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穆旦在滇缅大撤退里经历了什么？他是幸存率不足10%内一员

摘要：听说过“穆旦”吗？他不是江湖大侠，而是中国现代诗坛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令人敬佩的是这位文坛巨匠曾在抗日烽火中，以一位翻译官的身份，跟中国远征军第五军，远征缅甸，他当时是什么军衔呢？并且亲历了二战中最惨烈的撤退——900公里野人山炼狱，蚂蟥吸血、疟疾横行！他是如何

听说过“穆旦”吗？他不是江湖大侠，而是中国现代诗坛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令人敬佩的是这位文坛巨匠曾在抗日烽火中，以一位翻译官的身份，跟中国远征军第五军，远征缅甸，他当时是什么军衔呢？并且亲历了二战中最惨烈的撤退——900公里野人山炼狱，蚂蟥吸血、疟疾横行！他是如何撤退的？今天，让我们揭开这位“诗人战士”的生死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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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本名查良铮（与金庸查良镛同族），1918年生于天津名门。在南开中学，他的同学圈堪称“民国顶流天团”。比如有后来成为外交部翻译泰斗，翻译英文版《毛选》的主译人员周珏良；还有诗译英法第一人的许渊冲，他可是国际翻译界最高奖得主；还有号称西南联大“狂士”，英美文学权威人物巫宁坤。

穆旦更是“狠人”——高中自学俄语，大学英语碾压教授，就是那种直接可以帮老师改作业的学生！

1938年他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师从吴宓（国学大师）、叶公超（诗人外交家）。同窗中还有北大名师王佐良、南大教授赵瑞蕻。联大流传一句话：“查良铮的诗，王佐良的论文，赵瑞蕻的嘴”——他的才华早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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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初，山河破碎，烽烟四起。国民政府发出“青年知识分子入伍”的号召，犹如惊蛰春雷，激荡着西南联大校园。教授们身先士卒：

化学系主任曾昭抡（曾国藩侄孙）报名当普通兵；

物理泰斗吴大猷（杨振宁恩师）支持学生投笔从戎。

24岁的穆旦热血沸腾——诗情激荡的胸膛里，家国责任同样炽热燃烧。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联大外文系的许多师生，在他的老师吴宓等爱国知识分子带领下，纷纷投笔从戎。穆旦与同窗好友周珏良等一起，怀着“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赤诚，毅然报名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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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西南联大担任助教的穆旦，正是以“教员”的身份响应号召入伍的。助教身份并未成为他报国的障碍，反而成了他献身国难的一个坚实起点。

穆旦凭借优秀的英语功底，在1942年4月他被火速调入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担任翻译官，这是中国远征军序列中最为精锐的部队之一，由黄埔军校毕业的杜聿明担任副总司令（兼任军长）。

因当时杜聿明需顶级翻译对接英美盟军，随时要对接一些紧急的协同作战事宜等。

同时，第五军是唯一机械化部队（配坦克团），急缺技术手册翻译人才。参谋长罗又伦（穆旦联大校友）点名要高级翻译人才。

穆旦虽无戎马背景，马上在部队里凭借深厚的专业素养被任命为中校翻译官。在国军序列中，中校已属中级军官阶层（通常对应于团长或资深副团长级别），职责非常关键。

杜聿明指挥作战（取材网络）

据记载，当时军中极度缺乏与他同等水平且兼具爱国热忱的语言人才。杜聿明将穆旦安排在军部核心层，让他列席军级作战会议。 杜聿明本人留学经历有限，前线与英美盟军的复杂协调、情报翻译、高层会谈，都需要穆旦这样兼具语言功底与战略思维的桥梁型人物，授权他可以直接向高层汇报工作。他虽无战场拼杀，却在无形战线上为远征军打通了关键的沟通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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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缅甸战局急转直下，一场惊天巨变将穆旦拖入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惨烈的炼狱之一。

当时，由于盟军战略协作的严重失误（尤其是英军主力未按计划在卑谬一线布防，单方面撤退），加之指挥体系混乱，中国远征军的后方交通线被日军精锐的56师团迅猛穿插切断，陷入被分割包围的险境。

