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Loïc Prigent 总是坐得离人群稍远一点。他不抢话,不总结,不着急发表态度,只是在某个沉默的时刻举起摄像机——像是有人轻声说了句“现在可以拍了”,但其实没人说。他拍下模特不安地整理头发,拍 Karl Lagerfeld 像机关枪一样吐出法语词组,也拍设
Loïc Prigent 总是坐得离人群稍远一点。他不抢话,不总结,不着急发表态度,只是在某个沉默的时刻举起摄像机——像是有人轻声说了句“现在可以拍了”,但其实没人说。他拍下模特不安地整理头发,拍 Karl Lagerfeld 像机关枪一样吐出法语词组,也拍设计师在后台把成衣一件件翻出来,仿佛翻一场还未成形的梦。
他爱荒谬胜过完美,信任语气多过结构。他从不高调批评时尚圈的空洞,却总能精准记录它发笑或失语的那一秒。有人说他是“局外人”,但他从不站在外面。他只是像一块录音带,悄悄运转着,把那些没人注意的情绪收进来,然后剪出一个刚刚好的节奏。
从布列塔尼的咸风到巴黎工坊的灯光,从高定秀场到网络短片,从模特咒骂到缝纫师的手,他拍下的不只是时尚,而是它周围的那一圈:人、噪音、判断、压力、幽默……
我们与时尚纪录片导演进行了独家对话,试图阐明在这个曾经是自由记者的时尚资深旁观者眼中——时尚的迷人之处是什么?时装是肤浅的吗?时装世界的真实与幻梦究竟发生在哪些维度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时装?
Loic Prigent近照,由Prigent提供
布列塔尼的海风里没有高级香水的味道,只有咸湿的空气与农田的安静。在这个法国西北角落的乡村,Prigent 的成长似乎注定与巴黎的奢靡无关。他的父母皆是农民,家中既无丝绸也无 Chanel,唯一的“高定时刻”来自电视荧幕上 Dalida 的演出——她为一首歌更换三十六套衣服,歌声未落,童年的 Prigent 已深陷迷恋。
“她靠奇迹维生”,他回忆起那一刻,语气里依然带着一点不敢置信的温柔。那不是一次普通的电视节目,而是他第一次意识到:造梦机器是真实存在的,人可以把布料缝成魔法。
Prigent早年工作照,在Jean Paul Gaultier秀场后台。
他没有像老套励志故事那样“沉迷于巴黎时尚行业的光晕中”,反而带着一股观察者的冷静绕道而行。他学的是文学,靠自由撰稿维生,为《Libération》等报纸供稿。他始终不肯让自己变得“时尚”,却又一再靠近那些关于时尚的边界——不是为了融入,而是为了“搞明白这些古怪又自信的人,究竟在信仰些什么”。
Prigent早年工作照,在Jean Paul Gaultier秀场后台。
真正改变他轨迹的,是 Canal+ 伸出的“那只手”——电视台请他和著名时尚节目主持人 Mademoiselle Agnès 搭档,拍摄时尚专题片。他一开始犹豫:“我没学过拍摄,不懂剪辑,也不敢出镜。”但他知道怎么聊天,知道怎么让一个设计师在镜头前放松,知道什么时候闭嘴让沉默变得有张力。那些技巧不是学院派教的,而是布列塔尼式的礼貌和新闻纸背后的聪明教给他的。
Loic Prigent及其搭档Mademoiselle Agnès,Agnès时常作为画外音加入Prigent的影片。
“时尚对我来说,不是目的地,而是我和世界交流的语言。”那时的他还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以 Karl 最信任的影像记录者身份,被邀走进 Chanel 高定工坊的密室,也没想过,在 Dior 这样“光辉制度”般的品牌体系中,自己也会成为讲述者之一。但那股探索的好奇心,早已悄然上路了。
如果说 Prigent 在布列塔尼的田野里发现了对时尚的幻觉,那么《Signé Chanel》就是他第一次把幻觉变成了现实。他带着一台肩扛摄像机走进 Rue Cambon 31 号,那是 Chanel 高级定制的核心地带,空气中飘着褶边、蕾丝与历史的尘。他没有喊“Action”,也没有设计镜头,而是像潜入者一样跟着工坊里的缝纫师、裁剪师、试衣模特、贴花工慢慢游走,镜头仿佛是一块无声的纱布,盖在这座高墙林立的梦工厂之上。
