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播学一直在探究为什么传播以及理想的交往如何实现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数字共通语境中的人类交往需要摆脱“文明冲突论”的阴影，以全球共通的新理论范式即事实共享、价值共振与情感共鸣的理论向度，重构国际传播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具体而言，国际传播需要坚持以事实信息作为人
作者简介
吴飞
吴飞，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吕澄欣，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传播学一直在探究为什么传播以及理想的交往如何实现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数字共通语境中的人类交往需要摆脱“文明冲突论”的阴影，以全球共通的新理论范式即事实共享、价值共振与情感共鸣的理论向度，重构国际传播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具体而言，国际传播需要坚持以事实信息作为人类沟通的基础，保证新闻真实性以促进事实共享、意义显明和信任确立；积极推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下求同存异，实现价值共振；促进国际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情感转向”，以情感逻辑连接跨语境的受众，激发全球公众情感共鸣，构建更加和谐、共通的人类未来。
关键词
国际传播；全球共通；数字共通；传播学
正文
“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人是交往的动物，不论是作为个体的个人，还是民族国家，都在不断地交流交往，并绘制出由群体交流交往构成的认知图景；交往过程也浸润着对于“他者”“我们”之间关系的认知。为什么要传播？传播学要回答什么？传播学始终在探寻理想的交流交往的可能性，作为传播学研究分支的国际传播也在追寻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人类交往的理想可能，但由于受到历史、战争和后冷战时代政治力量、经济利益和文化差异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国际传播视域下的人类交往议题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和充满冲突。文明冲突论似乎演化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当一个情景被定义为现实，且据此行动时，其结果就会成为真实的；以英美为主导的西方社会，一直都是以一种防范怀疑的心理对待非西方的“他者”，进一步激化了全球性的不安。在今天全球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数字技术为人类交往带来了更宽广的可供性，平台型媒体的丰富性，增强了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对话的物质基础设施的保障。因此，国际传播迫切需要从新逻辑出发思考，建构事实共享、价值共振和情感共鸣的全球共通理论来重构国际传播的视野，打破传统的“我们”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思维，以此导向全球共通的人类交往新向度。重构国际传播的新逻辑，意味着要超越传统的“文明冲突论”框架，转而寻求一种更加包容、多元共通的交流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关注信息的传递，更重视信息背后的文化和价值观的交流与理解。国际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单向流动，还是一个交往双方互动的过程，其中包含了对话、协商和共识的形成。通过这样的交流，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资源而非障碍，从而促进全球社会的和谐与共融。
一、完美的传播虽不可能，但人类离不开交流
传播一词的内涵随历史发展不断丰富，15世纪时意指普及于大众的传授，强调信息在人群中的扩散；17世纪末期，随着道路、运河和铁路蓬勃发展，传播与通讯设施紧密关联，凸显了交通与信息传递的双重意涵；20世纪随着传递讯息与维系社会联结的技术工具日益发达，传播一词逐渐指涉媒介及其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传播”具有多重理论维度：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传播被视为一种劳动；在文化研究的框架下，传播更多被描述为一种仪式；语言学则关注传播作为“手拉手，心连心”的交流实践，或将其视为“以言行事”的行为；而在美学与文学的语境中，传播被描绘为一种“噩梦”，暗示其可能带来的误解与异化。威廉·弗鲁塞尔（Vilém Flusser）认为传播具有人为性，是意义的交流，因此传播不仅是学术概念，也是每个人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如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持有的认识论：审视人的根本交流状况，就像锁定希腊语“逻格斯”里的含义一样。传播需要回归到最原始的“交往”“交流”和“沟通”意义上去理解。传播与交流就是持守自我认知，去和他人有意义地共享时间，这不仅是技术和方法的问题，还指涉信仰和风险。交往的问题既是日常生活的常项，也是政治世界中最具冲突的地带；既是个体间的交流往来，也是民族国家间的国际传播，而传播学研究大致沿着交流之可能与不可能两个脉络展开。
