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普京身为苏联解体亲历者，曾多次公开表达自己的“遗憾”与“愤怒”。在他看来，列宁为国家埋下了一枚“炸弹”，最终引爆了帝国的末日。

20世纪最深远的政治变革之一是苏联的解体。

普京身为苏联解体亲历者，曾多次公开表达自己的“遗憾”与“愤怒”。在他看来，列宁为国家埋下了一枚“炸弹”，最终引爆了帝国的末日。

2016年的一场俄国学术会议上，普京的一句评价引发轩然大波：“列宁的最大失误，是把一个统一国家改造成国家联盟。”

这句话激起学界与政界的层层涟漪。

彼得大帝修建圣彼得堡的那一年，，宣告着俄国的扩张时代就此开启。帝俄的版图像是被巨人的手掌不断拉扯，最终拉伸成横贯欧亚的庞然大物。

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北极圈到黑海沿岸，每一寸被征服的土地上，都刻着“统一国家”四个字的烙印。所谓统一，并非民主协商的契约，而是以军队的铁蹄和文化的压制碾平所有多样性后的帝国秩序。

沙皇制度之下的俄国，没有为少数民族保留任何实质性的政治空间。自治不过是暂时的、策略性的缓冲安排。

19世纪的芬兰大公国和波兰会议王国，表面拥有自治政府，实则仍然由俄皇直接统辖，其存在的意义更像是帝国边缘的一道边框，时刻提醒周边世界：这片土地的主宰是圣彼得堡。

面对多民族构成的内部现实，俄国统治者没有选择多元包容，而是采取“俄化”政策作为回应。学校强制使用俄语授课，地方官员需为俄罗斯人担任，连宗教仪式都需接受东正教主导的审查。

这种大俄罗斯主义的推动，并不隐晦，其赤裸地宣告着：真正的俄罗斯人，才是国家的中心；其他民族，只能服从或消失。

当工业化浪潮渐次波及欧洲大陆，俄国广袤的疆域内却仍有大片区域停留在农奴制的余韵中。被压制的各族开始在地下滋长分裂的种子。俄罗斯，还沉醉在“统一国家”的迷梦中，他们相信：

1917年，历史迎来了拐点。十月革命在彼得格勒爆发，沙皇被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灰飞烟灭。

芬兰、波兰、爱沙尼亚等国纷纷宣布独立，已被俄化的乌克兰，在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下成立了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

这一系列“离心运动”之剧烈，昔日帝国如同冬日冻裂的瓷器，外表仍有轮廓，内里却已碎裂成无数小块。

1917年，列宁正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思索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如何让这个支离破碎的帝国，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成一个能够对抗内外敌人的政权？

答案是：民族自决

他眼前不是一张平坦的棋盘，而是一块被炮火、饥荒、仇恨和怀疑撕裂成碎片的地图，到处都回荡着脱离中央、追求独立的声音。

数十个民族曾在沙皇时代忍辱负重，旧权力松动后，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建设，而是逃离。

当列宁提出“民族自决”原则时，他的目标，从来不是分裂，而是维持红色政权的生存。

想要红军在各地获得支持，想要共产党不是只在俄罗斯心脏地带自说自话，他就必须让这些民族相信：他们不是新的压迫者，而是新的盟友。

他明知赋予各民族“自决权”是在削弱中央，但一个被多国联军围剿、内部白军反扑、政权根基尚不稳固的新生苏维埃，若不先赢得各地人民的信任，就根本谈不上统一，更别说革命理想的延续。

民族自决，是他手中的一张底牌，也是破局之举。

其实，“自决”只是表面形态，真正的政治算计在于“主导权”。他从未天真地相信每个民族都具备建立稳定政权的能力，更不相信这些边缘小国能独立承担社会主义革命的重任。

他要的不是分裂后的各自为政，而是通过“形式上的平等”达到“实质上的整合”。

因此，列宁在设计苏维埃国家结构时，刻意避开了传统帝国的强制统一形式，转而构建一种“合作联盟”的表象，柔化沙皇时期带来的压迫阴影。

他给予自治的形式，却保留了绝大多数实权；他承认退出的可能，却设下无数政治与经济的制度性门槛。这种政治上的绵里藏针，正是他身为革命家与政治家的双重本质的体现。

1920年，列宁派出大量民族学家与社会学者，奔赴中亚草原与山地，展开长达数年的“民族识别工程”。

他们的任务并不是单纯地记录历史，而是“定义现实”——通过制定语言标准、确认风俗习惯、绘制民族分布图，主动塑造各民族的身份认同。

画地图，听起来只是为了识别地理位置，实则是出于高度政治化的考量。让他们彼此有所区别，远比让他们彼此相同来得安全。

最为典型的是中亚的民族划分。这里原本是文化、语言、宗教错综交错的区域，不同部族之间并无清晰界限，甚至连“民族”概念本身都还不完全成型。

列宁派出大量民族学家与社会学者，奔赴中亚草原与山地，展开长达数年的“民族识别工程”，通过制定语言标准、确认风俗习惯、绘制民族分布图，主动塑造各民族的身份认同，间接塑造他民族的身份区别。