为确保主力回国，杜聿明放弃相对安全的西归之路，带领第5军主力及部分友军，向祖国方向穿越那令人闻之色变的“野人山”（胡康河谷）的死亡禁区。

穆旦作为第五军的核心人员，亲历了这场震惊世界的死亡行军——滇缅大撤退，特别是惨绝人寰的野人山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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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山，绝非浪漫之名。那是缅甸北部一片广袤无垠、遮天蔽日的原始热带雨林。等待数万远征军将士的，是一个彻底的绿色地狱：

无处不在的吸血蚂蟥从树叶掉落钻进士兵的皮肉；成群结队的毒蚊传播着致命的疟疾、回归热，自然的恐怖力量远超日军。

战士们携带的粮食迅速耗尽，野菜、树皮、芭蕉根成了奢望，最后连战马都被宰杀殆尽。饥饿像野火燎原，瓦解着所有人的意志。

极度恶劣的卫生条件和营养匮乏，使瘟疫像野火般蔓延。回归热、疟疾、痢疾、丛林斑疹伤寒…… 官兵们成片倒下，尸体往往只能在路边草草掩埋，有的甚至只能曝尸荒野。

最让人绝望的是遮天蔽日的雨林让人根本无法辨识方向，原始部落留下的模糊小径随时可能中断。迷路、掉队意味着死亡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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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本人也未能幸免于病魔的侵袭。他患上了可怕的回归热（一种由虱子传播的高致命性传染病），持续的高烧几乎摧毁了他。在意识模糊、步履蹒跚的绝境中，他目睹了战友在身边倒下，身体被热带昆虫迅速啃食，化为森森白骨。这些白骨，如同地狱的路标，指引着后来者踏着同伴的尸骸前行。

作为杜聿明身边的重要文职军官，穆旦近距离感受到这位指挥官在绝境中的沉重、痛苦、自责乃至绝望、将士的哀嚎、雨林的死寂，共同构成了穆旦心灵深处无法磨灭的创伤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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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历时超过100天，第5军总计约4.2万人进入野人山，最终挣扎着活着走出这片绝地的，仅余不足4千人！穆旦是这幸存率不足10%内的一员。当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他终于在1942年9月踉跄着踏上祖国的土地时，生命已如同风中残烛。

然而野人山的炼狱经历始终在他心中燃烧。他那时候写下了现代诗歌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赞美》。这首诗是野人山白骨与血泪在纸上的复活。诗中“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等句，浸透了国族苦难的重负与对民众坚韧生命力的崇高敬意。穆旦在诗中化身为民族苦难的见证者与歌者，以诗歌为碑，铭刻下民族的悲怆与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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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穆旦带着满身伤病和精神创伤，艰难地回到后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宁的开始。迎接他的却是另一种迷茫与颠簸。战时后方生活动荡艰辛，他当过航空学校教官，也曾在多所大学兼职授课，命运如浮萍般难以自主。

然而，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于1945年，穆旦北上沈阳，创办了《新报》并担任主编，继续用文字继续参与时代的塑造。穆旦的贡献，绝不仅是留下华美的诗句。他拥有语言的天赋，后半生倾尽全力翻译普希金、雪莱、拜伦等西方文学巨匠的名作。他用另一种方式的“桥梁”角色，滋养了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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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穆旦选择留下积极投身于新文化建设，在南开大学任教，并以其精湛的技艺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名著，如《唐璜》、《普希金抒情诗选》等，滋养了几代读者。然而，历史的曲折没有放过这位心灵早已刻满沧桑的诗人。在特殊时期，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遭遇了长达二十年的不公正待遇，译笔被剥夺，诗才被压抑，身心俱疲。

即使在被剥夺写作权利的艰难岁月里，他仍以惊人毅力秘密进行着诗歌翻译。直到1977年，穆旦才得以短暂重见曙光，然而当年2月，这位饱经沧桑的诗人便在天津病逝。

实际上那场惨烈的撤退，那场牺牲近四万将士的战役，成为他诗歌中最悲怆也最坚韧的底色。《森林之魅》里沼泽的叹息，《赞美》中民族崛起的呐喊，无不源自那段血肉模糊的记忆。他用诗歌完成了一场对牺牲战友的盛大祭奠，也为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坚韧刻下无法磨灭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