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塞缪尔·多伊，这个出身底层的利比里亚土著青年，凭借一支小队的突袭，在一夜之间从无名上士跃升为国家元首。外界都以为好日子要来了，不曾想，迎接自己的是“十年独裁”。

上世纪八十年代，蒙罗维亚的总统府内响起枪声，一场权力的更替悄然上演。

塞缪尔·多伊，这个出身底层的利比里亚土著青年，凭借一支小队的突袭，在一夜之间从无名上士跃升为国家元首。外界都以为好日子要来了，不曾想，迎接自己的是“十年独裁”。

非洲西岸，有一个被称作“自由之地”的国家，它的名字叫利比里亚。

这里既没有经历欧洲的殖民掠夺，也没有被列强瓜分的屈辱史。可如果撕开历史的外皮，就会看到其中掩盖着一场：以“解放”为名的移民殖民游戏。

这个游戏的参与者，并非白人，而是一群从美国返回非洲的自由黑人。

十九世纪初，美国在废奴运动的大潮中，解放了数百万曾被买卖为奴的非洲黑人。

这些“自由人”的命运并未得到真正改善。白人社会虽无法容忍他们真正融入，于是，一个“送他们回去”的方案悄然成型。慈善组织和政界达成共识：由联邦政府出面，在非洲西岸划出一块土地，作为黑奴回归的安置点。

这块土地，就是日后建立为共和国的利比里亚。

1821年，首批“自由人”乘坐船只，在今天的蒙罗维亚附近登陆。他们带着西装、圣经、英语口音和美国宪法，从北美大陆而来，自认为是文明与秩序的传承者。

在他们眼中，非洲大陆不过是一块未经开化的蛮荒之地，而那些赤足而行、依靠部落生存的土著黑人，不过是需要教化的“野人”。

美裔黑人在美国接受过基督教教义与英美教育的熏陶，他们迅速在当地建立起一个仿照美国模式的政府。利比里亚不仅在宪法、司法制度乃至于教育体系上全面照搬美国，就连国旗也几乎是星条旗的翻版。

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是“回家”的建设者，是“现代文明”的代表，统治这片土地天经地义。

在土著黑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没经历过美洲奴隶制的苦难，却也未曾享受过北美资本主义的“文明光辉”。

他们的家园被收编，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他们的文化、语言与宗教被排斥。他们原本就贫穷，连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都难以获得，而掌权者却似乎更在意的是：维持与美国的“血缘联系”与权贵体系。

这种不对等的社会结构，逐渐演化为一种制度化的种姓制度。

美裔黑人自上而下掌握国家政权，而土著黑人只能在底层劳作、服从、沉默。土著无法参政、无法升迁，甚至在司法制度下也经常遭到歧视。

1980年4月12日的夜晚，一位穿着老旧军服的年轻军官，出现在总统府附近。他叫塞缪尔·多伊，28岁，是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军士长。

他身边只有17名士兵，都是军中地位卑微的土著，脸上写满了苦难与愤懑。他们今晚的目的，就是掀翻利比里亚的苍穹，让土著黑人成为这片天地的主宰。

时任总统的托尔伯特，是美裔黑人统治集团的一员，也是利比里亚最后一位“外来者”总统。

凌晨时分，多伊带着队伍，从后门潜入总统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书中被轻描淡写地称作“政变成功”：

在托尔伯特惊慌的目光中，子弹从黑洞般的枪口中喷涌而出，撕裂了这个共和国的最后一位美裔总统的胸膛。

完成任务后，广播电台突然发声：“利比里亚的人民，我是塞缪尔·多伊。今夜，我们推翻了腐败的政府。从此，这个国家将真正属于土著人民！”

对于利比里亚广大贫苦的土著民众来说，这段话宛如惊雷般在心中炸响。百余年来的屈辱与压迫，在这一夜被推翻。欢呼声、呐喊声、鞭炮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民众冲进街头，庆祝这位“平民英雄”的诞生。

第二天清晨，十几名政府高官被赤裸着拖到海边，绑在木桩上接受公开处决。子弹在朝阳下穿透他们的身体，血染沙滩。

这些人曾是国家的掌舵者，是媒体口中的“精英”，也是百姓眼中的“吸血鬼”。而此刻，他们成了“人民正义”的牺牲品。

围观群众没有一丝悲悯，反而激动得如同狂欢节。

多伊成立了“人民救赎委员会”，宣称要用集体领导的方式带领国家前行。但所有人都明白，真正掌握实权的，只有他一个人。

他穿着军装，站在主席台上发表讲话，口音浓重但神态自若，一副“人民之子”的姿态。他说：“今天开始，不再有阶级压迫，不再有外来者的统治。这个国家，将由真正属于它的人民来主宰。”