纪录片《SIGNÉ CHANEL》中 Prigent 对 CHANEL 2004 秋冬高级定制系列开发过程的独家深入记录。
他拍的不是高定本身,而是高定的“机制”:谁在做,怎么做,谁说了算,谁在沉默。他镜头下的 Karl 不像神,更像一个神经紧绷的总指挥,永远在吐槽、剪纸、拍大腿、改主意。也正是这次合作,奠定了他作为“时尚圈亲密外人”的位置——被接纳,但不融化。他自己说,
“Karl 教会我正视当下,不要沉溺无谓的怀旧”,这既是方法论,也是一种道德观。截图来自《SIGNÉ CHANEL》,纪录片中Chanel康朋街办公室中Karl Lagerfeld和Virginie Viard以及一众手工坊员工的工作情形均得以展现。
《Signé Chanel》的成功不是爆炸式的,它更像是一条暗流:安静,但无法忽视。它让 Prigent 意识到,他不需要仰视这个世界,而可以在平视中发现它的“悖论与诗意”。他不是来歌颂时尚的,他是来拆解它的肌理的——用幽默、真实、与一点点冷眼旁观。之后他开始拍《The Day Before》,记录设计师们在发布会前最后 48 小时的焦虑与失控,从 Fendi 到 Sonia Rykiel,从 Jean Paul Gaultier 到 Marc Jacobs,每一次都像是潜入一场即将起飞却可能坠毁的演出。
《The Day Before》由10集纪录片组成,记录了设计师们在发布会前一天的工作状态。
Prigent 真正感兴趣的,是“秩序之下的混乱”。他的镜头避开炫目的 T 台,停在模特卸妆时的怔忡、助手奔跑时鞋底发出的啪嗒声、设计师轻声咒骂时撇嘴的细节。他把后台变成了主舞台,把“肤浅的世界”拍得深刻而诚实。时尚在他眼中不再是一场完美的幻术,而是一种永远在奔跑、永远不完整的热病——而这正是他最着迷的部分。
《The Day Before》纪录片中的:Karl Lagerfeld、Sonia Rykiel 以及Jack McCollough、Lazaro Hernandez设计师二人组。
Prigent 不讳言他迷恋“肤浅”这件事。在他的世界里,肤浅从不是贬义词,而是一种被误解的直觉力,是一种识别时代温度的精确方式。时尚金句、模特小声抱怨、设计师没睡好时的神经质发言,这些看似琐碎又搞笑的片段,才是他眼中最具洞察力的时刻。他像个语言学家,但研究的是“滑稽语调”与“荒谬美学”。
在社交媒体随时爆炸的年代,他成了最懂怎么让一个金句“爆炸”的人。他剪辑时刻意留下模糊、不完美与自相矛盾的句子。他从不害怕尴尬,甚至主动搜集尴尬。
他说:“有时人们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但正因如此,那些语句才如此诚实。”他从不试图控制对话,而是用剪辑去提炼语气中的裂缝,让一个世界在碎片中闪光。他的纪录片从不“解释”时尚。他不是说教者,也不服务于品牌的叙事逻辑。他更像一位声音采集师,一旦发现有趣的调频,便将它框进镜头。于是,我们得以看到 Jacobs 在办公室抽烟咒骂,看到 Alber Elbaz 边吃饼干边改裙子,看到一位模特说“我其实不太懂这场秀,但我希望别人以为我懂”。
纪录片《Marc Jacobs and Louis Vuitton》海报
幽默背后,是极其精准的情感控制。他深知镜头能摧毁一个人的自尊,也能放大一个人的虚荣。而他的方法,是让拍摄对象变得“合拍”,让他们知道镜头不是敌人,而是一种共享的幽默。Prigent 相信“共谋感”是最好的保护伞——当一个模特笑着吐槽造型像灯罩时,那种坦率,不是嘲弄,而是信任。
但他也不总是温柔。面对话语失控的时尚生态,他保留讽刺的权力。他从不掩饰自己对“空话”的厌恶,也从不掩饰对真正创作力的钦佩。他以最轻佻的语气,讲述着最沉重的事实:美、荒谬、欲望、资本,它们与真实共存。
截图来自《Marc Jacobs and Louis Vuitton》
