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个月，被称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获得2025年英国图书奖“出版自由奖”。她在获奖感言中说：“文字是我们人类最早的技艺，就像水一样，无形，但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

上个月，被称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获得2025年英国图书奖“出版自由奖”。她在获奖感言中说：“文字是我们人类最早的技艺，就像水一样，无形，但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

在今天摘选的文章中，阿特伍德探讨了作者、读者和作品这一“永恒的三角关系”。

她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她九岁时在社团活动中制作的一本小书，得到了一个代号叫“棕色猫头鹰”的大人的喜欢，这是她经历的第一个“作者-读者”关系。后来她把这位女士写进小说《猫眼》中。多年后，有读者告知她，你书中的“棕色猫头鹰”是我阿姨。

她去拜访了“棕色猫头鹰”，对方拿出作家五十年前制作的小书递给她。三天后，“棕色猫头鹰”离开了人世。

阿特伍德说：作家为“棕色猫头鹰”写作，为一个独特、明确、真实存在的人写作。作家写作就是为了读者——这读者不是“他们”，而是“你”。

01.

做一个读者，

有时有点像间谍

我想从信使谈起。信使总是处于三角关系中：寄信人、传信的人或物、收信人。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三角形，但不是完整的三角形，更像个倒立的“V”字。

作家和读者分别位于这个三角形的两个侧边角上，但两点间并没有直线将它们连接。

在它们之间（在上或在下）有第三个点，就是文字、文章、书、诗、书信或其他东西。这第三个点是另外两点都与之连接的唯一一个点。很久以前，我在教写作课时常常对学生说：“尊重书页，这是你们拥有的一切。”

作家与书页沟通，读者也与书页沟通，作家和读者只通过书页进行沟通。这是写作的三段论之一。

年轻时的阿特伍德

我们且不去管那些出现在访谈类节目、报纸采访等中的作家摹本——它们与作为读者的你和你正在阅读的书页之间发生的互动应该无甚关系；一只无形的手在你所读的书页上留下了一些符号，让你去解码，就像约翰·勒卡雷小说中已经死掉的间谍在一只浸透水的鞋子里给乔治·斯迈利留了个小包一样。

我知道这个比方有点牵强，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很贴切，因为读者的其中一种身份就有点像间谍——喜欢去读别人书信或日记的“侵犯者”。诺思洛普·弗莱曾表示，读者并不是去听，而是无意中听见。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首先，作家为谁写作？其次，介于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书的功能（或者说职责）是什么？从作者的眼光来看，一本书应该做什么？基于第一和第二个问题产生了第三个问题：读者阅读时，作家位于何处？

如果你真有阅读别人书信和日记的习惯，你可以直接回答第三个问题：你阅读时，信和日记的作者跟你不在同一个屋子里；如果他和你在一处，那么要么你们在交谈，要么作者逮着你正在偷看他的信或日记。

作家为谁而写作？当我们谈到日记作者时，这个问题最简单不过。答案很少会是“不为任何人而写”，但这种说法是一种误导，因为除非作家把问题的答案写进书里出版，否则我们读者不可能知道答案。

例如，雅尔玛尔·瑟德尔贝1905年出版的惊世骇俗的小说《格拉斯医生》中，主角、日记作者格拉斯医生如是说：

此时，我正坐在敞开的窗子旁写东西。写给谁呢？既不是写给朋友或情人，甚至也不是写给我自己。我今天不会读我昨天写的东西，明天也不会读我今天写的东西。我写东西仅仅是为了让我的手不停下来，使我的思绪能自由流动，是为了在失眠时打发时间。

这个说法看似有道理，而且的确有道理——我们读者很容易相信它。但真正的事实——这种假象背后的事实是，这段文字不是小说的主角格拉斯医生写的，而且并非不为任何人而写；它是小说的作家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为我们读者写的。

小说中虚构的作家，鲜有不为任何人而写的。更为常见的是，即便虚构的作家在虚构日记，他也会假想一个读者。

下面这段话出自1949年问世的乔治·奥威尔的《1984》，该书刚出版不久我就读了，当时我还很年轻。我们都知道，《1984》是一部预言小说，讲述的是由老大哥统治下的肮脏的极权主义社会。

小说的主角温斯顿·史密斯在旧货店的橱窗里看见一个违禁物品——“一本厚厚的、有大理石纹封面和红色封底的四开的空白本子”。他极度渴望拥有这本本子，尽管这样会有危险。哪个作家不曾屈服于类似的欲望？又有哪个作家不清楚这种欲望所包含的危险（具体而言就是自我暴露的危险）？因为如果你拥有了一个空白本子，特别是有乳白色纸张的本子，你将会情不自禁地往本子上写东西。

