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雷州半岛，宗族械斗历来是一个令本地官员头痛不已的社会顽疾。根据《海康县志》记载，民国时期海康县（今雷州市）共发生宗族械斗1009宗，参加械斗人员达10900余人，共打死2253人，打伤4633人。
在雷州半岛，宗族械斗历来是一个令本地官员头痛不已的社会顽疾。根据《海康县志》记载，民国时期海康县（今雷州市）共发生宗族械斗1009宗，参加械斗人员达10900余人，共打死2253人，打伤4633人。
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后，械斗也未曾远去。比如，1949年至1971年，全县仍有293起械斗，5万余人参与，死伤惨重；1980年5月，仅仅一个月内就发生了6起械斗；1990年一场械斗，双方出动超200人，死伤近百。
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破碎的家庭与撕裂的乡土。雷州宗族械斗为何如此惨烈而持久？其根源深埋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制度、宗族结构与社会变迁的复杂土壤之中。
宗族械斗这一现象，绝非雷州独有。上古时期，以血缘为纽带的父系氏族社会，便形成了“一姓一村”的聚居格局。随着人口增长和活动范围扩大，对有限资源的争夺自然引发群体间的冲突。
▲民国初期的民团武装
西周完善的宗法制，将宗族组织与国家权力高度捆绑，贵族垄断资源，维持了表面的稳定。然而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土地私有化瓦解了旧秩序，新兴地主崛起，社会资源争夺加剧，诸侯征战不休，民间私斗也风起云涌。法家如商鞅者，以严刑峻法强力镇压私斗，甚至一次处决七百人，虽能暂时压制，却无法根除资源争夺这一核心矛盾。
汉朝以降，儒家“家国同构”的理念为宗族发展注入新活力。特别是北魏推行均田制，虽以国家名义分配土地给农民耕种，却在基层形成了世族宗族主导、平民宗族依附的二元社会结构。
唐朝均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加剧，世族衰落，新兴的庶族地主崛起，失去国家土地保障的普通农民在灾荒战乱面前更加脆弱，不得不更深地依附于宗族以求生存庇护。
宋代是宗族社会发展的关键转折点。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大力倡导重建儒家理想的宗法社会。他们修族谱、立族规、建祠堂、置族田，极力强化宗族内部的等级秩序和凝聚力。通过“敬宗收族”，宗族的向心力空前增强，但排他性也随之加剧，对外来族群的抵触心理日益强烈，历史上著名的“土客之争”正是这种排他性的集中爆发。
宋朝统治者一方面扶持宗族作为基层治理的辅助力量，另一方面对可能威胁中央权威的地方大宗族毫不手软，如著名的江西“义门陈氏”，这个聚居3900余人的庞大家族，就被宋仁宗强行拆分为292支，分散各地（“江西老表”之称据说由此而来）。
▲有炮了，弄个土巡洋舰也不是难事
这种“化整为零”的策略，消除了地方豪强割据的隐患，却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众多实力接近的中小型宗族并存，彼此间缺乏压倒性的权威制约，一旦发生利益冲突，极易互不相让，陷入“谁也不服谁”的缠斗局面。因此，宋代虽无大规模战乱，但基层社会的宗族械斗却趋于频繁。
明清时期，宗族械斗达到历史高峰，几乎无岁不有，朝廷禁令形同虚设。这种暴力传统并未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而消失，一直顽强地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湛江地区在1980至1988年间竟发生1912起宗族械斗，参与者超过30万人次；1989年湖南嘉禾县一场械斗卷入3000多人，造成4死35伤；直到2015年，江西余干仍发生械斗事件。
八十年代初期，雷州的械斗现象也有所回潮，比如，1980年5月松竹、海田等公社短时间内就爆发6起；客路公社本立村村民甚至殴打前来制止械斗的公安人员达40名；1981年附城、雷高公社械斗双方动辄数百人参与，死伤惨重。1990年，海康县（今雷州市）进行“土地详查，划界分线”工作，这本是明晰产权的好事，却因触及最核心的土地利益，被一些宗族头面人物利用，煽动挑拨，当年即引发22起宗派械斗，其中大规模冲突9起。
白沙镇瑚村与和家村这对“老冤家”、杨家镇的前塘与山尾村、雷高镇的东界内村与东界外村，这六条村卷入的械斗尤为惨烈，每场械斗双方都超过200人，共造成3人死亡，近200人受伤。所以说，宗族械斗，就是以宗族为“作战单位”，围绕生存与发展资源所进行的赤裸裸的争夺。其两大核心要素，缺一不可——强大的宗族组织与对稀缺资源的激烈竞争。
▲清末械斗前的集合准备
那么，为何雷州半岛的宗族械斗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持久？其根本原因在于几个关键因素的叠加。
其一，生存环境的严酷与生存资源的稀缺。雷州半岛三面环海，历史上交通相对闭塞，远离中央政权核心区，国家治理力量鞭长莫及。其地理环境更具挑战，比如台风灾害频发，土地相对贫瘠（尤其古时水利不兴），可耕地、水源、山林、滩涂等维系基本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源非常有限。在生产力低下的年代，这些资源就是宗族延续的命脉。