时尚界总是充满了“讲好品牌故事”的声音,而 Prigent 似乎从未真正加入这场合唱。他始终处于一种奇妙的中间态:既被品牌信任,也不为品牌服务。他的纪录片,既不属于时尚官方机构,也不属于新闻批判体制。他用的是第三种语法——观察者的、不设防的、带一点微笑的质疑。
在 Dior 找上他时,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太好了”,而是“我能拍点真正的东西吗?”《Her Dior》这部纪录片正是他主动提议向 Maria Grazia Chiuri 发起的项目,聚焦她与女性艺术家的合作。在这次拍摄中,Prigent 几乎彻底放弃了对“美”的执念。他记录策展人走神的瞬间、模特不知所措的眼神、团队成员紧张到手指颤抖,也捕捉那些在工作间隙打趣调侃的轻松片刻。“我不希望她们被当作象征,而是被当作人。”他说。
纪录片《Her Dior》海报
Prigent 最反感的,是“为了讲述而讲述”的影像。他对流程化、模板化的叙述结构几乎本能地抗拒。他不安排拍摄日程,而是随团队移动,在混乱中等待瞬间。他曾开玩笑说自己的拍摄方式像“蹲在厨房看别人炒菜”,但他炒的不是菜,是人与人之间的化学反应。他不需要全部的真相,只需要一个破绽:一声叹息、一句咒骂、一次不经意的笑。
他所揭示的,是时尚影像中长期被忽略的另一层面:合作的复杂性、创作的不确定、以及构建一个形象时的无数失败版本。在他镜头里,时尚不是线性的胜利史,而是一场永远在被重写的试验。他从不追问“你成功了吗”,他关心的是“你在试图什么”。
截图来自纪录片《Her Dior》
正因如此,越来越多品牌选择让他介入——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有温度。他也从不掩饰他对这种“温度”的筛选标准:真实感、语气错乱的段子、非完美主义的瞬间。他坚信:“你可以不懂时尚,但你总能懂一个人眼里藏着的那点压力。”
在巴黎第十区一间不起眼的小楼里,藏着 Prigent 的影像基地——Deralf,一家只有七人的微型制作公司。没有玻璃墙会议室,也没有品牌公关来来往往的热闹,这里像一间后现代编辑室:墙上贴着高定工坊的行程、Jacobs 的传真手稿,桌子上堆着便携硬盘和看不清标记的 DV 带。Prigent 坐在最靠近阳光的位置,耳机半戴着,剪辑软件像他身体的一部分。
Deralf 这个名字来自 Prigent 第一部时尚纪录片的一篇影评。影评人用一句话形容他的作品:
“Divertissant Et Révoltant A La Fois”(既有趣又令人反感),Deralf 正是这句话中每个单词首字母的组合。这个词听起来像 Karl 小时候为“flared”(喇叭裤)所发明的幻想词“deralf”,既像是对 Karl 的私人致意,也像是 Prigent 整个人的工作哲学:用错位的方式重新观看时尚。他不需要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影视团队”,他要的是一群能迅速理解语气、掌握剪辑幽默节奏、甚至敢对时尚圈说“不”的人。John Galliano 在 Dior 后台,拍摄于1997年1月。
在 Deralf,Prigent 几乎亲手把控所有关键步骤。从拍摄方向、采访结构,到最后的节奏剪辑,他不交给外包,不信赖标准流程。他说:“我拍的不是画面,是语调。如果你剪掉语调,那整部片就死了。”他的片子有时显得粗粝、不够“精致”,但那种“不完美”恰恰保留了对话里的断裂、空气里的紧张感,还有那些未被安排好的真实瞬间。
团队里的人多是年轻人,有些从网络视频平台转来,有些是艺术院校的学生。他喜欢“思维反常规”的人,有时也给他们很宽松的剪辑权限,但前提是:必须捕捉到荒谬。“叛逆和温柔不冲突”,他笑着说。这句话在他嘴里不像一条理念,更像是一种风格训练:如何在一个结构严密的行业中,保持对语言和人的绝对敏感。
Moodboard网页中搜索404页面下赫然出现纪录片中姿势慌乱的超模Naomi Campbell的形象
Deralf 并不大量承接商业项目。他们的运作更像一个“游牧式实验室”,接下拍摄任务时,会优先考虑“能不能说真话”、“有没有边缘人”以及“这个团队是否足够混乱”。他们经常被大品牌邀请,又经常主动退出。他们不是时尚工业的一部分,更像是它的镜子,时不时发出一点冷光。
