突破程式，并与同时代的道士有诗书画的唱和往来。王蒙与倪瓒交往深厚，年龄相仿，二人惺惺相惜。
王蒙擅长诗、书、画，其书法楷、隶、行诸体皆善，尤以楷书见长。晚年的王蒙曾言：“老来渐觉笔头迂，写画如同写篆书。”可见其在篆书上的用功之深，“以书入画”的绘画理念促使王蒙书画并进。早年的王蒙受赵孟頫复古书学思潮的影响，醉心于晋唐之风；又受到赵细腻流美用笔的影响，用笔保持了匀称、秀美的特征。行书《梦梅花诗卷》是王蒙尝试突破赵氏秀美书风的代表作，此卷书于雅集之时，属于即兴之作，以篆隶笔法入行草，字势由工稳渐趋狂放，暗合道家“道法自然”理念。《梦梅花诗卷》跋云“老来渐觉笔头迂，写画如同写篆书”，揭示了“书画同源”的道家美学观。
王蒙以绘画著名，也是同时代书法家中的佼佼者，并且能文会诗。王蒙和倪瓒都是元代典型的文士，同时也是道教崇拜者，倪瓒更是在晚年遁入道门。崇道并且选择隐逸的他们，归隐山林，寄情书画。受道家虚静、忘我精神的影响，他们在书画创作方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注重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归隐的心境让他们不再奢求仕途显达，在进行书画创作时更加无拘无束。王蒙虽然没有成为道士，但对道家思想的崇拜、对隐逸生活的追求使他不断提高对“道”的认知和觉悟。这体现在书法创作中，就是不受时下复古书风的影响，入古出新，借笔墨抒发自己的心境。
此类书家的价值在于调和儒道矛盾：以儒家修养为根基，借道家思想突破艺术桎梏，形成“外儒内道”的创作模式。元代亦儒亦道的道士群体构成不仅丰富了道教本身，也更好地为元朝廷的运作提供了帮助。元代道士群体中儒士出身的人占多数，这也大大地促进了元代书画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人才基础。
隐逸书家将道家“虚静”思想推向极致。“隐”和“逸”均包含着隐藏、隐匿的内涵，而“隐逸”的一种姿态是回归自然、回避社会。冯友兰先生认为“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他认为道家思想源于隐者。这一说法虽不全面，但是不得不承认，道家思想的形成确实和隐逸思想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元代是继魏晋之后，隐逸之风再次盛行的一个时代，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失意让大批文人选择隐逸。隐士遗世独立、超凡脱俗的生活方式引起文人的兴趣，元代隐逸阶层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隐士对社会的影响方式有很多，其中艺术创作占据重要地位，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倪瓒（1306或1301—1374），无锡梅里抵陀村人，字泰宇，后字元镇，别号净名居士、海岳居士。居士是正一教俗家弟子的称谓，这也是倪瓒留心于道教的一种暗示。倪瓒弱冠之年，亲友相继离世，居无定所的他常往返于太湖一带。元至正八年（1348），倪瓒受其兄长倪昭奎的影响信仰正一教，钻研道教文化和教义。
倪瓒初次隐居于玄文馆，此地成了当时道士、文人的雅集场所，与倪瓒接触最多的两位道士就是张雨和黄公望。倪瓒在《玄文馆读书》诗中曾记述自己的学书经历。倪瓒晚年隐居，谢绝凡尘俗事，心怀淡泊，常与古书、古人相对，感受古人的气息，悠然自得[1]。在玄文馆中，他体悟到了道家的思想，为其书法风格形成奠定了基础。倪瓒小楷的疏淡风格特征与庄子所提出的“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观点相契合。用笔朴拙是追求自然的书写状态，淡雅的整体气息正是其隐逸精神的体现，远离世俗的纷扰让他更加沉浸在艺术创作中。（图3、图4）
图3 元 倪瓒 《渔庄秋霁轴》题跋
吴镇（1280—1354），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嘉兴思贤乡（今属浙江嘉善）人。出身于贫苦家庭的他，一生贫寒，以卖卜为生。年轻时的吴镇深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但现实让他感到仕途无望，只能信奉并实践着“穷则独善其身”的观念。吴镇有着知识分子的孤傲和清高，他的题画诗中往往蕴含玄趣。他常作题画诗：“挺挺霜中节，亭亭月下阴。识得虚中理，何事可容心。”“老枫化为人，老杉化为石。庄周与蝴蝶，后来谁复易。”[2]35吴镇用道教典故，比喻人应该和物融为一体，达到无我之境。这种物我无间的思想对吴镇的书画观念有很大的影响。
图4 元 倪瓒 《雨后空林轴》题跋
