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StephenG.Brooks，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教授，国际安全与政治经济学领域重要学者，现任该校约翰・斯隆・迪基国际理解中心研究员，研究聚焦国际安全、美国外交政策、经济相互依存与冲突的互动。

经济相互依存还是和平的保障吗？

作者：StephenG.Brooks，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教授，国际安全与政治经济学领域重要学者，现任该校约翰・斯隆・迪基国际理解中心研究员，研究聚焦国际安全、美国外交政策、经济相互依存与冲突的互动。

来源：Stephen G. Brooks, The Trade Truce? "Whe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Does – and Doesn't - Promote Peace",Foreign Affairs, Vol. 103, No. 4, 2024, pp. 141–147

导读

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相互依存究竟是和平的稳定器，还是冲突的催化剂？

本文打破“贸易必然促进和平”的线性思维，揭示国际经济关联对冲突的复杂效应：生产全球化在大国间形成“经济威慑”，却因军工技术扩散加剧发展中国家冲突；贸易依存度对和平的影响呈现“情境敏感性”，世界主要国家间的密集贸易可抑制战争，而产业同构国家间的贸易可能激化竞争；国际金融流动对冲突的影响尚无定论，资本既可能因战争风险撤离，也可能因债务捆绑加剧依赖。文章以中美战略竞争为典型案例，剖析“精准脱钩”政策的双刃剑效应，提出“经济相互依存的条件性和平”，为理解全球化时代开放与安全的张力提供新框架。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相互依存（贸易、生产全球化、金融流动等）如何非线性影响国家间冲突的发生概率？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直线因果（如“贸易增加→和平概率上升”），而是受多重因素干预、呈现复杂互动的结果。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类型（大国/小国、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其他分类）和经济结构（产业互补/同构、技术依赖程度）中又会呈现何种差异？

理论脉络：从“商业和平论”到“条件性和平论”

传统理论对贸易与和平的关系形成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自由主义以“理性行为体”为假设，构建“贸易相互依存→冲突成本上升→和平概率增加”的线性逻辑，科布登的“国际分工和平论”与康德“商业共和国联盟”理论均认为贸易通过创造共益收益、培育制度协同抑制冲突；现实主义则从权力政治视角出发，汉密尔顿的“国家能力优先论”与列宁“帝国主义论”指出贸易可能因资源争夺、依附性剥削激化矛盾，二者陷入“贸易是否必然促和平”的本质争论，忽视贸易结构、制度环境等中间变量，实在难以解释美欧同盟与中美竞争并存的现实。

揭示经济相互依存的“情境敏感性”。贸易效应受制度同构性与产业互补性双重调节：世界主要国家间或WTO成员间的贸易因制度共识降低冲突概率，而产业同构国家的竞争性贸易可能激化摩擦；生产全球化呈现出“大国威慑-小国风险”悖论，高端制造业全球供应链使大国征服成本陡增（如台积电依赖全球设备供应商），军工技术扩散却让发展中国家更易获取先进武器；国际金融流动影响复杂，资本既可能因战争撤离，也可能因债务捆绑加剧依赖，其效果取决于治理弹性与债权国的政策选择。

文章整合制度经济学、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安全化理论，提出“条件性和平论”的三维分析框架：国家能力维度，大国通过技术-产业-金融相互依存构建威慑，小国面临发展与安全失衡的难题；制度距离维度，不同制度国家间贸易摩擦极易“安全化”，制度同构国家则倾向通过“去政治化”处理分歧；技术层级维度，核心技术领域依存仍然具有强政治属性（如高端芯片等），成熟产业贸易影响居中性（如纺织品等）。中美博弈中，半导体的“高技术敏感性+低制度相似性”或会引发冲突，而新能源的“中技术敏感性+产业互补性”则保留了一定的合作空间。

从“贸易即和平”到“条件性和平”的理论演进，经济相互依存的效应取决于国家实力、制度差异与技术敏感性的动态组合，既非和平的自动扶梯，也非冲突的定时炸弹。政策制定者需在技术领域构建“防御性脱钩”，民生领域维持“建设性依存”，在相互依存与战略竞争的共生中寻求“有限对抗、无限博弈”的新均势，承认全球化时代安全逻辑的复杂性与人类理性的局限性。

现实映射：中美经济博弈的逻辑与风险

中美战略竞争集中展现了经济相互依存的“双刃剑”效应，其核心矛盾通过“条件性和平”的三维框架解析：在技术层级维度，半导体领域的“高敏感性技术依存”形成“非对称威慑”——美国对华芯片禁令（如2022年全面限制先进制程设备）虽短期内遏制中国军事技术升级，却触发了“反向创新激励”：华为启动“去美化”芯片研发，中芯国际14nm制程良率提升至95%，2023年中国半导体设备采购国产化率突破35%。这种“技术脱钩→自主化加速”的负反馈机制，削弱了长期经济相互依存的“威慑效能”，印证了生产全球化对大国的“双刃剑”逻辑：供应链碎片化既提升征服成本，也降低外部制裁的长期可持续性。