中亚地区被划分出多个民族国家：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哈萨克、吉尔吉斯。

在高加索，列宁政权鼓励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建立各自的“加盟共和国”，同时又有意在他们之间制造边境争议，使得他们彼此之间形成“战略互制”。

在俄罗斯内部，大量“非俄罗斯族”被安排在俄罗斯联邦主体中，但他们并不被鼓励发展“国家认同”，只被引导构建“文化认同”。

从法律上说，他们拥有语言、教育、宗教的自治权，但政治上则被严格控制在苏共体系的框架内。这种“文化归属感”与“政治服从感”并存的结构，使得中央政府既能安抚民族情绪，又能牢牢把握住政策执行的主动权。

很多人批评列宁“为苏联解体埋下种子”，因为他承认了加盟共和国“名义上的分裂权”，让每一个共和国宪法中都写入了“有权退出苏联”的条款。

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政治设计，但也正是这种设计，使得那些刚刚从帝国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民族能够接受新的联盟安排。如果没有这份“退路”，他们根本不会轻易签下那份带有苏维埃印章的“加盟协议”。

对于退出权，列宁用自己的手段应对。比如联盟内部的经济联系、军事合作、干部交流机制、以及重工业与技术资源的“垂直垄断”，让所有共和国在客观上都依赖于莫斯科的调度与协调。

党内干部大多数都接受统一培训，拥有高度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导致所谓的“民族独立意志”始终处于中央的制衡之下。

整个苏联在列宁的安排下，成了一座“看似分权、实则集中”的巨大政治迷宫。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那面红色镰刀锤子的旗帜缓缓降下，取而代之的是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

无数苏联人民在电视前沉默凝视，曾经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轰然坍塌。

在普京的叙述里，这场解体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背叛”——一群没有历史责任感的政治精英，在西方蛊惑和私利驱使下，撕毁了人民与祖国之间的契约。

如果说列宁构建的是一座高难度的钢筋迷宫，那后来的继承者，不但丢掉了图纸，还擅自更换了建筑材料。

斯大林将那套“松外紧内”的制度推进到了极致，民族自决被形式化，权力高度集中，加盟共和国名存实亡。

勃列日涅夫时代，他治下的苏联看似稳重繁荣，实则内部早已腐朽，官僚体系自上而下弥漫着保守、效率低下与利益固化的恶性循环。

长达十八年的统治里，他没有解决一个民族矛盾，没有推进一项真正的经济改革。各加盟共和国在形式上仍隶属莫斯科，但却在实际治理中，演变为封闭的利益集团。

八十年代经济危机的到来，原本依赖资源输出、军工补贴和计划调配维系的联盟架构，显露出难以修复的裂缝。粮食短缺、通货膨胀、能源价格剧烈波动，使本就脆弱的经济体系濒临崩溃。

当改革迫在眉睫时，戈尔巴乔夫却选择了一条“政治先行”的道路。他推行的“民主化”“言论自由”看似开明，实则打破了核心机制——思想统一与话语管控。

言论管控松动，沉积数十年的不满、疑虑与仇恨瞬间喷涌而出。民族主义在各地迅速抬头，加盟共和国纷纷重拾传统语言、文化、宗教，地方精英借机掌控话语权。

中央政府此时既无力强压，又缺乏新共识的凝聚力，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个共和国走向独立这条道路。

真正将这座帝国推入终点的是政治精英的集体离心。在解体的关键时刻，莫斯科的高层是利益深厚、彼此制衡、权责不清的官僚阶层。

每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在盘算：是继续维系一个动摇不堪的帝国，还是将自己的“地盘”变成独立王国。

叶利钦出任俄罗斯联邦总统，迅速在国内推行“俄罗斯优先”的政策，强调联邦主权，削弱联盟控制，直接挑战苏联中央的合法性。

他以民族主义旗帜鼓动民意，拉拢地方诸侯，将俄罗斯联邦从苏联体制中硬生生拔了出来。当他与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秘密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不复存在时，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已无力反抗。

叶利钦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制度的疲软与中央集权失灵下无法收拾的局面。他深知，与其在泥潭中苟延残喘，不如率先脱身，掌握主动权。

民调显示，在苏联解体前的公投中，大部分苏联公民仍然支持保留联邦结构，只是希望改革。但问题在于，这种“温和改良”的呼声，早已被政治斗争的浪潮淹没。

普京之所以痛恨这一过程，是因为他出生在1952年，亲眼目睹了国家身份的失控、边界的重构与俄罗斯民族自信的下滑。

九十年代的俄罗斯，贫穷、混乱、犯罪猖獗，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这一切都让他深感屈辱。

所以才会认为，列宁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种子。

来源：鉴史观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