温斯顿·史密斯就这么做了，用的是真笔真墨，因为这样才对得起那些美妙的纸张啊！但紧接着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他突然开始思考：他写这本日记给谁看呢？给未来？给后来人？……他第一次完全明白了他所做的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我们如何与未来沟通呢？这种事本质上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未来与现在相似，那么它就与他所写的不一致；如果未来与现在不一样，那么他现在的困境到时将毫无意义。

作家常常面临的困境是：谁会读你写的东西，无论现在或是将来？你希望谁来读？温斯顿·史密斯的第一个读者就是他自己——将他自己不可告人的思想写在日记上，给他带来了满足感。

当我年轻时，对温斯顿·史密斯空白本子的描写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我也曾试着去记日记，但最终没坚持下来，失败的原因是我没有假想过日记的读者。

我不想让任何人看我的日记，只有我自己可以看。但我已经知道自己会在日记里写些什么——都是些多愁善感之事，既然如此，那何必还要费劲去把它们写下来呢？这似乎只是浪费时间。

但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

在过去的数十个世纪里，至少在人类发明纸和笔后，很多人诚实地写下了不计其数的日记，其中大部分默默无闻，有些则广为人知。塞缪尔·皮普斯的日记为谁而写？圣西蒙的日记为谁而写？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又为谁而写？这些纪实文字有种魔力。它们能幸存下来，让我们捧在手里阅读，这就像是一件宝藏意外流落到我们手里，又像是死者复活。

现在，我也会记各种形式的日记，主要是为了自我保护，因为我知道谁将是它们的读者——就是大约三周后的我自己，因为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我在某日某时做了什么事。

我们的年龄越长，我们就越能体会贝克特的戏剧《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

该剧中，克拉普年复一年地用录音带记日记。他唯一的读者（或者说听者）就是他自己——他会回放他早前生活的点点滴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现在的他和以前的自己越来越不同了。这就像有些股票经纪人开的那个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糟糕玩笑——至少你在一直不停地认识新的人，但在克拉普的情形中，你自己就是那些“新的人”——我的情形也越来越像克拉普了。

02.

一旦文字被写下，

就必须承担其风险

在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方面，私密日记极其简单，因为一般认为日记的作者和读者是同一人。私人日记也是一种非常私密的写作形式。我觉得其次就是私密信件：一个作者、一个读者，分享同一份隐私。

“这是我写给世界的信，但世界从来不给我写信。”艾米莉·狄金森曾如是说。

当然，如果艾米莉将这些信寄出去，她也许会收到很多回复。不过，艾米莉是设定了一个或多个读者的，至少是未来的读者：她将自己的诗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起来，甚至还将它们缝成一本本小册子。她坚信未来会有读者，并且他们会很专注地读她写的东西，这与温斯顿·史密斯的绝望相反。

关于写作及其给人带来的独特焦虑感，我想再多说两句。

我小时候，小女孩生日聚会上流行玩一个游戏，是这样玩的：孩子们围成一圈，其中一人拿着手帕绕着圆圈外围走，与此同时，其他人唱道：

我写信给我亲爱的，

这封信在途中掉了，

一只小狗将它捡起，

然后放进它的兜里。

接着就有人学狗叫，其间手帕被扔在了某人的身后，接下来，谁的身后扔了手帕，谁就要在人群的外围追赶那个扔手帕的人。我对这个游戏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我一直在担心游戏里唱的那封信——信弄丢了，收信人永远都收不到它了，多么可怕啊！同样可怕的是，这封信被别人捡到了！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狗不识字。

自从文字发明以来，这样的事故就显然有了发生的可能性。

一旦文字被写下来，它们就成了实体物品的一部分，必须承担其风险。国王的书信被调包，而信差并未觉察，导致无辜的人被判死刑——这并非只是古老的民间传说。

伪造书信，信件丢失从而使收信人永远无法收到，信件被毁坏或者被错的人收到——不止这些，还有伪造手稿，书稿遗失从而永远没人读到，书被焚烧，书的读者没有读懂作者写书的意图，或者读懂了书的意图但对其深恶痛绝——这些混淆、错误、误解和恶意的行为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并且还将继续发生。