Communication与Community同源，都来自于拉丁文communis，原意为“公有”，其背后隐藏着共同性。传播与交流带来人的连接，因此媒体与社会、民主存在紧密关系，此类研究偏向寻求建立人类交往共同体。以符号互动论为起点，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提出的“承担他人角色”“泛化的他人”“移情”等概念均基于人与人的心灵共通性，认为共通可以借助符号达成。“对于交流来说必不可少的是，符号应当对人的自我引起它在其他个体身上引起的反应，它必须对任何处于相同情境的人具有那种普遍性。”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也强调交往目的在于获得共同性，“通过语言、眼光或其他手段与他人的交往，意味着与他人或多或少产生了彼此的理解或者交流，获得共同点并且了解了他的观念或情感”。在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看来交流不是效果问题，而是共同行动，通过传播培养有道德的社会群体，传播、交流和沟通是共同体的前提，“在共同（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三个词之间，有一种比字面更重要的联系。人们由于拥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即是他们借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而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则批判拟态环境操纵与控制，希望通过精英科学方式促进传播和交流。他们看似争锋相对的观点都关注民主社会，对其提出修补建议，底色都是理想交流的实现与对共同体的期望。
在文化研究视域中，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也认为传播构成共同体。不同于杜威提出的行动上协调、持有共同目标的共同体，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编码者和解码者都凭借自己的权利和生活经验来解释文化符码，文化进入是以自己的经验作为调和，不是全盘皆收的；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解构了之前的文化区隔，每个人都有权利生活在自己的文化里面，创造出自己的文化，文化变成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一种共同生活的经验。在共同体的讨论上，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与雷蒙德·威廉斯有接近之处，但凯瑞更多是把传播看作一种社会形式，根据仪式模式重新打造传播研究，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关于交流蕴含共同性的讨论非常丰富，关注此类话题的学者更加偏向实用主义，他们具有现实感，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试图通过传播与交流促进民主和社会发展，尽管他们也认为社会是复杂的，但是希望通过传播与交流彰显复杂无序背后的共同性可能。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人是说话的动物，总会带来沟通失败的问题。在彼得斯看来，完美的交流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意义的传递总是伴随着误解、噪音和距离，交流的本质不是意义的完全传递，而是如何在差异中共存；误解和失败是交流的常态，而接受这种不可交流性才是理解传播的关键；交流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现代性和历史问题，他打破史学上的时间分割和学科横切面，将交流看作人的根本境况，细致地探讨交流的不可实现性。彼得斯认为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好比是刺猬，本身就没有办法沟通，这与西方“现代病”“个人本位”文化兴起有关；另一方面人与人的沟通，因为语言和媒介的障碍而没有办法完全实现。彼得斯反思了当时历史语境中的技术乐观主义，认为媒介幽灵盘桓导致身体缺席成为常态，从而打破交流的乌托邦。
弗鲁塞尔对人、媒介与世界的关注隐含着对交流失败的思考，人类总在尽力寻找避免沟通失败的工具，在传播过程中创造“意义”这块“免死金牌”，从而实现向死而生。传播是人为建构的意义交换，但其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传播的本质是意义的创造与再创造，而这种创造永远无法完全被接收者理解，传播的不可交流性源于意义的多样性和接收者的主观性。弗鲁塞尔强调，传播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意义的不断重构。人类在非自然（符号）的世界中前行，并对该世界进行再生产。他从媒介符号系统变化之中观察规律：人类文化会不断遇到危机，但其价值在于直面并超越危机，所以媒介符号系统有了三次飞越——传统图形、文字、技术图形。人类从图像世界之中跳出，进入线性符号体系，消解了“偶像崇拜”对交流的阻碍；从概念的世界跳出，突破“历史”叙事框架进入技术想象世界，试图克服“科学语言与抽象概念的泛滥”带来的认知偏差。即使人类文化不断超越自身，但危机的变化速度依旧不会减慢，理想的交流永远不会存在和实现，因为符号系统固有的能指与所指的断裂性，以及人性与技术之间的张力，共同构成了永恒的交流困境。
