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30×30只剩5年,准备好了吗?2025世界海洋日王敏幹教授访谈

B站影视 日本电影 2025-06-10 06:32 1

摘要:在距离2030年“30×30”海洋保护目标仅剩五年之际,全球海洋生态系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值此2025年6月9日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在法国尼斯召开之际,“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小编专访了资深海洋保护专家王敏幹(John MK Wong)

原标题:距离“30×30”只剩5年,准备好了吗?王敏幹教授:我们和海洋的距离有多远?2025“世界海洋日”人物访谈
本文来源于“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

文 | 王昆山

【编者按】在距离2030年“30×30”海洋保护目标仅剩五年之际,全球海洋生态系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值此2025年6月9日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在法国尼斯召开之际,“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小编专访了资深海洋保护专家王敏幹(John MK Wong)教授,就世界海洋日、海洋素养、海洋资源调查、保护区设立、跨学科治理及生物多样性管理、BBNJ等UNOC3比较核心的议题展开了对话。他指出,海洋保护不仅关乎生态,更直接关系到人类的食物安全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本篇访谈虽是一个专家的个人视角,海湿小编仍希望能提供一个别样的角度,为海洋保护事业、为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带来一些值得思考的参考。 (编者按:昆山;封面摄影:钱培元教授)


本文约6300字,阅读约13分钟

海湿小编:王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在2025年世界海洋日、以及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召开之际接受我们的访谈。今年世界海洋日的主题是“好奇心:维系生命之源”(Wonder: Sustaining What Sustains Us),从您的角度来看,公众在海洋保护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王敏幹:谢谢邀请。其实我觉得最基础、但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提高公众对海洋的认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海洋素养”。只有理解了海洋生态系统的基本原理,了解它们与我们日常生活的联系,人们才可能产生责任感,并最终转化为实际行动。所以我一直强调,知识是行动的前提。没有了解,就很难真正去关心,更别说参与保护。 知而不行,那就只是未知。

海湿小编:您多次提到行动的紧迫性。现在距离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时间已经不多,您认为,目前全球在海洋保护方面的进展是否达标?

王敏幹:说实话,还差得远。以“保护至少30%的海洋”为目标来说,很多国家的进度都相当缓慢。尤其是海洋保护区的设立,全球很多沿海国家的覆盖比例甚至不到目标的一半。我们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浪费了。每一个沿海国家都需要加快行动,科学地划定、设立并有效管理这些保护区域。这不是为了应付指标,而是确确实实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缓解海洋生态系统的持续退化。

▲上图:潜水员王敏幹与绿海龟共舞。供图王敏幹(John MK Wong) | 绿会融媒·“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

海湿小编:在设立保护区的同时,您也反复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您认为接下来哪些方面的研究最需要加强?

王敏幹:我们现在具备很多先进技术,应该充分利用它们来提升海洋研究的效率和质量。比如说,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并分类各种海洋生物,无论是新发现的还是已知物种。同时,像环境DNA这样的技术,能够更快捷地评估某一片海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量。这在传统调查中是非常耗时又费力的。

此外,高分辨率的卫星图像已经能够用来追踪大型迁徙性海洋动物,比如鲸鱼、鲨鱼或海龟。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的迁徙路径、栖息地选择,甚至还能初步判断种群的健康状态。而新一代卫星还能搭载专门的滤镜来观测水下的海草床和珊瑚礁,这对于长期监测这些关键生态系统非常有价值。

海湿小编:说具体点儿?

王敏幹:举个具体的例子,卡塔尔(尤其是其附近的波斯湾海域)是鲸鲨的重要栖息地之一,特别是在Al Shaheen油田海域,每年夏季(5月~9月)会聚集大量鲸鲨,形成全球罕见的鲸鲨热点。我们团队用了卫星标记追踪(Satellite Tagging),在鲸鲨背部植入卫星定位标签,当鲸鲨浮出水面时,标签会向卫星发送位置数据。这些数据能帮助追踪鲸鲨的迁徙路线、研究它们的潜水行为、栖息地偏好。我们还用无人机来航拍,通 过航拍和水下拍摄 及雷射测量图像识别技术统计鲸鲨数量、记录个体特征(如螺旋桨撞击形成的伤痕形状)等等。因为鲸鲨的背部斑点花纹、伤痕就跟人类的指纹一样,具有唯一性。