自学画写字之始，吴镇就萌发出游戏笔墨的思想。吴镇曾在题跋中写道：“梅花道人游戏墨池间仅五十年”，“古泉老师每以纸索作墨戏”[2]13，等等。他的“戏墨”情结与倪瓒“逸笔草草”的情怀有异曲同工之趣。“戏墨”的前提是全神贯注，这就代表创作者要放开身心投入这个“游戏”的过程中，不去考虑世俗的纷扰。“戏墨”之前先要忘怀笔墨，与物相融，这其实是一种散怀的心态。吴镇“戏墨”的态度也是道家逍遥和任自然思想影响的结果。吴镇隐于山林间，汲取自然灵动之气，同时也追求清逸洒脱的书法风格。（图5）
图5 元 吴镇 《渔父图》题跋
吴镇的书法从“二王”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书法风格受其性情与怀素草书的影响极深。吴镇的传世作品多见于题画，现存的完整草书作品《心经》（图6）作于至元六年（1340），燥润相间，线条如飞瀑泻落，展现了“戏墨”背后的逍遥心境。
在元代隐逸的大背景下，道士书家与隐者书家有着共同的命运和追求。他们共同受道家虚静、忘我精神的影响，其书法创作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注重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其书法艺术成为精神修行的外化，标志着道家美学从技法层面向哲学层面的升华。
图6 元 吴镇 心经（局部） 29.3cm×203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道教对书法艺术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道教对书法的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道教所独有的符箓、云篆上，其形式与书法的诸要素有紧密的联系；其二，道教对书法的深层次影响体现在道家思想对书家及其书风产生的影响上。道家“自然观”深刻影响了元代书家的审美取向，如飘逸洒脱、不受约束的自由精神，拙巧相生、阴阳和合的审美情趣，这些思想观念的形成对书法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同时，流传下来的各种道经书法作品也推动了道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由此可见，道家思想影响了书法创作的内容、形式以及精神内涵，同时书法也从另一方面推动着道家思想的发展。由于人们对文字的信仰，“文字通神”的观念使书家与道徒之间产生联系，书法艺术与道教的关系也因此更为密切。
道家思想影响下的书家有“清玄”的气质。“清”既有清新之意，又暗含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之意。在道家思想中，“气”有好有坏，好的“气”为上升之“气”，即“清气”。老子《道德经》中认为“玄”是众妙之门。葛洪认为“玄”是自然的始祖，是世间万物的根本。“玄”之美亦可看作“道”之美，“清玄”则隶属道家美学思想范畴。受道家所尊崇的“逍遥”与“自然”审美的影响，书家的书风呈现出对“虚静”和“烟霞气”的审美追求，“清玄”书风也成为道徒书法的共同特征。
元代书家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有“自然”“逍遥”“虚静”的审美追求。崇道书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自然“无为”的向往，多有“任逍遥”的避世心态，他们都向往优游在自然中，全身心地体悟自然之道。在书法创作中，书家对“逍遥”“自然”状态的追求，即是对美和自由的一种追求。
历代崇道书家都崇尚“自然”，王羲之也讲求“自然”之道。“自然”之道就是对云游四海、远离世间尘垢的向往，而王羲之的书法对自然、飘逸、秀美的追求就是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家族道教文化背景也对王羲之的书法艺术风格多有影响，最为人称道的便是其字里行间的“逸”趣。“逸”本身即符合道教之“美”，与“自然”之态紧密相连。陶弘景评价道士书家杨羲隶书“笔力规矩，并于二王”[3]。唐代书法理论家窦臮称赞杨羲行书率真洒脱，认为他的正书和行书方圆兼备，这种洒脱的情怀就是“自然”的流露。
陶弘景善书，工草、隶，行书尤妙。宋《宣和书谱》卷八中载其传世书迹有《杨琼瑶密辞》《华阳洞天帖》《茅山帖》《茅山仙迹》等。《瘗鹤铭》字形笔法酷似陶书，自唐五代李石在《续博物志》中称《瘗鹤铭》为陶弘景书之后，附和认同该书铭为陶弘景所写的言论众多。《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中称陶弘景的隶书不同于同时代别的书家，也不落俗套，“骨体遒美”。梁武帝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对陶弘景的书法评价极高，认为其书法“形状虽未成长，而骨体甚峭快”[4]。南朝梁庾肩吾在《书品》中认为隐居的陶弘景书法中有山谷之间的自然之气。