关注不可交流性的学者偏向关切人的生存境况，人始终在与不可交流性抗争，不断迭代的技术工具试图去提供更“优”的方式促进交流。彼得斯认为交流失败需要回归到人本身，弗鲁塞尔也是站在人的根本性问题来讨论传播，认为信息的交流传播在不可能性中创造可能性。在他们看来，传播不仅仅是手段、方式和效果，更成为了人的生存方式，因此理解传播需要从交流的本质蕴含出发，思考人之存在境况，而不仅仅考察社会功能。无论是认为交流可以达成、追求人的连接和建立人类交往共同体的研究，还是认为交流难以实现和对人之存在境况的探究，传播学学者们都在思考如何交流，怎样更好交流以及交流交往背后的机制，都在试图回答这些核心的问题：人类为什么传播？理想的交往如何成为可能？共同体为何难以实现？
二、西方国际传播理论的基本内核：“文明冲突论”
传播学致力于回答交流交往的问题，并分为可交流和不可交流两个面向，作为传播学分支的国际传播研究同样在回答类似问题，视野更加宏观，聚焦关切民族国家之间的人类交往。20世纪50年代现代国际传播学诞生于美国学界，其发展历程与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密切相关。第一代研究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李普曼和爱德华·柏纳斯（Edward L．Bernays）等人主要从宣传面向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情况，如拉斯韦尔以“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为题出版专著，系统分析了宣传在战争中的作用，为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早期基础。20世纪50年代真正诞生了具有理论意义的现代国际传播研究。第二代国际传播研究者冷纳（Lerner）、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关注冷战期间的舆论宣传，并开始进行理论建构，他们提出的现代化理论与创新传播等论述深刻影响了其后数十年国际传播发展。20世纪60—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依附理论给国际传播内涵带来新释义，这一理论批判了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强调全球传播体系中的不平等结构，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信息流动失衡问题。而英国与美国相继致力于国际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传媒发展导向，推动了全球传播市场的自由化与商业化，这也进一步塑造了国际传播研究的议题与方向。
冷战结束后，尽管全球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带有冷战思维的国际传播传统依旧延续，话语权和对外传播等经典议题仍旧得到很大关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成为重新认识冷战后世界格局的新视角，即冷战后世界的根本冲突不是以意识形态、经济体制为主，人类重大分野和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文化的或文明的。民族国家虽然仍是世界事务中最有力量的行动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却发生在跨越国家疆界、信仰不同宗教、分属于不同文化的民族和族群之间，文明冲突将成为未来的主要战场。这一论断不仅是对冷战时期国际传播思路的回顾，也是对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预测性视角。随着国际传播领域的不断发展，其他新的变量也开始浮现，尤其是来自全球边缘地区的力量崛起，这些因素同样对国际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与新技术相关研究勃兴。随着技术和全球市场的迅猛发展，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输出和价值观传播呈现出一种高度集中和一体化的趋势，尤其是伴随着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和网络社交平台的兴起，国际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面貌。21世纪，网络技术和社交媒体的爆发式增长，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传播方式，也使得“新（媒体）帝国主义”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这一趋势凸显了全球信息流动的不对称性，尤其是在跨国公司的传播力量与技术平台的引导下，全球传播的格局逐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权力结构。
全球化视域下国家间交流日渐增多，东方主义、全球南方等理论为国际传播带来新路径，东方主义理论揭示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刻板印象与文化统治的隐性结构，而全球南方的研究则突出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传播中的声音缺失和边缘化问题。通过这些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传播不仅仅是国家间的传播，更多的是涉及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与协商博弈。与此同时，国际传播中新技术的作用和物质性面向研究逐渐增多，讨论视角也更多元。但综合来看，传统的国际传播研究依旧充斥着“文明冲突论”的偏颇，交往之中不断区分“我们”与“他者”，研究视野也大多聚集在国家形象、国际关系和传播策略等方面，议题较为微观且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偏向，并未跳脱“我们”与“他者”的思维框架。