在被独裁政权盯上、监禁和杀害的人的名单中，总有一些是作家，他们的作品显然就是落入了错误的读者手中。射进他们脖子的子弹是一种很糟糕的书评。

但是，每一封信、每一本书都有一个预期的读者——真正的读者。

阿特伍德所著《使女的故事》改编的同名剧集

任何一个曾获得成功的作家都曾面临这些疑惑：是继续写与已获得成功的作品相似的东西，以迎合“他们”（大众）？还是转而去写不同的东西，让“他们”失望？或者更糟糕的情况可能是：你继续写同类的东西去迎合“他们”，结果被“他们”指责是在重复旧东西。

有些你读过的故事（通常是你很小的时候读的）对你来说可能具有象征意义。

对我而言，雷·布拉德伯里的短篇小说集《火星纪事》中的《火星人》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美国人把火星变成了殖民地，火星的一部分变成了一个退休养老镇。火星原住民可能已经绝迹，或被驱逐到山里去了。一对中年美国夫妇在移民火星前在地球上痛失了年幼的儿子汤姆。一天半夜，他们听到有人敲门，他们看见一个小男孩站在院子里，长得很像他们死去的儿子。丈夫蹑手蹑脚地下楼去开了门。第二天早上，他们看到汤姆就在他们面前，活生生的，气色很好。丈夫猜想那一定是个火星人，但妻子无条件地接受了汤姆。于是，丈夫也相信那是他们的儿子，因为即使是儿子的复制品，也总比没有儿子好。

一切都很正常，直到他们去镇上。男孩不想去，理由很明显——他们到镇上不久，他就消失了；但另一家人却发现他们已死的女儿重现了。男主人公猜到了真相——这个火星人的外形取决于别人的愿望，也取决于他满足他们愿望的需要— —于是试图去将汤姆抓回来，但这个火星人无法变回汤姆，因为另一家人的愿望太强烈了！

“你曾经是汤姆，你现在也是汤姆，不是吗？”男主人公难过地问道。“我不是任何人，我只是我自己。”火星人回答道。这种说法很是奇怪：把自我等同于虚无。

“无论我在哪里，我都会变成某种东西……”火星人说。他说得对，因为火星人又变回了汤姆，但另一家人又开始追他。事实上，火星人所邂逅的所有人都会在他跑开后去追他。他“如银般的脸”像镜子，在城镇的灯光中闪闪发光。被人围住后，火星人发出尖叫，脸上掠过一张又一张面孔。

“他是一团可熔化的蜡，会按照人们的想法成形。”布拉德伯里写道，“他的脸会因每一个需求而变化”。火星人倒地死亡，变成了一摊糅合了各种特征的蜡泥，再也无法辨认。

自从我开始出书，并看到别人的评论——我仿佛发现几个我不怎么认得出来的人贴着我的名字四处溜达——布拉德伯里的这个故事对我就有了新的意义。

“原来如此——我的脸正在融化，我就是那个火星人。”我心想。这个故事解释了很多问题。

济慈赞扬“消极的能力”（一个人在身处不确定、神秘、疑虑之中时，能做到不急于去探求事实和原因），一个作家必须多少有点这种品质，否则他写出来的人物就只是他自己观点的传声筒。

但作家如果有太多的这种消极能力，不就会有因读者的愿望和恐惧过于强烈并与他自己的愿望和恐惧相互作用，从而变成可熔蜡泥的危险了吗？有多少作家曾戴上（或被强加上）其他面孔，然后无法将它们脱去？！

03.

唯有与读者互动，

书才是“活着的”

在本章开头，我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作家为谁而写作？答案包括“不为谁而写”和“崇拜他的泥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书：作为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中间点，书有什么功能或职责？

之所以使用“职责”一词，是因为我们假定书是一种有自我意志的事物，因此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学概念。

邮局有个部门叫“死信办公室”，专门处理那些无法投递的信件。“死信”这一术语意味着其他信件都是“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点荒谬，但它是一种自古盛行的思维方式。

我读大学时，一位教授兼诗人常说，对于任何作品，只需问一个问题：它是活的还是死的？

我同意他的看法，但他所谓的“活”或“死”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生物学的定义可能是：活物能发育和改变，并能繁育后代，死的东西则是呆滞不变的。

