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首先是他的女儿福康公主，闹出了大宋朝的“第一离婚案”。福康公主是宋仁宗的长女，本来是掌上明珠，但是自从嫁人之后，和她的驸马李玮就是过不到一起去。这两口子都闹得太出格了，什么殴打婆婆、深夜敲开宫门要回娘家、放火烧房子、自杀轻生的事儿都做出来了。这件事在当时是超级

这一年，你要是站在宋仁宗的角度看，那真是太闹心了，主要是为了儿女的事儿闹心。

首先是他的女儿福康公主，闹出了大宋朝的“第一离婚案”。福康公主是宋仁宗的长女，本来是掌上明珠，但是自从嫁人之后，和她的驸马李玮就是过不到一起去。这两口子都闹得太出格了，什么殴打婆婆、深夜敲开宫门要回娘家、放火烧房子、自杀轻生的事儿都做出来了。这件事在当时是超级大八卦，舆论基本都是说公主不对。这也不难理解，在当时的观念里：你是公主，代表强势的皇家；你又是女人，应该遵从妇道，你现在闹得这么出格，不赖你赖谁？

但是呢，真不能这么轻易地下结论。刘震云有一部小说， 《一句顶一万句》 。这里面有三个字我印象特别深，“说得着”，或者是“说不着”。这世上，有的人互相之间就是说得着，有的就是说不着。跟什么长相、钱财、学问、家世都没有什么关系。

小说里写的就是：互相说不着的人在一起过日子，那个痛苦啊，真的是身在地狱。佛家说的“八苦”，其中一苦叫“怨憎会”，你不得不和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岁数越大，就越听不得有的人假装世故，劝年轻人“凑合点吧”，“跟谁过都一样”。你放心，跟谁过真不一样。不需要多甜蜜的爱情，仅仅“说得着”就很难得了。跟一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一辈子天，在养老院里还有话说的人，你要是找到了，你这辈子就偷着乐吧。

接着说宋仁宗。除了女儿，他今年还有更不痛快的事儿，那就是儿子，更准确地说是生不出儿子。大臣们一直在逼他早立皇子。这一年，他是万般不情愿地在宗室里面过继了一个儿子，正式地立为皇子。很多书在这个地方都写错了，写成了立为皇太子，不，仅仅是立了皇子，并没有立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这个故事，我们过两年再展开讲。

至于宋仁宗自己，这个时候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我们在下一年会送别他，送别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仁”，仁慈的仁这个字当做庙号，而且被认为无愧于这个字的皇帝。今天也按下不表。

这也不提，那也不说，是因为今年有一件大事要讲。公元1062年嘉祐七年的7月3日这一天，枢密副使包拯去世了，对，就是那个著名的包公、包孝肃、包龙图、包黑子、包青天，去世了，享年64岁。他去世前还在枢密院上班，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病，赶紧回家，皇帝还派人送来了好药，但是拖了十天左右，人还是走了。

其实，包公去世这一年，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但是这一年的，我们也必须给他。原因很简单：他这一走，中国历史上就再也没有出如此有名的人了。

是的。你别看什么“江山代有才人出”，后面这一千年也出了什么这皇帝、那皇帝、王阳明、曾国藩什么的，但是要比起在中国民间的名气，还有谁能比过包公？论国民级的影响力，能和包公比肩的历史人物，孔子算一个，诸葛亮算一个，关羽算一个，剩下的，我还真就想不起来了。

我们就拿一个指标来说：京剧剧目，如果按故事群落来分，排第一名的是“三国戏”，大概150多种，什么《空城计》《群英会》之类的；排第二的是“水浒戏”，大概是70种左右，什么《野猪林》《乌龙院》之类的；排第三的就是“包公戏”了，比杨家将戏还要多，大概有50种，什么《打龙袍》《铡美案》《探阴山》《赤桑镇》。如果按照单个角色的戏来排名，那包公戏，毫无疑问是第一名。甚至为了扮演包公，京剧中还出现了单独一种行当，就是“黑头”，主打唱功，是“净角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那你想，过去中国农村的一个普通人，只要在村口看过戏，肯定就知道包公。远远一看戏台上那个抹得黢黑的人，再来两句唱，“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行了，杀赃官除恶霸的包公，就是他了。何人不知？何人不晓？