既然人与人之间注定要相遇，群体与群体之间需要交流，国家与国家之间需要交往，那么传播学和国际传播研究所追求的理想沟通之境，从理论的层面看，需要什么样的前提条件？又应该建构怎样的沟通哲学与交往理性？这些问题在当今的国际传播研究中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哈贝马斯是现代交往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综合米德的符号互动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以及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等，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交往行为理论”，提出共识形成过程的两个前提条件：理想沟通情境和沟通有效性要求，前者需要话语所有潜在参与者均有同等参与话语论证的权利，任何人可以随时发表意见，提出疑问或反驳，无论何种方式的论证或批评都不应遭到压制；后者需要内容是可理解的，所表达的内容陈述真实，表达者的意图是真诚的，沟通的方式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尽管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沟通模型，但其过于理想主义的色彩也遭遇了批评。福柯便对哈贝马斯的理想沟通情境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设想本质上是一种无法兑现的乌托邦理想，因为沟通有效性受到现实中的复杂因素制约。
在国家与国家交往层面，文明冲突、政治力量、经济利益和文化差异等更复杂多元的影响因素使得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行为理论”面临更多现实困难。全球化时代，人与人应该如何交往？人类交往的理想情景如何达成？哈贝马斯认为通过交往实践，交往行为的主体明确了他们共同的生活语境，即主体间共同分享的生活世界。“交往行为的主体总是在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达成共识。他们的生活世界是由诸多背景观念构成的，这些背景观念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同，但永远不会存在什么疑难。这样一种生活世界背景是明确参与者设定其处境的源泉”。哈贝马斯强调有效沟通的前提之一是沟通双方必须有“共同分享的背景知识”。这一背景知识的共享涵盖文化认同、语言理解和社会习惯，也延伸至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念的相似性。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差异、政治对立、经济利益冲突等因素使得这种“共同分享的背景知识”难以达成。
理想交流带来的交往共同体难以实现，是否有一种更现实的人类交往可能性？在全球化和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技术为“共同分享的背景知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使得人们能够在虚拟空间中相互连接，分享个人生活、观点、信息和文化经验。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公众得以表达自己，传播不同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念，这为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信息和观念的广泛传播、众声喧哗，使得全球各地的声音在同一个虚拟空间中汇聚，形成了一个“共享池”，数字技术的连接让差异得以共—显，为主体间和文化间的共鸣创造了条件；在这一数字化交往环境中，不同的主体可以在数字空间中“共在”，彼此分享事实信息、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观点，进而促进共鸣关系的形成。共鸣的建立不仅使个体或群体之间的理解更为深入，也为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共鸣关系为国际传播中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即便文化差异显著，人们依然可以通过情感实践发现共通点，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共识，共鸣关系的建立也是人类建构命运共同体走向共通的基础。不同的主体共在于数字空间，分享事实信息和不同的价值观点，促进共鸣关系的形成，这就为人类交往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进而导向全球共通。
三、全球共通：重构国际传播的新逻辑
传统的国际传播充满着“文明冲突论”的阴影，战争和冲突的隐喻一直主导着西方国际交往理论与实践，区分“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思维定势，而这种交往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关于他者的想象，加上语言文化差异带来的传播隔阂与障碍，容易加剧民族国家间人们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冲突，致使难以实现理想的交往。数字共通肇端了信息化时代人类交往的新的可能性，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中，国际传播中理想的交往何以可能？本文从数字共通的视角切入，探讨通过事实共享、价值共振和情感共鸣的理论向度重构国际传播新逻辑。