一旦遭遇天灾人祸，或人口增长压力增大，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必然白热化。当外部协调（如有效的官府仲裁）缺位或失灵时，以血缘为天然纽带、具有高度内部凝聚力的宗族，自然成为个体争夺资源时唯一可依靠和必须依靠的强大后盾。比如，1981年11月，附城乡大埔、土角两村就因为土地争夺发生严重械斗事件，造成死2人，伤50人。
其二，宗族组织的异常强大与韧性。雷州地区深受传统儒家宗法文化影响，宗族观念根深蒂固。修谱牒以明世系、严族规以束行为、建祠堂以崇祭祀、置族田以赡宗族，这些措施在雷州得到广泛实践，使得宗族内部等级森严、管理严密、凝聚力极强。宗族不仅是一个血缘共同体，更是一个功能齐全的“小社会”，承担着互助救济、调解纠纷、兴办教育（族学）、组织防御（包括械斗）等多种职能。
当资源纠纷发生时，宗族领袖（族长、房长）可以凭借其权威，迅速动员族中青壮年男性，形成一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历史上像义门陈氏那样被拆分的巨族，其散落各地的支脉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宗族认同感，这种韧性使得宗族组织在雷州基层社会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成为械斗得以反复发生且规模巨大的核心载体。比如，白沙乡的瑚村与和家两村，自1932年以来，两村因邻近群众生产和生活纠纷引发械斗达数十年之久，烧屋铲村，相互残杀达470多人，1200多人流落他乡。
▲商人都有自己的武装
其三，国家权力的薄弱与治理效能的不足。雷州地处边陲，长期属于王朝统治的末梢，中央政权控制力相对薄弱。地方官府常因财政、人力、能力所限，对基层尤其是乡村社会的渗透和管理不足。对于复杂的山林、土地、滩涂、水利等资源纠纷，官府往往缺乏足够的技术手段和行政效率去及时调查、公正裁决。
明清两代虽屡颁禁令，但缺乏深入乡村的有效行政力量去预防和化解矛盾。当官府缺位、仲裁不公或执行无力时，宗族基于自保和争夺利益的需要，只能诉诸自身力量，“以牙还牙”、“血亲复仇”的古老逻辑便成为现实选择。
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基层政权建设一度面临挑战，社会控制有所松弛，法制尚不健全。比如，1980年本立村村民敢公然大规模围攻执法公安人员，正是基层治理权威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点严重缺失的极端体现，也助长了宗族势力通过暴力自行其是的风气。
其四，社会转型期的制度变迁与利益重新分配。土地改革和集体化时期，传统的宗族纽带曾受到巨大冲击。然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集体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控制放松，个体和家庭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的同时，对土地、山林、滩涂等资源的权属意识也空前增强。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土地资源的价值急剧攀升。
1980年代初和1990年海康县“土地详查划界”时期械斗的集中爆发，清晰表明土地权属的重新界定和潜在经济价值的显现，直接触及了农民和宗族最核心、最敏感的利益神经。在这个制度转型的空窗期，蛰伏的宗族意识和势力，利用其固有的血缘认同和组织网络，迅速被重新激活和动员起来。历史上积累的旧怨，在新的巨大利益驱动下被重新点燃，并与现实的资源争夺紧密结合，最终演化为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1908年，广东地区，出发前去弹压宗族械斗的清兵
宗族械斗的本质，终究是披着血缘宗法外衣的资源争夺战。从白沙的瑚村与和家村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仇杀，到1990年东界内、外村因滩涂归属而发生流血冲突，其核心驱动力从未改变——那就是对土地、水源、祖坟风水、滩涂捕捞权等直接关乎生存与发展资源的激烈争夺。强大的宗族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资源的稀缺性、不可替代性以及价值的提升，则不断激发冲突的动力；而国家权力在基层的薄弱、治理的滞后或失效，则无法阻止暴力冲突的爆发和升级。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基层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大规模宗族械斗在雷州乃至全国已呈锐减之势。经济的繁荣、就业的多元化、社会保障的逐步完善，极大地降低了个体对宗族和土地的绝对依赖。现代法治观念和国家权威日益深入人心，逐步取代了宗族私刑和暴力解决的旧有逻辑。
雷州半岛上那浸染了太多鲜血的红土地，是宗族械斗这一历史痼疾的沉重见证。它的顽固存在，是严酷自然环境、深厚宗法传统、复杂历史变迁与国家治理效能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告别这段血色历史，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唯有如此，雷州半岛才能彻底抚平历史的伤痕，让和谐发展的乐章永远取代那令人心悸的械斗锣声，迎来充满希望的明天。
来源：人文雷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