一本书如何才能发育、改变并繁育后代呢？——唯有通过书与读者的互动，无论这个读者与该书作者在时空上相距多么遥远。

在电影《邮差》中，卑贱的偷诗的邮差对诗人聂鲁达说：“诗歌不属于创作者，它们属于那些需要它们的人。”他说的有道理。

电影《邮差》

“活的文字”大多会以积极得多的方式出现。

比如，萨克雷在《名利场》的开头有一个部分，叫“开幕前的几句话”，他在其中写到，他的这本书是“名利场”中的一出木偶戏，这个“名利场”中也包含了读者，而他（作者）只是这场“表演”的“经理”。

在书末，萨克雷则说：“来吧，孩子们，让我们关上箱子，收起木偶，因为我们的戏已演完。”

但在很多前言或后记中，作家们揭示自己是作品的创作者，并写些为书中角色辩护的文字，就像求职推荐信一样，或像专利药品瓶子上的推荐文字（可能是引述一个满意用户的评价）。

或者，在小说的结尾，作家会给他的书“送行”，仿佛它即将开启一段旅行——作家祝它一切顺利，然后“看着它上路”；作家可能还会跟那些在这个旅程中作为默默参与者和合作者的读者告别。

前言和后记中常有很大的篇幅谈到作者和书，以及书和读者之间的复杂而密切的关系。在作家笔下，他的书常常是“小”的，他会说“出发吧，小书” ——仿佛他的书是个孩子，现在必须自己踏上它在这个世界上的旅程；但是，它的旅程——它的职责——在于使自己到达读者，并尽可能将书的意义传达给读者。

普里莫·莱维在他写给德文译者的一封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唯一一本书，现在……我感觉自己像个父亲，儿子已经成年离开，而我将再也不能照顾他了。”

最无邪可爱的后记之一出自无赖的、一生穷困潦倒的法国诗人弗朗索瓦·维庸笔下，他用自己的诗将一个非常紧急的消息传达给一个富有的王子：

去吧我的信，向前飞奔吧！

虽然你没有脚，也没有舌头，

但请你慷慨激昂地告诉他，

我已被身无分文的窘境碾压。

其他作家没有弗朗索瓦·维庸这么直白；相反，他们表现出了对读者的友好和关心。以下就是俄国诗人普希金在他的诗《尤金·奥涅金》结尾优雅地向读者告别的话语：

读者，我希望，在我们分别之时

——不管你是朋友，还是仇敌

——我们的心里都充满暖意。

再见了，本书到此为止。

不管在这本粗糙的作品里你寻找的是什么——是骚动的回忆，

还是从劳苦和疼痛中得到休憩，

或仅仅是挑挑书中的语法错误，

还是浓重的色彩，诙谐的话语——

上帝保佑，愿你从这本小书里

得到满心的欢喜或尽情的乐趣，

用其追逐梦想或打新闻战。

上帝保佑，愿你至少收获点滴。

再见了，我们将分别于此。

有时，作者允许书自己说话，不加干涉。下面是杰伊·麦克弗森的一首诗，名叫《书》。这不仅是一本会说话的书，还是一个谜语，答案就是诗题。

亲爱的读者，我不像你一样有血有肉，

我不能像你一样去爱，你也不像我，

但我可以像你一样下水搏击惊涛洪浪，

犹如一艘朽船航行在凶险的大海之上。

在水流表面自由行动的水黾

纵然身轻自如，也不比我轻盈；

但以澄澈的眼睛扫视海底的老鲸

纵然巨大，也没有我的浩然胸襟。

虽然依着我主人的意愿我可以

遍及空气、火焰、水里和大地

我的重量握在你手上却毫无负担

我活跃在你的眼中，让你受益。

我是人类的仆人，却也与人厮打在一起：

人抓住我、将我吞下，我造福于他。读者，请将我拿起。

一本“小书”不仅是一艘船、一头鲸、一个和雅各扭打然后造福于他的天使，还是圣餐中的消费品——是可以被吞食但不可以被损坏的圣食，是既审视自己也审视食客与灵魂的关系的盛宴。读者不仅要与这个天使厮打，还应该将它吸收，使它成为他（她）的一部分。

04.