（一）事实共享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感官来感受世界，并逐渐形成对客观对象的判断，这种判断构成了个人的主观经验，这些主观经验在没有得到社会证实之前，就只能是短暂、随机的，甚至难以留存。但当主观经验被他人论证，并经由群体的分享获得承认时，它便超越了个体层面获得了客观现实的地位，成为一种“共享现实”（shared reality）。事实的确认，是科学家和传统的专业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因此人们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传递真实的信息是新闻的基本功能。人类的每一个行动，包括传播，都以意义为前提。事实信息是人类沟通和传播的基础，可以连接不同的意义脉络，事实信息通过传播实现有意义的信息流动；在交往系统中，信息和意义以一种过程性、相互关联和反思性的方式发展，形成了人类交往的基本框架与核心要素。在国际传播和人类交往中，基于事实维度的媒体信任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的传播力，进一步影响更大范围内的人类交往。
在传统新闻业时期，真实信息与虚假内容相伴而生，但通过专业媒体把关和事实核查等方式可以有效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在人工智能时代，虚假信息的形式更加多元，社交机器人传播错误信息、假新闻影响网络信息生态系统，同时新闻的制造、传播、分享和互动更为分散、多模态化、去中心化，误导信息、虚假信息和恶意信息在社交媒体平台滋生。除此之外，新闻真实性还受到主体泛化、媒体专业性受损、事实核查把关缺失等影响，更在新闻生产加速和流量至上等逻辑挤压下，难以保证新闻事实的呈现。而在国际传播领域，除了上述因素外，由于受到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中新闻服务战争的影响，国际传播中的新闻真实蒙上“工具论”的阴影。冷战以来，国际假新闻作为意识形态斗争工具，软性的文化冷战、信息战也延续影响国际传播。不同国家不同媒介体制下的新闻机构其政治平行性、专业化程度和国家角色不同，对于事实报道的选择也有不同偏向。人工智能媒体时代，作为计算宣传的国际假新闻的表现形式更加隐蔽，其背后隐藏着国际关系中的霸权结构与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国际传播中新闻的真实性问题面临更复杂的语境。
建构理想的国际传播关系，实现人类交往共通需要以最基本的事实共享作为基础。作为事实的主要提供者，新闻媒体在数字环境中更应该重视新闻真实的作用，在国际传播中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报道新闻，为国际交往提供最基础的符合事实的信息。国际虚假新闻的产生原因复杂多元，个体难以完全避免，但国际新闻记者可以避免主观有意造假，在日常报道中应尽量避免过于抢时效、疏于事实核查和编译不准确等原因带来的不符事实的问题。面对数字技术快速迭代和流量逻辑的双重压力，国际新闻记者更加需要坚守基本职业道德，践行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和美国密苏里大学《记者守则》等文件中提到的平等、互利、尊重不同文化等基本原则，从事实出发进行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新闻媒体机构应该加强对国际新闻生产流程的优化和国际新闻从业者的培训，社交媒体平台方应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加强对自媒体假新闻和社交机器人虚假信息治理等，坚持国际新闻不是霸权争夺的工具，而应“努力化解冲突各方之戾气，构建和平之舆论环境”。全球化语境下国家与国家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需要重构数字语境中的事实基础，分享基本的真实信息，建立国家之间较好的国际数字媒体信任度，保证可信、畅通的对话交流渠道。
在数字时代，事实共享不仅限于新闻媒体，也扩展到了社会上的每一位公众。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使得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事实的见证者。然而，这种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也带来了挑战，信息的来源和真实性难以得到保证，尤其是各种利益方可能基于各种动机，故意传播虚假的事实，污染信息环境。因此，建立有效的信息验证机制和提升公众的信息素养变得至关重要。通过教育和培训，可以提高公众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同时，媒体机构和社交平台需要采取措施，比如引入事实核查标签、鼓励透明的新闻来源标注等，来增强信息的可信度。此外，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制定和遵守有关数字信息传播的国际规则和标准，以确保信息的自由流通不会损害事实的共享和人类交往的共通性。
（二）价值共振