在时尚界,没有人比 Prigent 更像一名不动声色的“暗中观察者”。他不属于任何品牌,也不忠于任何编辑部;他是 T 台前排熟悉的身影,却永远站在评论之外。他像一个拿着隐形笔记本的间谍,用镜头记录这十年巴黎时尚的光怪陆离、权力更迭与节奏崩塌。
法国版Harper‘s Bazaar专题《由 Loïc Prigent 讲述的疯狂时尚史》封面配图,将Prigent与其报道过的时装秀拼贴到一起。
在他看来,时尚不再仅仅是设计和工艺的比拼,而成了品牌构建图像的高速战场——拍摄、发布、刷屏、遗忘,一切都在 24 小时内发生,也在 24 小时内消解。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清楚知道,自己所记录的东西正被另一种节奏替代。
这也是他开始越来越多地采访评论人、策展人、非设计类参与者的原因。他不再满足于拍模特如何走路,而是好奇:
他们为什么愿意再穿这些衣服?一件夹克为什么能引起一个艺术总监的共鸣?一场大秀如何从灵感到执行,变成公共文化的事件?他与《Vogue Paris》前主编 Eugénie Trochu 的对谈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是在聊衣服,而是在拆解语言、观众与构图的关系。在独立杂志《System》第21期,《Vogue Paris》前主编 Eugénie Trochu与Loic Prigent进行对谈。
他越来越像一位文化社会学者,只不过他的观察方式仍旧是 Prigent 式的——以笑话作为开场、以沉默作为注解。他说:“我看着一切变化,但不急着说它们好还是坏,我只记录它们在变。”
也正因如此,在一个高速消费与更新的时代,他的镜头反而保留了一种“反动态”的价值:它不追热点、不给答案,也从不急于判断。他就站在那里,用一种带着偏见的诚实,捕捉着时尚这台庞然机器每一次翻身的震动声
Prigent 并不完全认同“高级定制是时尚的未来”这种说法,但他承认,当他站在 Atelier Flou(高级定制工坊中的“软装”部门)面前,看着一个姑娘花 72 小时只为缝出一行透明暗扣时,他的呼吸还是会慢下来。他迷恋工艺带来的“时间感”——那是数字时代最奢侈的尺度。他说:“高定不只是贵,而是缓慢,是让身体和结构重新对话的一种方式。”这份迷恋并非复古情绪,而是一种抵抗。
以展览“Karl Lagerfeld: A Line of Beauty“为契机,Prigent走访了Karl Lagerfeld在Chloe、Fendi以及CHANEL时期的手工坊负责人并创作纪录片。
但与这份对手工奇迹的热爱共生的,是他对当代时尚叙事机制的冷静质疑。他越来越不相信“讲好一个品牌故事”这件事。他说:“品牌越来越会讲故事,可问题是,这个故事你真信吗?”在他看来,今天的品牌太懂如何包装“态度”了——环保、女性主义、多元、政治正确,所有标签都被用得恰如其分,却越来越像一次次语义闪避。
他对语言的敏感,让他对“标语式传播”格外警觉。他拒绝那种把“反抗”当作挂饰、把“女性力量”做成印花的空洞方式。他在《Her Dior》的拍摄中尝试打破这一逻辑——不再让艺术家“代表”什么,而是让她们讲自己的工作。“政治不在口号里,在她如何操作镜头、如何与身体对话、如何在疲惫中继续作品。”他这样理解时尚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他对年轻创作者也抱有近乎矛盾的态度。他欣赏他们“不服管”的直觉、社交媒体上的视觉爆炸力,却也时常感叹他们“太快了”。“很多年轻人只拍剪辑,不做提问。”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技术不成熟,而是“没有给语言足够的时间长大”。当他采访新一代设计师时,最关注的不是他们的灵感来源,而是他们是否真的读懂过一个人的身体、是否理解布料如何改变空间。他讨厌空谈,也讨厌模仿。他喜欢原创,但更喜欢那种“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笨拙。