又比如前几天我在报纸上读到,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刘敏团队开发了一套实用的AI系统,专门用于珊瑚礁生态保护,很开心。通过“海底天眼”观测网络采集的百万级影像数据训练AI模型,这个系统可实现5种造礁石珊瑚的智能识别(准确率90%)、还有鱼类种群自动统计,把本需要3天人工分析的5小时视频压缩至1小时内就能搞完,极大地提升了珊瑚礁生态监测效率。他们还用“珊瑚担架”来原位修复、人工保育缸等保护手段,配合海底浮标系统减少船锚伤害,很有创造性,了构建起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保护的全链条珊瑚守护方案,很了不起,是可供其他国家复制的“中国智慧”。

海湿小编:这些黑科技,听起来确实可以带来不少突破。不过科技之外,制度和合作机制是不是也同样重要呢?

王敏幹:当然。技术是手段,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撑,没有跨国合作机制来推动落实,很多技术成果也难以转化为实际影响。特别是在国际水域、或跨境生态系统、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的管理上,必须依靠多边协作。光靠某一个国家行动是不够的。我虽然未能亲赴尼斯,但很高兴看到这次大会的势头是很好的,希望这次大会让大家能形成更多共识,也建立起更明确的合作框架和时间表。

海湿小编:王教授,我们刚才谈到了海洋保护区的设立、以及科技的应用。接下来我想请您进一步谈谈基础工作的问题,比如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部分似乎还没真正展开?

王敏幹:确实是这样。实际上,到现在还有不少国家没有对自己海域的海洋资源进行过系统的基础调查。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并不清楚本国有哪些关键的生态系统,重要的栖息地在哪里,甚至连海洋中有哪些物种、各自的数量和分布情况都没有明确数据。

海湿小编:听起来这是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连资源底数都不清楚,那后续的保护和管理是不是都成了“盲操作”呢?

王敏幹:完全正确。就像我们做任何事情,第一步都是要搞清楚“家底”。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它的海洋里都有哪些生态系统、有哪些珍稀物种、哪些区域特别脆弱,那里设立保护区也好,制定渔业政策也好,其实都缺乏科学依据。可以说,科学性基础调查是所有海洋保护工作的起点。

海湿小编:那为什么很多国家至今还没开展这种调查?是技术问题,还是资金限制?您觉得呢,

王敏幹:技术, 资金都有,还要海洋专业人才。技术上,现在其实已经有了不少可行的解决方案,比如可以用遥感技术、eDNA、无人潜航器等方式降低调查成本。但确实,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启动一个系统的全国性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还是需要一定投入的(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承担得起)。而且更重要的是,意识问题。很多政策制定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虽然看上去是“科研”,但其实它和资源管理、环境安全、甚至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我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海洋人才的匮乏,是一个极其关键且常常被低估的因素。 海洋科学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涵盖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学、海洋地质学、物理海洋学、海洋化学、水下声学、海洋环境、海洋保育学微生物学遗传基因学古生物学海洋法等多个学科。开展海洋生物资源和保护区调查,往往需要具备这些交叉学科知识(或多方全面性博学)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比如说,要准确识别一种深海新物种,需要专业的分类学知识;要设计一个有效的海洋保护区网络,就得有深厚的生态系统功能理解、以及空间规划能力。缺乏这些专业人才,即使拥有最先进的设备,或许也很难有效操作、收集数据,更遑论进行深入分析和提出科学建议。再者,海洋调查不同于陆地研究,它往往伴随着恶劣的环境、漫长的海上作业以及突发的状况,需经验丰富的科考人员具备应变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扎实的实践技能。目前,很多国家虽然有初步的海洋研究机构,但缺乏实战经验丰富的团队,使得调查工作难以高效、安全地进行。(研究报告应尽公开与人分享, 不应隐藏起来不愿分享科研成果, 浪费资源. 不分享的成果变成废一份)