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文化价值差异客观存在，全球共通倡导的价值共振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面上，在跨国数字平台空间中，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求同存异，以建立和谐的生活世界和共鸣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存在一种全新的紧迫性，提出了世界事务应该如何治理的问题”。在面对战争、流行病、环境问题等全人类共同性问题的紧要时刻，需要各国基于基本的价值认同来携手解决。中国在一系列场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它指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结成的命运攸关群体，核心含义是各国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其他国家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也要促进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团结一心，共建国际联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在某种意义上是全球共通范式下价值共振可能性的来源，其实现需要重视全球公民交往交流、利益共享和命运共担。
东方主义的隐喻一直潜含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交往中，工业革命率先在西方发动，使其在全球发展中抢占先机产生的“文明优越论”“文明等级论”观点延续至今。新世纪以来，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抓住契机，不断发展，世界文明结构体系深刻调整，但在与历史的对照中，东方与西方，全球南方与北方的文明隔阂也在与日俱增。时至今日，尽管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相应调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却相互交织，正如阿帕杜莱所认为，民族国家塑造的地方性、民族性存在和全球化文化价值之间产生断裂，断裂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化冲突，还加剧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疏离和紧张关系，国际传播和人类交往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世界各国各地区均呈现出多样化的政治与价值冲突现象。
文化价值冲突的本质仍可归结为文明间的相互认知与理解的结构性问题。在数字共通语境下，跨国数字平台的建构有利于扩大和促进不同文明群体间的交流互鉴，减少文明隔阂，促使各民族主体重新审视自身的文明传统认知框架和固有成见，持有互惠性观念，深化对多元文明的理解与尊重。跨国数字平台开放扩容的空间为多样数字文明提供更多展示情境，从而促进相互了解和开启不同文明对话；打破时空界限的对话场域，让边缘地带和中心区域的文明平等地呈现在数字空间中，更加即时高效地传播交流；数字平台的技术赋权、趣缘连接让文明交流互鉴效果更加深入，多模态技术助力不同文明以更丰富的形式呈现，如此全球数字公众能更直观感受体验不同文明样态，在趣缘圈层连接下，不同群体间深入交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入化。但同时也要警惕跨国数字平台中阻碍文明交流的因素，避免信息呈现片面化带来的文化极化和文化冲突，以此减少跨国数字平台“他者”化身份建构带来的平台生存困境和身份危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需要在跨国数字平台中汇聚各方共识，自下而上地促进价值认同与共振，进而打造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三）情感共鸣
数字传播超越了时空限制，并且提供了更丰富的情感表达符号，公众可以通过点赞、评论、表情包等手段频繁与他人进行情感互动。因此，情感转向也是国际传播需要直面的核心问题。在数字平台构建的“深度后真相”语境中，国际传播平台化也会带来新闻传播、信息网络与认知结构的变化，即与20世纪9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情感转向”相契合，国际新闻生产与传播也呈现出情感转向的丰富面向。面对国际传播存在的困境，人类应培养共情的能力与智慧，通过情感共鸣来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情文明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在人的天赋中除了自私的本性之外，还有一种本性也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是怜悯或同情。这种人类本性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去关心别人的命运，感受别人的幸福，同情别人的苦痛”。爱是人类共情的核心驱动力，而情感反应作为人类的基本本能，在跨文化交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激发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情感共鸣，有望推动国际传播格局的深层次重构与优化。
但由于国际传播受制于跨文化语境的差异性，情感卷入会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的风险，诉诸情感或共情传播可能会在文化隔阂与文化障碍中产生理解偏差，从而难以实现情感共鸣。因此，国际传播需要通过多种研究方法测量传播效果的情绪性反应和跨文化差异，为提升传播效能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除此之外，数字空间中的过度情感偏向也会带来事实的遮蔽、群体极化、同情疲劳和真正的共情缺失等诸多问题。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个体在评估信息时受到圈层群体情感过度驱动，沉浸于情感偏向之中，忽视事实和逻辑的判断。群体共情可以助力缓和矛盾、解决冲突，但也可能加剧矛盾和爆发冲突，在过度共情和沉浸情绪中，与持不同观点的群体产生隔阂，导致群体间的对话极化。在国际新闻报道中，过度共情也会带来“同情疲劳”，数字时代新闻媒体争夺公众同情心资源大量报道煽情性悲剧情节，会让公众情感脱敏，难以产生共情。因此在全球共通范式下强调的情感共鸣，不是过度共情或者情绪泛滥，而是应回归交往理性的实践维度，强调理性的反思，即“共情本身就有理性的成分，而理性的判断也需要共情的关照”。