唐李嗣真在《书后品》评陶弘景书：“隐居颖脱，得书之筋髓。如丽景霜空，鹰隼初击。”唐张怀瓘《书断》卷下谓其“书师钟、王，采其气骨，然时称与萧子云、阮研等各得右军一体。其真书劲利，欧虞往往不如”，列其隶、行书为能品。《宣和书谱》卷八谓其书“骼力不至，而逸气有余”。由这些评论可知，陶弘景的书法重骨力。如《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称其书法“骨体遒美”，梁武帝称赞他“骨体甚峭快”，张怀瓘称他采纳学习了钟、王之“气骨”，都突出“骨力”二字。《宣和书谱》说其书“骼力不至”，那是与其书中的“逸气”相比，“仙逸”之风是他书法的又一特色。陶弘景本人就常被人视为仙人，“仙人”之书必显“仙逸”之气也。这种“仙逸”之气正是“自然”的体现。
“虚静”也是道家提出来的。老子认为只有自己真正做到身心宁静，才能审视自身与他人，从而得出旁人所不能悟出的道理。道家思想主张“无为”，即顺其自然，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状态。在书法创作中，自古就有“书如其人”的说法，强调的是通过一幅书法作品，观者能体会到书写者的气质和思想。我们在进行书法临摹的时候，因为心境的不同，对同一临本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这就需要我们静下心来去体悟。道家思想中的“虚静”即是书写者追求的忘我状态。
王羲之书论中流露出对“凝神静思”“意在笔先”的追求，这种“静”与“虚”正是道家精神的体现。王羲之晚年在“第二十七洞天”中隐居修道，“第二十七洞天”是道教修仙胜地。在此地，他与道士一起修道服食，过着道士一般的生活。
杜光庭（850—933）是南岳天台山善书道士。杜光庭年少时是儒生，因科举不第，转入天台山修道，师从应夷节。杜光庭一生致力于道教教义、经典、教史、法术等多方面的研究，“归纳道教科范仪轨，对金篆、黄篆、玉篆大斋醮法，以及设坛立仪等规则，颇有建树”。他编录《福地洞天记》，主要记载道教神仙住地，对完善道教神仙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杜光庭善写楷书。他在书写过程中熟能生巧，逐渐提高书艺。据《宣和书谱》，杜氏楷书得“烟霞气”味，指其楷书具有飘逸的风格特征。
杜光庭的楷书虽已失传，但保留下来的“云篆”却非常具有研究价值。杜光庭因受李阳冰的影响习篆，又因其道士身份，平日写符对其篆书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他的篆书在传统的小篆基础上有所变形，形成结体独特的“云篆”。“云篆”又称“道篆”，“丹书”“云书”“符字”等都是“云篆”的变形字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变异篆书也是道士表达心绪的一种文字载体。
元代受道教影响的书家类型，反映了同一精神内核的不同实践路径：入道者以书法弘教，儒道融合者借艺术调和现实矛盾，隐逸者则通过笔墨抵达精神自由。三者共同构建的“清玄”书风，不仅是对前代道教美学的继承，更在多元文化碰撞中开辟出新境界。这些书家个体命运与时代语境的交织，最终使其书法成为道教思想史上的一座美学丰碑。
注释
①王寿衍（1273—1353），字眉叟，号玄览、溪月，杭州人，道士陈义高弟子。至元二十五年（1288）提举杭州开元宫，元贞元年（1295）住持佑圣观；大德五年（1301）接替陈义高住持玉隆万寿宫。他是元代中期知名道士，在文坛有广泛影响，长于诗文、书画。在他住持下，开元宫成为杭州元曲家、诗文家的会集场所。
参考文献
[1]胡知凡. 瑰奇清雅：道教对中国绘画的影响[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63.
[2]李德壎. 吴镇诗词题跋辑注[M]. 济南：山东美术出版，1990.
[3]陶弘景. 真诰[M]//王卡. 中华道藏：第2册.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243.
[4]祁志祥. 中国美学全史：第2卷：先秦至六朝美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12.
（孟云飞转自《书画世界》 2025年第3期 P68-72）
来源：孟云飞—书剑慰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