在国家能力维度，稀土供应链博弈凸显“战略资源的相互摧毁”特性。中国目前掌握全球约80%的稀土产能，美国90%的稀土加工依赖中国，这种结构性依存形成“环境成本壁垒”——美国若欲重建全产业链需承担每吨稀土2000吨有毒废弃物的环境代价，远高于维持贸易依存的成本。根据文章指出，美国最优策略是借鉴冷战时期的战略储备机制（如1950年代建立的稀有金属储备库），通过扩大采购而非强行脱钩保障安全，这既符合现实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也暗含自由主义的“效率优先”逻辑，揭示出大国竞争中“建设性相互依存”的必要性。

在制度距离维度，前任拜登政府“小院高墙”政策试图将限制范围锁定于AI、量子计算等“战略制高点”，但美国国会的政治压力已导致政策泛化：2023年《芯片与科学法案》附加“中国护栏”条款，将限制范围扩展至光伏、电动汽车等民用领域，迫使中国加速构建“内循环+区域链”替代体系。文章作出警示，这种“安全化泛化”可能触发“霍布斯陷阱”——当经济相互依存从“威慑工具”异化为“全面战争准备”，冲突风险将呈指数级上升，正如修昔底德所言：“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斯巴达对其的恐惧。”

理论与现实的交织表明，中美博弈的本质是全球化时代“开放-安全”矛盾的集中爆发。布鲁克斯提出的“梯度治理”理念（将经济关系视为“可调光开关”而非“单刀开关”）虽具理论价值，但在现实中面临三重挑战：一是技术领域的“军民两用”模糊性（就比如芯片既能用于手机也能用于导弹），二是美国政府机构的协调困境（涉及国务院、商务部等六大部门间的政策协同），三是民粹主义对理性决策的干扰。这些结构性矛盾，使得“精准脱钩”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最终可能推动中美走向“有限冲突常态化”的新均衡——这既是经济相互依存理论的现实注脚，也是全球化退潮期大国关系的写照。

文章析出结论

1. 经济相互依存是“双刃剑”

其对和平的影响取决于“国家实力对比+制度相似性+产业互补性”的三重变量组合，并非点对点的直线因果。制度同构国家的密集贸易通过“制度过滤效应”降低冲突概率，而制度异质国家的贸易摩擦易被安全化叙事主导。产业互补性通过利益捆绑抑制冲突，产业同构性则可能激化出口竞争与政策对抗。大国间多元依存形成“相互摧毁”威慑，小国对大国的单一产业依赖则完全构成脆弱性；

2. 大国冲突的抑制机制

生产全球化通过“供应链摧毁成本”产生威慑作用，但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如网络空间、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方面很显然效果不大；

3. 发展中国家的冲突陷阱

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军工供应链可能触发“技术扩散-军备失衡”循环。降低地区军备门槛将打破权力平衡，形成“冲突升级”的结构性风险。从结构现实主义视角看，大国对核心技术的垄断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依附，是固化了的“中心-边缘”安全治理不平等结构。

4. 政策启示

基于技术敏感性差异实施差异化政策，但美国内部分权体制与政治周期压力可能导致政策泛化。将经济相互依存简单区分为“战略飞地”与“非敏感领域”，忽视了技术军民两用性与全球化网络的复杂性，可能引发“安全化泛化”风险，折射出全球化退潮期大国战略的“精准性-现实性”张力。

整体内容评估

（一）创新点

1.提出“相互依存情境敏感性”分析框架，突破“贸易和平论”的普适性假设；

2.区分“生产全球化”与“贸易全球化”的不同安全效应，揭示全球供应链的战略价值；

3.结合中美案例，论证经济相互依存如何塑造新兴大国与守成国的“非对称脆弱性”。

（二）局限性

1.对“制度差异”的机制分析仍停留在统计关联，缺乏微观案例支撑；

2.未深入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RCEP）对冲突的抑制作用；

3.对金融流动的分析聚焦主权债务，忽略了跨国企业资本配置的安全效应。

（三）政策启示

1.中国的战略选择：在半导体等“卡脖子”领域推进自主可控的同时，需通过稀土、新能源等产业链优势深度构建“相互威慑”；

2.全球治理创新：建立关键物资（如芯片、稀土）的多边储备机制，旨在降低单一国家供应链受严重冲击的风险；

3.大国危机管控：中美应建立“经济制裁—军事风险”预警机制，避免技术摩擦升级为热战。

（四）未来或将延伸的研究方向

1.数字经济相互依存：数字货币、跨境数据流动如何影响国家安全？

2.气候经济关联：碳关税、新能源供应链是否构成新型冲突诱因？

3.次国家行为体作用：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如何调解/激化经济相互依存的安全效应？

译者评述

译者：祁敬源，国政学人编译员，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闫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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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