这一年，包公去世之后，中国文化可就再也没有产出过这么有名的、影响这么深远的大名人、大IP了。所以，这一期节目，我们必须来送一送这位包公包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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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苏轼苏辙兄弟，司马光的岁数要大很多，1061年他43了。资格也要老很多，他是宋仁宗宝元元年也就是1038年中的进士，20多年前的事儿了。而嘉佑六年这次制科考试，司马光还是苏氏兄弟的考官。所以，司马光是他们的前辈。

我们今天要聊包公。但是包公太不好聊了。为啥？因为关于他的传说，几乎都仅仅是传说。

比如，包公最著名的官职是开封府的知府，好像他一天到晚就忙着王朝马汉升堂断案。但其实，如果要按职场履历来算，如果非要给包公找个专业的话，那他应该算是财政口儿的官员，而不是司法口的。

包拯是庐州人，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人。他是在宋仁宗天圣五年，也就是公元1027年中的进士，跟韩琦、文彦博是同一榜，那一年他29岁。但是因为孝顺，不愿意离家，一直在安徽老家把父母都伺候走了，才出来当官。快40岁了，还得从知县干起。但是很快，他就转到财政口任职了，各地的转运使，中央的三司使什么的；中间也当过台谏官，就是御史中丞、知谏院、监察御史什么的；生命的最后一年，改行当了军政官，就是枢密副使，这也是他一生中当的最大的官，算是宰相班子里的人了。他的主要任职岗位，都跟财政或者监督相关。他当开封府的知府，只有很短的一段。从嘉祐二年3月到嘉祐三年6月，满打满算也就干了一年零三个月。

那你可能会说，不在长度，一年零三个月也可以干很多事儿啊。是的，他在开封府的政绩和声誉都不错。但正史上记录的，都是什么推出司法便民措施、不畏权贵搞拆迁、拆穿宦官的小把戏之类的事儿，没有关于他断案子的故事。

那他断过案子吗？有，还挺精彩的。那是他刚出来当官，干安徽天长县知县的时候。当时有个老百姓来告状，说我家的牛被坏人把牛舌头割掉了，求大老爷做主。包拯说，这样吧，你回家吧，这牛舌被人割了，也活不成了，你把牛杀了卖肉吧。这人说，这行吗？按照当时的法律，私自宰杀耕牛会判刑的，徒刑一年半呢。包拯说，我让你杀的，怕什么？剩下的事儿我自有主张。那牛的主人就照办了。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个人来县衙报案，举报牛的主人私自杀牛，请求判他的刑。包拯说，嘿嘿，你来了？等你半天了。上次割牛舌的事儿也是你干的吧？这人就纳闷，你是咋知道的哩？

要知道在古代，耕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也是一个家庭的重要资产。罪犯割掉人家牛舌，这肯定不是为了获利，明显是为了寻仇。包拯略施小计，让牛主人杀牛，是再漏一个破绽。这就又给罪犯一个名正言顺的陷害牛主人的机会。这个罪犯来举报牛主人，就中了包拯的计策。你看，这个案子是不是断得还挺精彩的？

但是，这个牛舌案，即使在《宋史》这同一本书里面，同时也被记在了其他官员的名下。甚至在其他笔记小说里，这个牛舌案的主人还另有其人。这说明啥？说明这是一个在宋朝很著名的官员抖机灵的故事，传着传着，其实大家也不确切地知道故事的主人是谁了。

除此之外，见于可信史料记载的包公断案故事就非常少了。后来有学者，把正史、野史、笔记、墓志铭上面跟包公有关的所有案子都算到一起，也就十个案子。其中有的案子，比如包公有一个亲戚，犯了法，包公二话不说，把他摁翻了就打，从此他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不敢再闹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也算一个案子，加起来一共也就十个。