作家不是为了“他们”，

是为了“你”而写作

让我们回到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读者在阅读时，作者在何处？

答案有两个。

第一个答案是：作者哪里也不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他的一篇题为《博尔赫斯和我》的短文中插入了一句关于自己的存在的括弧旁白：“（如果我真的是某人的话）”。

当我们读者读到这些文字时，括弧中的“如果”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假设，因为及至读者阅读时，作者可能根本不存在了。作者于是成了隐形人的原型——根本不在那里，但同时又实实在在地在那里，因为“读者在阅读时，作者在何处？”

这一问题的第二个答案就是：“作者就在这里。”至少我们有“他（她）就在这里，和我们同处一室”的感觉——我们能听到作者的声音，或者说我们能听到某个声音，或者说似乎是这样的。

俄国作家艾布拉姆·特兹在他的小说《冰柱》中写道：

“看 !我正对着你微笑，我正在你的身体里微笑，我正通过你发出微笑呢！如果我在你的手翻书页的每一次颤动中呼吸，我怎么可能是死的呢？”

写作时的阿特伍德

也许你还记得雷·布拉德伯里预言未来噩梦的小说《华氏 451》的结局。

小说中，所有的书都被焚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曲面电视屏幕，旨在实行更加彻底的社会控制。小说的男主人公一开始是协助烧书的消防员，后来改变立场，参加了抢救书籍、保护人类历史和思想的秘密反抗运动。后来，他来到反抗者躲藏的森林里，他们各自都变成了一本书，因为他们已将那本书的内容背下。这个消防员认识了苏格拉底、简·奥斯汀、查尔斯·狄更斯等，只见他们都在背诵他们各自所吸收或“吞食”的那本书。

在这个故事里，读者实际上已经消除了本章开头提到的“作者 —文本—读者”三角关系的中间点，即纸张上的文字，而直接变成了书本身，反之亦然。

至此，本章提出的三个问题我都依次回答了一遍，现在我将再次回到第一个问题：作家为谁而写作？我将给出两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是一个故事，有关我的第一个真正的读者。

我九岁时参加了一个秘密社团，它有着各种特别的握手方式、口号、礼仪和格言。社团名字有点奇怪，叫“棕仙”，社团中的小女孩们假装自己是仙女、小矮人和精灵。

领导该社团的大人名叫“棕色猫头鹰”，可惜的是，她没有穿猫头鹰套装，小女孩们也没有穿仙女套装，这让我很失望，但也算不上失望透顶。

我不知道棕色猫头鹰的真名叫什么，但我认为她很睿智，也很公正，而我当时的生活中正需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很崇拜她。社团活动的一部分就是完成各种任务，完成后你可能会得到徽章，可将其缝到制服上。

通过各种各样的徽章收集项目，比如刺绣、收集秋天的种子等，我用常规的方式制作了一些小书：我将所有纸张对折，用织袜子的毛线将它们缝起来，然后在书中加入文本和插图。

我将这些小书拿给棕色猫头鹰看，她很喜欢，这一点对我来说绝对比得到徽章重要得多。

这是我经历的第一个真正的“作者-读者”关系。作者是我，中介是我的小书，读者是棕色猫头鹰，结果是她很欣喜、我很满足。

很多年后，我把棕色猫头鹰写进了我的小说《猫眼》里，就像我把很多的人和事写进我的书里一样。棕色猫头鹰在小说中依旧吹着口哨，监督着大家进行打结测验。

该小说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当时以为棕色猫头鹰的现实原型肯定已经去世很久了。

但几年前，一个朋友对我说：“你书中的棕色猫头鹰是我阿姨。”“你的意思是她还在世？”我说，“不可能吧？！”但她确实还在世，于是我们一起去拜访了她。她已经九十多岁了，但我们彼此都很高兴能再相见。

喝过茶后，棕色猫头鹰说：“我想我应该把这些东西还给你。”说着，她拿出我五十年前制作的那些小书——不知为何她还留着——递给了我。三天后，她离开了人世。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答案：作家为棕色猫头鹰写作，或者为他（她）当时生命中的某个相当于棕色猫头鹰的人写作——为一个独特、明确、真实存在的人写作。

下面，我将给出我的第二个答案。

在伊萨克·迪内森的小说《手持康乃馨的人》结尾，年轻作家查理正为自己的作品感到绝望，这时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来吧，我和你订一条圣约。除了你写书所必需的痛苦之外，我不会让你承受额外的痛苦……但你必须写书，因为是我想让你把那些书写出来，不是公众要你写，更不是书评家们，而是我，我！”“那我可以对此确信不疑吗？”查理问道。“不一定。”上帝答道。

所以，作家写作就是为了读者——不是“他们”，而是“你”。

作家为“亲爱的读者”写作，为介于棕色猫头鹰和上帝之间的理想的读者写作，而这个“理想的读者”可以是任何人——任何“一个人”，因为阅读和写作一样，永远都是个人的事。

来源：小镇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