现代海洋调查会产生海量的数据,包括图像、声学数据、环境参数、生物样本信息等。那么,如何有效存储、清洗、分析这些大数据,并从中提取有价值的科学洞察,是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又一道难题。这需要具备数据科学、生物信息学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等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如果缺乏这样的分析能力,即使花钱收集了数据,也可能只是堆积如山的“数字垃圾”(大概率可能被闲置),无法转化为有效的保护策略。

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注意到,过去20年来在这方面大有进展,很欣慰。比如,近日我读到厦门一名青年科研人员的中华白海豚的研究,她认识厦门湾的每一头中华白海豚,不光是自己做了大量的保护工作,还一直在疾呼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告诉人们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为,鼓励人人都参与海洋保护。我看了她的演讲,特别好。

▲上图:从2023年开始,王敏幹(John MK Wong)教授的团队不再使用卷尺测量鲸鲨,开始使用激光摄影测量技术进行更精确的测量。©王敏幹

海湿小编:您认为接下来,应该怎么推进这件事?特别是面对时间紧迫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王敏幹:我认为,每一个沿海国家,都应该把开展本国海洋生物多样性调查列入优先议程。可以从重点区域开始(先保护各重要海岸生态系统)比如渔业资源密集区、珊瑚礁分布区或海草床( 红树林和海岛等)生态系统先保好,逐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的数据体系。同时也建议加强区域合作,一些生态系统(或 洄游物种重要栖息地点)是跨境的,数据共享和方法协同会提高效率。联合国、开发机构和科研组织也可以在技术和资金上给予支持。


海湿小编:听您这么说,这项工作确实是“基础中的基础”。如果不补上这个环节,是不是很多看似先进的政策也可能落空?

王敏幹:没错。不过,我们不能指望科技和国际会议单方面解决问题。基础数据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做出真正有效的保护决策。否则,所有的努力可能都会变成“无根之木”。


海湿小编:我们知道,这次在法国尼斯举办的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UNOC3)强调要“加速行动和动员所有行为者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涵盖气候变化、污染、蓝色经济等多个方面。同时,BBNJ协定作为一项针对公海(以及国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文件,被寄予厚望,被视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里程碑”。当然了,虽然进展似乎不如预想中的快(目前似乎批准的国家才刚刚达到所需缔约方个数的一半的样子),我还是想问问,您怎么看这两个层面对于全球海洋保护的意义和挑战?

王敏幹:这两个层面,其实是相辅相成的。UNOC3强调的是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各界要加快步伐,落实海洋保护行动,覆盖了气候变化、污染治理以及推动可持续蓝色经济发展,这显示了海洋保护已成为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任务。不过,它的挑战在于,虽然目标清晰,但很多国家仍未将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尤其是在法规制定、资源管理和资金投入上存在滞后。

随便举几个例子,就不难理解当前的这种无奈和尴尬。

全球约33%渔业资源被过度捕捞,包括公海渔场。多地如北海、大西洋加拿大近岸、中国东海都出现资源枯竭现象;自1970年以来,鲨鱼和鳐鱼在全球海洋(包括公海)数量下降了71%,其中¾的物种濒临灭绝。

海洋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公海辽阔,公海生态资源涵盖关键鱼类、深海物种和迁徙链,所以,BBNJ协定在填补法律空白、规范资源管理方面具有迫切意义。BBNJ协定,聚焦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ABNJ),即俗称的“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过去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框架。这片广袤空间覆盖全球海洋面积的近三分之二,却因缺乏全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治理框架,长期面临着“公地悲剧”的风险,其脆弱且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日益受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捕捞以及新兴产业带来的环境风险等多种威胁。

BBNJ协定的出台,正是对这一全球治理真空的系统性填补。它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下的一个实施协定,首次为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跨领域的法律框架。

不过,落实起来,难度不小,从现在批准国家尚未达到所需生效的数目就不难看出。毕竟,知易行难。这里面涉及到许多问题,需要各国加强科学调查,制定基于数据的保护区规划,建立多学科的管理团队。同时,公众意识的提升和跨国合作机制的完善,也颇为关键。另外就是要发挥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s)的作用,兼顾保护和发展,强调发挥海洋保护的实效性。

↓海洋与湿地·往期相关报道:

欧盟正式批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BBNJ)

BBNJ协定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将于2025年8月18日召开

葡萄牙批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BBNJ协定)

希腊、斐济批准《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BBNJ协定)

保护公海的BBNJ协定是什么?为何它如此重要?