西方世界对这位突然冒出来的军事领袖充满疑虑，但美国政府却出奇地迅速表达了“理解与接纳”。

他们称这场政变是“利比里亚主权意志的展现”，事后不久便邀请多伊访美。在白宫的新闻照片中，美国大使与多伊亲切握手，笑容满面。

他们或许以为，只要多伊是个“听话的代理人”，那么利比里亚依旧可以为美国提供战略驻点与资源便利。

权力是一种极其容易让人上瘾的东西，尤其是当它来得如此迅猛，如此毫无阻碍时。

治理一个国家远比发动一场政变复杂得多。

多伊不会治国，也不懂经济，连基本的预算制度都一知半解，所能依靠的，唯有枪杆子和恐惧。

他开始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各级官员，这些人往往与他出身相似——粗鄙、缺乏经验，却对他绝对忠诚。

他们像一群饥饿的野兽，扑向这个国家的财富。矿山、橡胶林、港口、税收系统……在短短一年内，被他们瓜分殆尽。

多伊也变了，穿上了定制西装，配戴昂贵手表。身边围绕着一群恭维者，他们叫他“父亲总统”、“国家之父”，鼓动他废除集体领导，建立总统终身制。

多伊接受了这一切，公开宣布自己为总统，并通过一次被广泛质疑为“伪选”的总统大选，“赢得”了超过半数选票，名正言顺地坐上了国家最高宝座。

与此同时，他的统治变得愈发血腥与残酷。开始频繁整肃军中将领，哪怕是昔日一同参与政变的战友，只要稍露锋芒，便会被以“叛国罪”或“图谋不轨”处决。

他设立“国家安全局”，将无数普通民众、学生、甚至记者都列为“潜在颠覆分子”，凡是有异议者，不是被关进地牢，就是抛尸荒野。

家族垄断全国所有重要行业，从进出口贸易到粮食定价，无不插手；妻子成为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名义上是推动女性发展，实际上却将国家拨款私用；兄弟们掌控军事后勤，明目张胆地倒卖军火与燃油；连总统府的厨师都可以靠一纸“内线合同”发家致富。

国内民怨日益高涨，但多伊视而不见，沉迷于炫耀权力，频繁出访国外，用纳税人的钱住最贵的酒店、吃最奢华的晚宴。

此时的美国，渐渐对他失去了耐心。里根政府曾将他视为冷战中的“非洲朋友”。但当多伊无节制地迫害异己、阻止自由选举、与苏联接触试探时，美国政府开始断援。

1990年的蒙罗维亚，像是一口烧得通红的大锅，烈日、硝烟和怒火交织成一张无法逃离的天网。街道上枪声四起，民宅被炸出窟窿，尸体横陈，臭气熏天。

利比里亚，这个曾以“自由之地”自诩的国家，在多伊十年铁腕统治后，全面崩溃。

几个月前，一股名为“全国爱国阵线”的武装力量悄然崛起，领导者是查尔斯·泰勒。他以“铲除独裁、恢复民主”为口号起兵，所到之处皆号召百姓参与起义。

多伊此时已经失去了对现实的掌控。政府军人心涣散，财政枯竭，军火短缺，而更可怕的是——没有人再愿意为他而战。

昔日的亲信纷纷投奔敌营，忠诚的卫队开始盘算着“活命”比“效忠”更重要。多伊带着一小队贴身警卫，仓皇躲进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维和部队营地。幻想联合国能够庇护他，幻想国际社会还会出面调停。

9月9日清晨，叛军首领、原属克兰族的副司令约翰逊出兵包围了联合国营地。面对世界组织的抗议，他毫不在意，只说了一句：“我们要人，不要规矩。”

多伊被押出营地时，脸上的惊恐无法掩饰，身体止不住地颤抖。他被带到郊区的一处废弃建筑——这是约翰逊为“特殊招待”准备的“战俘室”。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场“示众式私刑”。

多伊被剥去上衣，双手反绑，双膝跪地。王子·约翰逊坐在一旁，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命令手下轮番审讯。他咬着牙问多伊：“你的钱藏哪了？你把国家的钱转到哪了？”

多伊一言不发，只是喘息着、哆嗦着，汗水和血混在一起滴落在地面上。

随后，是让世界媒体哗然的一幕：多伊的十指被一根根砍断，血从指尖喷涌而出，他痛得连叫喊都变成了嘶哑的低吼。

接着，又有士兵用军刀割向他下体，施以宫刑。有人用随身的录像机将这一幕记录下来，仿佛在拍摄一部充满象征的政治恐怖片。那盘录像带日后在非洲地下流传甚广，成为一个时代崩塌的黑色见证。

那种剧痛不是一个人可以凭意志扛住的，他的身体像被电击般痉挛扭曲，满地翻滚，口中吐出血沫。即便如此，约翰逊还嫌不够：“继续，继续，别让他死太快。”

多伊在撕心裂肺的痛苦中咬破舌头，几度昏死，又被冷水强行泼醒。他曾是利比里亚共和国的总统，是将军，是“民族救星”，但此刻的他，连一条狗都不如。

数小时后，多伊终于在极度疼痛与失血中死去。没有尸检，没有葬礼，他的尸体被丢弃在街边的破麻袋中，任人唾骂、践踏。

他以军事手段上台，又以血腥手段收场——这既是他的命运，也是他亲手缔造的宿命。

来源：鉴史观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