所以你看，作为一个官员，包拯的长项真的不在断官司。那你肯定也明白了，围绕那个开封府的青天大老爷形象的包拯构建起来的一整套故事，什么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这些角色，什么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这些刑具，甚至连包公的脸是黑的，上面还有个月牙儿，这些符号都是后来的人附会上去的。

民间传说嘛，穿凿附会不奇怪。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没有多少司法实践的官员，最后竟然成了中国的司法之神，成了为百姓主持正义的代表？

其实，这也不是我们今天的疑问，明朝就有人奇怪：宋朝的知名大臣比比皆是，但为什么只有包拯的名声越来越大？宋代开封府的府尹、知府前后有两百多个人，在当时都是些有名的人物，但为什么偏偏后人只为这个干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包拯立庙，只敬仰包拯呢？

要想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引用一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著名成果。我们是在公元2025年录制的这期节目，而整整100年前，1925年前后这个阶段，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古代历史的层累学说”。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我们原来以为，历史是记忆的传承，是越传越少的。对啊，随着资料的灭失，记忆的消散，历史就应该是越来越少的啊。但是顾颉刚先生发现，不对啊，历史是越传越多的。

比如，在周朝的时候，大家觉得最古的人，也就是大禹治水的那个大禹。但是，到了孔子的时候，就往上推了，大家又把尧舜的故事说得真真的了。到了战国时代，大家又开始聊黄帝和神农，到秦朝的时候又开始聊“三皇”，就是伏羲氏、燧人氏和神农氏，到了汉朝之后，又蹦出来一个盘古氏。没错啊，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我们从小就知道，但是这个故事是直到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才见于文字记载的。

奇怪吧？历史怎么会越搞越长呢？其实不难理解。后人不是被动地接受前人传下来的历史，然后再往下传，每一代人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继承一部分，自己再想象一部分，再往下传的。比如，尧舜禹当中的这个“舜”，刚开始，在孔子时代，他的形象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了《尚书·尧典》一篇中，就成了一个能把一塌糊涂的家庭治理好的治家小能手，说他爹是个混蛋，他后妈他弟弟都是个混蛋，但是这个舜有本事和他们和谐相处。成了这么个形象的人，你看，又具体了一点点。你y再看到了孟子的时候，舜的故事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活灵活现，简直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

现在你明白了，历史为什么是“层累的”？就是每一代人都要往上刷几层浆糊、垒几块石头，这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的样子。

咱还别以为，这都是古人知识少，所以这么干，其实，我们这代人就干了不少这种事。

有一次，我遇到中国社科院研究民俗学、故事学的施爱东老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这是民族共识吧？那么请问，这个共识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我当时凭直觉就说，啊，那应该很早了，龙是我们民族图腾，应该是上古时候的事儿了吧？施老师一笑，哈哈，哪会是上古，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儿，更准确地说，就是《春节联欢晚会》上唱那首歌《龙的传人》，就从那会儿开始的。啊？那么晚？怎么会？

施老师接下来是一语点醒梦中人。他说，你想，原来龙都是皇帝的代表，皇帝才是龙，我们平民老百姓怎么会有资格当龙的传人呢？你有那个血统吗？你要是在大清的时候说，你是龙的传人，怕是要杀头的。辛亥革命之后，把龙旗砍倒，中国人也不会把龙当做民族图腾。民国的时候，如果真的要票选民族图腾，恐怕更有资格当选的，应该是狮子。为啥？因为拿破仑说中国是东方睡狮，这个传说倒是风行一时。所以，龙成为民族图腾，包括和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等等意象混在一起，其实都是拜当时的流行歌曲以及春晚的影响力所赐。哦，原来如此。