海湿小编:王教授,之前您提到很多国家缺乏基础的海洋资源调查。那如果完成了这项清查工作,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王敏幹:完成资源清查之后,国家就可以据此识别出哪些区域适合设立为海洋保护区,以及有哪些濒危物种亟需优先保护。这是一个科学判断的过程,不能凭感觉,也不能出于单纯的政治考虑。识别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制定一份切实可行的管理行动计划,确保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和长期恢复。(国家可用边界军用禁区、及其他禁区成为其他有效保护区OECMs,代替海岸保护区以加快达到30x30目标)

海湿小编:这是不是意味着需要更多跨学科的合作?

王敏幹:完全正确。管理行动计划的制定不能只靠环保部门,需要成立一个跨学科的专家委员会,包括生态学家、渔业专家、法学顾问、社区代表等,一起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推动保护区的正式划定和管理规则的形成。

海湿小编:有了政策和制度之后,实际执行层面是否也面临挑战?

王敏幹:执行同样关键,甚至可以说更复杂。海洋保护区不是“划出来就完了”,后续的监管、执法、科研评估都需要专门的人才。因此,我一直建议招募具备专业背景的海洋科学家来担任保护区的管理者。他们懂科学,也能理解生态系统变化和应对策略,能够在恢复生态或出现突发情况时作出科学应对。

海湿小编:在很多地方,管理岗位通常由行政人员担任,这种模式是不是也需要改变?

王敏幹:可以说必须改变。行政经验很重要,但对复杂生态系统的理解同样不可或缺。海洋保护区的管理不是日常事务,而是涉及长期生态监测、数据分析和适应性管理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专业科学家的参与,保护目标就很难落到实处。

海湿小编:说回到全球层面,您前面提到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提出的“30×30”是目前国际上一个明确的保护目标,也就是说,保护30%的陆地和海洋。您怎么看待它的意义?

王敏幹:“30×30”本质上是一个生存目标。我们要在2030年前保护至少30%的海洋生态系统,这是维持海洋生物多样性、确保海洋食物来源持续稳定的底线。说到底,健康的海洋才有健康的渔业、才有健康的人类社会。

海湿小编:换句话说,这不是环保群体的“独角戏”,而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王敏幹:没错。你看,海洋中的一些关键物种,比如大型迁徙鱼类、某些贝类、甚至海草区的小型物种,它们的生存状况其实可以作为生态系统健康的指标。如果这些物种无法在自然环境中繁衍,说明整个系统出了问题。而如果生态系统不健康,海产品的安全性也会受到影响,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的食物安全。

海湿小编:所以,守护海洋是自然保护,更是人类社会自我保护的一部分?

王敏幹:可以这么说。我们不是在“帮”海洋,而是在帮自己、给自己和子孙后代做长远规划。

▲上图:一头北大西洋露脊鲸。©摄影:王敏幹(John MK Wong)摄于加拿大

海湿小编: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概括这次大会最值得传达的核心信息,您会怎么说?

王敏幹:如果要一言以蔽之的话,我会说,海洋不光是自然资源,更是我们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保护它,也是保护我们的食物安全和健康,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不是“选择题”——若海洋生物不能生存在一个健康的海洋,那人类也不可能生存。

【专家简介】

王敏幹教授,中国香港人,海洋生物学家,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海洋与湿地”顾问,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客座教授,中国科学院极地科学委员会顾问,苏格兰罗伯特戈登大学荣誉教授,香港海洋环境保护协会前主席,前香港郊野公园及海岸公园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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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 | 王敏幹(John MK Wong)

访谈 | 王昆山

审核 | Linda

排版 | 绿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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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绿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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