这也是为什么他最近着迷于一些低调的新名字——一个用玻璃做皮衣的巴黎年轻人、一位从东非织物中拆解结构的独立设计师,还有一位只拍三分钟 Vlog、但每句旁白都写得像诗的摄影学生。他说:“这些人也许不会红,但我愿意帮他们留下一段像样的影像。”
在 Prigent 的剪辑台上,从来没有所谓“最后一版”。每一个画面都可能再被修改,每一句语气都值得反复推敲。对他来说,“完成”从不是目标——比完成更重要的是“仍有疑问”。他把纪录片拍成开放句式,把时尚当作一场永远未竟的句读练习。
此前,他曾与 Dior 合作拍摄纪录片《Her Dior》,这部关于女性艺术家与品牌对话的项目,不像传统宣传片那样结构工整、镜头优雅,反而更像一场聚会后的复盘:凌乱的、真实的、情绪横跳的。与此同时,他正为法国时尚博物馆策展的 Worth 展览拍摄纪录片,也参与了数家时装屋的私密项目——它们大多没有公开名称,不打算在平台上线,像是某种“影像备份”,为了未来某天的回望而做。
为纪念设计师Charles Frederick Worth而举行的展览“Worth, Inventing Haute Couture” 中的海报,Prigent为展览进行视频讲解并在网页上策划了专题内容。
更安静的事还在不断发酵:他推出了一个名为 Fashion Moodboard 的网站,想在那上面发表他迟迟未动笔的长文,写写 Karl 的短语节奏,写写他在 Gaultier 工坊吃的最差的一顿午餐,也写写模特们在后台哭的原因。他不是想做评论家,而是“为自己补一份笔记”。这份笔记,或许会成为一种新的形式——影像与文字并行、速度与慢节奏共存。
Prigent在Mood栏目中释出未收录在过往视频中的采访片段,图片来自Catherine Deneuve特辑封面。
他说自己不擅长计划未来,“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我只是习惯躲进镜头里反应。”但无论未来走到哪里,他始终会站在那个边界上:既在时尚之中,又保留自己的一步距离。他不做结论,也不写总结。他用剪辑拖延时间、用语气解构语言。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却始终对“惊讶”保持偏执的期待。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想拍,是因为它已经不再让我好奇。”Prigent 坐在剪辑室的角落,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一点伤感,只有一种近乎柔软的坦白。他不以激情工作,也不靠信仰维持。他靠的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敏感力,一种相信“混乱中有意义”的固执信念。
而在这个被图像吞噬的时代,他的镜头反而像是反图像的——低调、慢、反光。它不告诉你看什么,只是陪你一起等待那个“啊哈”的瞬间。Prigent 不会喊“Action”,但他永远知道什么时候该按下录制键。
Interview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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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导演
Loïc Prigent
W*:
你为何从平面媒体转向电视——再最终进入时尚纪录片领域?是出于对时尚的热爱,还是因为被现实的荒诞性所吸引?
LP :
我转做电视,是因为作为报刊自由撰稿人的收入完全不够生活。有一个月,我的稿费还不到我房租的数额,我立刻转向了电视。而时尚纪录片的创作非常棒,它让人终于可以对时尚这只“蝴蝶”进行一些深度思考。我非常热爱服装,也非常痴迷现实的荒诞——谢谢你注意到了这一点!