施爱东老师接着问我，那龙是皇帝的代表，这又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我说，这应该真的就很久了吧？汉代？施老师说，不，是元代，更准确地说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的事儿。那一年，元朝朝廷下令，所有的龙都只能归皇家所有。但问题是，当时民间到处都是龙，老百姓的衣服上绣的，家里房梁上雕的，全是龙。那怎么办呢？元朝皇家想出来一个办法，说，什么是真龙？五爪（也就是爪子上有五个指头）加头上有两个角的才是真龙，只能皇帝用。

普通人家衣服上绣的房梁上雕的，三爪的，那不是龙，另起个名儿吧，那叫“蟒”！就是后来说的蟒袍的蟒。你看，这是通过硬给中国传统的龙加了两个爪，才把龙的形象垄断给皇家了。事实上，在此前比如宋代的时候，皇帝也可以穿带龙的衣服，官员也都可以穿，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关于这个，施爱东老师还有一本专著，就叫 《中国龙的发明》 。你可以参考。

所以你看，所有的文化符号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被反复定义、修改过的存在。 包拯也不会例外。

不过，那个疑问我们还是没有放下：传说可以修改事实，但是它总得有个一开始的故事内核吧？包拯有很多事迹，但往往都是怎么为官清廉的，怎么直言敢言的，很少有断案子的。难怪啊，人家包拯毕竟主要干的是财政和监督系统的官员。

那为什么包公后来在民间变成了一个为民做主的司法之神的形象呢？这又怎么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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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历史上的清官、好官多了去了，为什么最后成名的会是包拯？

这还真不完全是运气。这里面还真有一点包拯自己努力的因素在里面。

包拯这一生，留下来的是各种各样的光辉事迹，但也有人说他的坏话。谁啊？欧阳修。这背后其实是一段政坛恩怨。你可以出门左转，去看我们节目公元1043年讲庆历新政的那一期。里面就交代了前因后果。因为庆历年间的那次冲突，欧阳修这辈子对包拯的印象是有瑕疵的。

我们来看欧阳修是怎么说的，大概的意思是：包拯这个人啊，性格很刚直，人品还不错。但是呢，没有什么学问，对朝廷的很多大事，考虑得不成熟，不深入。非常可惜。

你别觉得话不好听。我倒是觉得，包拯之所以后来声名大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藏在这段话里。

包拯是没学问吗？是考虑问题不深入吗？你可以去看看包拯留下来的奏议集，就是他这辈子写的100多篇奏疏，我觉得欧阳修的评价，其实可以换另外一个词，“就事论事”。是的，包拯这辈子知人论世，就事论事，见招拆招。看见人有劣迹，就弹劾这个人；看见什么政策不妥，就讨论这个政策；看见皇帝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说这个毛病本身。不随便讲大词儿、上价值、搞联想。这和欧阳修这些人的风格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欧阳修这个大儒看来，这就是深度不够嘛。

但是，包拯这种论政的风格也带来一个后果：他没有帮派团伙。他就是这么一个遇到看不惯的事，张嘴就说的人。他不会被牵扯进别的逻辑里面。

举个例子，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推出的各种改革措施，包拯觉得有问题的，马上就举手说，我反对。他才不管是不是要保护改革派的热情呢，也不管自己是不是站在了范仲淹的对立面呢，我“就事论事”，怕什么？而欧阳修的考虑就要复杂得多。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这件事本身行不行得通，而是要维护改革派的团结一致。你看，这就是聪明人的问题。他们往往会进入一个非常复杂的思维模式，喜欢思辨，喜欢辩论，结果是把局面搞得越来越复杂。局外人很难看得清里面的是非了。

而包拯这辈子，反正只会一招：直拳。说得对不对，见仁见智，但是谁都不会怀疑他有什么花花肠子。

司马光后来对包拯有一段评价。说手下人找包拯说事，包拯一点也不给人留面子，当面经常说非常难听的，甚至有点侮辱人的话。但是，如果手下人说的有理，包拯也没什么心理负担，你说得对，听你的。这叫“刚而不愎”——性子硬，但是不顽固。做到这一点挺难的。你看，这是思想简单直接。