具体来看，国际传播需要跨越地域，给不同文化语境的受众创造参与式体验，面对文化、种族差异建立新闻人物、事件、报道者和不同文化语境受众间的关联感，以情感逻辑实现跨语境连接，从而产生情感共鸣和亲近感。从生产端来看，国际新闻中新闻受众事实共享通常并非只是为了传递新闻中的客观信息，更多需要考虑阅读、关注新闻带来的情感共鸣可以促进交往互动并唤起其他个体或集体的类似情感。在国际新闻的生产过程纳入情感因素，能够更好地生产出具有人文关怀的国际新闻报道，引发情感共鸣，新闻情感与受众感受高度契合，将促进情感互动并拉近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从消费端来看，受众基于情感性新闻或新闻情感的社交性共享可以促进交往交流，经历了数字赋权的国际新闻受众具有更高数字媒介素养和更强主动性；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存在于用户间由情感驱动的新闻分享、互动交流和新闻信息再创作活动，也构成国际新闻中重要且常见的传播环境和生态。现在的情感分析技术，可以对社交媒体上的公众情绪进行实时监测，了解不同文化群体对特定事件的情感反应，有利于我们调整传播内容和方式，以更好地触及受众情感。从情感层面将全球公众带入数字共通语境的新闻报道与社交互动中，营造出直观新闻现场的“代入感”与“在场感”，可以实现国际传播情感共鸣。因此情感共鸣不仅体现在国内新闻的生产和消费环节，也广泛存在于国际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中，构成多维度、跨平台的共感互动网络，在数字语境中不断相互激发与强化。
四、结语：数字时代全球共通的未来
在数字时代，探讨国际对话的理论范式与实践框架，分析国际传播研究的现状与未来，不仅是理论上的追求，更是具有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传播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交往的重要学科，其核心问题始终围绕着“人类为什么需要传播”以及“理想的交往如何实现”展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的交往亟需摆脱“文明冲突论”的阴影，通过全球共通的视角，重塑国际传播的逻辑。差异与不同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但并不必然导致冲突。法国学者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提出的“多异美学”就强调从自我出发去观看世界，发现世界的“他异性”，而这种“观看”与“发现”有利于重新思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并且捍卫多元文化的“差异”之美，这与齐美尔讨论“陌生人”的意义有着相似的理论旨趣：陌生人的存在，是一种新的机会，一种发现自我、改善自我的机会。“差异”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可理解”“可对话”和“可沟通”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的交织构成了个体，构成了民族与国家。“传播”其深远之意不止于物之往来、信息之交流，更在于价值层面的相互承认与认同以及情感层面的共鸣。而共通不仅是群体与社会之间的纽带，还是促进理解与合作的基础。没有传播，便没有共通。
人类社会创造了各种数字化的交往媒介，媒介的丰富性赋予各种行动参与者更广阔的交往空间，不同传播主体建立的联系不仅可以满足表层的交流，还可以通过事实共享、价值共振与情感共鸣，开展深层次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种双重尊重的交互舞蹈：对自我的尊重促使个体超越自身的局限，在共享的过程中避免孤独感的产生；而对他者的尊重则体现在一种开放的态度上，表现为对不同文化和观点的欢迎、承认与接纳。需要注意的是，事实共享是建立在真实、全面、客观事实传递的基础之上的，任何对事实的垄断和遮蔽，都可能切断人类交往的基础；价值共振虽然是成就彼此认同的路径，但数字交往能够在即刻的“刺激－反馈”中织就“信息茧房”，使同质性群体间的价值共振变得狭隘，这不利于主体间通过观点互惠而成就彼此。因此，真正的价值共振需要敞开，即向所有他者与不同敞开，因为真正的交流并非单向的信息传递，而是一种双向的理解与共鸣。通过这样的对话机制，各方能够在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形成更为深入的信任关系，从而为未来的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社交媒体的即时性、多样性让每个公众在线参与的情感联结与共鸣更容易达成，但情感互动、情绪感染容易导致群体极化，理性与批判的声音，尤其是少数人的观点可能会被群体的激情
所压制。这些都是国际传播实践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国际传播应致力于促进个体的成长与发展，推进主体间的交流与共享，为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未来愿景提供坚实基础。
（本文原刊于2025年第4期
已略去参考文献）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