拍摄中的Loic Prigent
W*:
你采访过许多资深业内人士——他们如何回应你有时带刺的语气?在面对“时尚大佬”时你会收敛一些吗?有没有某些时刻你想:“这人太体制化了,不能太锋利”?面对老套或公关式的回答,你是如何打破对方防备的,比如像你采访 Maria Grazia Chiuri 那样?
LP :
我记得拍 Marc Jacobs 的纪录片那六个月里我总是跟他开玩笑,但他几乎从来没听懂。不过他也从不责怪我。我经历了六个月的“笑话失败日常”!通常当设计师看到剪辑成片后,才开始真正信任我。或者,他们会从我真诚回应他们的回答中感受到我的兴趣。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面对我这么一个“怪胎”,是挺挑战的。
截图来自《Marc Jacobs and Louis Vuitton》
W*:
为了让一次采访真正“点燃”,你会扮演哪种角色——“观察者”?“挑衅者”?还是“局外人”?
LP :
我现在的策略是提最开放的问题,最中性的提问,让对方完全自由地说她想说的东西。她们的思考总比我这个小脑袋能想到的要深远得多。我不是在假谦虚,我是真心这么认为。比如你问“为什么这季用了黄色”,回答往往都会非常精彩。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坏问题”。我也知道自己不是这个行业最棒的采访者,但起码我知道这点,这已经是第一步了。
W*:
如今,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独立声音”。品牌和公关会请人坐上前排,但评论却常常浅尝辄止。你认为当下时尚评论的瓶颈是什么?它该如何进化?你对内容创作者们有什么建议或警告?
LP :
我们活在一个“即时点评”的时代。有时连完整的词句都没有,只是一个形容词,甚至只是一个表情符号。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所以至少要争取一个“积极的眨眼”。我不介意这个节奏,总比漠不关心强。我自己的 fashionmoodboard.com 网站上经常写长到六万字的时尚文章,这让我可以几周沉浸在一个议题里,非常解压、也非常充实。
《I Love to Hate Fashion》一书中,Prigent收集了过往采访者的精炼的短句。
W*:
“前台(Frontstage)”还是“后台(Backstage)”——哪一个更令你兴奋?你还记得你人生中看的第一场时装秀吗?那是怎样的场景?你当时脑海里在想什么?
LP:
你知道吗,我第一场看的秀就是 Dior 的成衣发布,当时由 Gianfranco Ferré 操刀。我是个自由撰稿人,报社的一位同事拿到了邀请却去不了,就把票转给了我,我简直开心疯了。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现场的氛围、第一排的神秘气质、模特的动作编排、走路方式、转身,还有当时观众还会鼓掌的节奏。我那一刻就知道,这个世界是一座宝藏矿山,我必须在里面多呆一会儿。
W*:
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很多人是通过翻译或字幕来看你的视频。你有计划在中国的时装周期间进行拍摄吗?你是否考虑过那里与巴黎在运作逻辑上的巨大差异?你会如何适应这些文化与区域上的差异?
LP:
我以前确实在中国拍过一些秀,但还没机会完整地拍摄一次中国的时装周。这个国家的文化让我非常着迷。杭州之美,真的令人屏息。我非常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在中国拍摄。
时尚让我学会欣赏别样文化,也学会了如何去“看”、去赞美自己的邻居——其实他们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CHANEL2024/25高级手工坊系列发布会前夕,Loic Prigent与中国主持人Linda在秀场外围的西湖湖畔为全球观众进行直播主持。
W*:
自去年以来,时尚界“创意总监大风吹”游戏愈演愈烈。许多历史悠久的品牌至今尚未确定掌舵者。你如何看待这场“更换世代”的局面?你觉得今天的时尚行业最缺的是什么——天才、耐心,还是明确的方向?
LP :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迎来过去三十年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尚时刻之一——那么多新面孔将掌管重要品牌。但我也对年轻品牌的生存状况感到担忧,很多都面临经济困境,我希望它们能撑住。
我们必须同时维护那些具有长期性和全球影响力的大品牌,以及那些独立而鲜明的创作视角。我还没爱够我的这份工作,这一点是肯定的!6月底2026春夏男装系列中,我们即将见证Jonathan Anderson在Dior第一个系列。
撰文:Makoto Li
来源:卷宗Wall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