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校当局担心张治中的讲演加剧学生不安心读书的情绪。事实上，学校也确实出现了“一天一天地过去，同学们是一天一天地少下去”的情况。幸好，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及时来学校做了一场讲演，他的讲演对于稳定学生的情绪显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陈诚的讲演时间不清楚，一九三七年

▌邹汉明 著

学校当局担心张治中的讲演加剧学生不安心读书的情绪。事实上，学校也确实出现了“一天一天地过去，同学们是一天一天地少下去”的情况。幸好，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及时来学校做了一场讲演，他的讲演对于稳定学生的情绪显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陈诚的讲演时间不清楚，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九日即张治中讲演的次日，董奋日记记有陈诚“你们应当好好读书，为未来的复兴”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由此推想，陈诚的讲演似乎在张治中之前，而不是过去认为的相反。“陈诚告诉学生，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最缺乏的是有知识的人，而‘你们是国家最后的希望’，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倘若国之大器都化为炮灰，那么将来的形势肯定会非常严峻。”陈诚的观点其实代表了国民政府对于战时教育的基本看法。但在学生中，这两种观点激起了争论，穆旦明确认识到“‘救亡呢？还是上学校呢’的问题就成了‘在长沙呢？还是到云南去’的问题”。

这一次，不同于三个月前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仓促南迁，临大高层对于学校的续迁非常谨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九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次日，临大常委会举行会议，立即布置实施。决议中规定教职员津贴路费每人六十五元，学生二十元；教职员学生统限于三月十五日前报到昆明新校址。决议于二十一日张贴，有些学生反对迁校，或以嫌二十元太少为由，在这个数字下居然旁注以“放屁”二字，让人啼笑皆非。其实，很多教授后来应叶公超的倡议，将此款捐助给了贫寒学生以作路途的津贴。

搬迁昆明的动议确定之后，南岳分校随之结束。穆旦随同老师和同学返回长沙本部。

随后的几天里，常委会不断开会磋商，学生赴滇求学的手续及路程渐渐明朗起来。学校及时发布通告，俾使学生有所准备。常委会根据熟悉云南交通人士的建议，确定了水陆两路入滇的路线图。水路，经由粤汉线到广州转香港，再搭乘海船到安南（今越南）海防，最后由滇越铁路经河口抵昆明；陆路，直接由湘西经贵州赴昆明。因考虑到陆路可以组织学生沿途调查、采集，增广学生见闻，遂决定组织湘黔滇旅行团，核准自填志愿、经体检合格的二百四十四名男生参加，并发给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女生、体弱多病、不宜步行者和愿走海道者则发给乙种许可证。穆旦持甲种许可证，在二月十日发布的《长沙临时大学应行发给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学生名单》上，查良铮的名字排在醒目的第二位，列在艾光增之后、他的小学同学翟松年之前。

在参加步行的二百四十四人当中，我们不知道穆旦的经济状况，按当事人的回忆，家庭经济宽裕的学生，少有参加步行的。“但凡经济上有一点办法的同学都不愿意参加旅行团。”如此看来，参加旅行团，还得视各人的经济状况而定。穆旦的报名步行，也有其不得已的因素。当然，他的诗人的性格也决定了他还有好奇和冒险的一面。

即使在学校搬迁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学生自治会仍发动大家签名反对搬迁。去不去昆明，变成了同学们见面谈论的首要问题。据说签名反对搬迁者超过了半数，但，签名归签名，另一种签名——填取云南入学证的签名，“大概要超过三分之二了”。大多数学生的心态，大抵与化学系二年级生董奋相类，也即“能不去为最好，去也就只好跟着去，反对搬家者，我也是一分子”。 （2）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