南宋的时候，朱熹也说过一段包拯的故事：包拯年轻读书的时候，经常要经过一个富人的门口。有一次，富人就请包拯进去坐坐吃顿饭。这是要交朋友的意思。包拯跟伙伴说，不去，他是个富人，我将来要是中了进士，在这里当了官，现在认识这么个人，将来不是个负担吗？我不去吃他的饭。朱熹直感慨，交朋友要谨慎啊，包拯做得好啊。你看，这是关系简单直接。

包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到了极致的人，眼里没有亲戚、没有朋友、甚至没有人情。这样的性格，当然非常容易被舆论赞扬。但更重要的是，他在当时，会成为政坛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而在后世的传说中，他更会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一个非常显眼、好辨认的角色。甚至，后人在讲故事的时候，是缺不了这样的人物的。

这让我想起汉武帝时期的一个人，叫汲黯。这个人官职不高，最高才做到九卿的位置，相当于现在的一个部长。按说，这样的人在汉武帝的历史中并不重要。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偏偏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写他。为什么？这里面，固然有汲黯爱提意见又不得志，司马迁跟他有精神共鸣这样的因素，恐怕还有另外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历史的叙述者，司马迁需要汲黯这样的人物。汉武帝带来了新的秩序，新的知识，启用了各种各样像卫青、主父偃、李广利这样的人物，这都是新时代的新新人类。但是，有新时代和新人类，就必须有代表旧时代的反对派。否则，司马迁的故事怎么讲呢？

对，汲黯就是司马迁浓墨重彩写的那个反对派。他跟包拯一样，性格耿直，六亲不认，人见人怕。对皇帝也不假辞色。汉武帝干什么，他基本都反对。有了他作为坐标和背景，我们就既能看得到汉武帝时代的飞扬和进取，也能看得到那个时代的孟浪和荒唐。你看，这就是简单人物在历史叙事上的价值。

公元1062年，大宋嘉祐七年，包拯去世了。

他活着的时候，只是大宋朝堂上的一个模范官员。他很优秀、很简单、很醒目，甚至很孤独。当时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今年他这一死，他的另一条生命才徐徐展开。中国人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渴望投射到他的身上：你如此简单又如此强大，拜托你，站到一切黑暗、不公、强权和诡计的对面，成为一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指望、可以祈求的拯救的力量。

美国作家大卫·伊格曼在《生命的清单》中写过的一段话，他说，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第一次，是你的心跳和呼吸停止的时候，这是在生物学上被宣告死亡；第二次，是你被埋葬，人们在出席你的葬礼的时候，这是从社会关系上宣告你不复存在；第三次，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记的时候，整个宇宙都将不再和你有关，你才真正地死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拯虽然在今年去世了，但是他却实现了永生。中国人大概率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包公、包青天了。

包拯用自己的故事提醒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可以有两个方向的追求：

要么你就活得丰富复杂、活得花团锦簇、活得精彩绝伦，就有机会不辜负这仅此一次的生命。

要么，你也可以追求活得简单，简单到活成一个符号，一个念想，一个子子孙孙都可以传颂的名字，就有机会不辜负那千秋万载的悠悠史册。

两个方向都通。看你怎么选。

我曾经在朋友圈看到一段话，非常精彩：“没有任何一种品格可以高枕无忧。一个人清高，需要宽容，否则清高就成孤傲。仁慈，需要果断，否则仁慈就成软弱。强大，也要有所敬畏，否则强大会生暴戾。富有，需要节俭，否则易成奢靡。博学，说话时需要浅显，否则易成刁钻。尊贵，需要谦卑，否则易生傲慢。凡事有阴阳。物无善恶，过则为灾。”

但是，今天面对包拯的故事，这段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没有任何一种性格，一定是不好的，一定会导致人生的灾难。 任何一种性格特质，只要不断地向上提升，不断地受到善意、知识和建设性的滋养，最终都会得到文明的褒奖和纪念。

我们下一年，公元1063年再见。

来源：商财洞察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