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位三，是鄂豫皖、鄂豫陕两个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他在领导鄂东北的革命斗争、随同红25军长征、创建和坚持陕南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的动人事迹，至今仍为后人记忆犹新。

郑位三，是鄂豫皖、鄂豫陕两个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他在领导鄂东北的革命斗争、随同红25军长征、创建和坚持陕南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的动人事迹，至今仍为后人记忆犹新。

从进步学生到鄂豫皖苏区领导人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1902年10月21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7岁读私塾，16岁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在考试中名列第三，故改名“位三”。在校期间，得到在武昌活动的共产党人肖楚女的指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夏天，郑位三回到黄安，利用教书的条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党组织的指导下，他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联合当地知识青年，建立了以学习为名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青年夜校”、“讲演会”等各种各样的宣传组织，以此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25年底，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走上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胜利地攻占了武汉，革命之声响遍湖北各地。中共黄安县党团特别支部也由秘密转向公开。郑位三被推选为党团特支的委员。

1927年2月，中国共产党黄安县委成立，郑位三当选为县委委员。2月中旬，国民党黄安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郑位三当选为执行委员并兼任工人部部长。2月下旬，在中共黄安县委主持下黄安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他当选为县农民协会的委员和常务委员。这时，郑位三已成为黄安县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按照党的指示，郑位三参与并领导了全县的文化教育革命、惩办豪绅地主的斗争和建立革命武装工作。他以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的身份，把黄安县第一高级小学作为指导全县各地学校进步教师开展农民运动的中心，并派出部分共产党员作视察指导员，及时指导各校的斗争。此外，郑位三还和吴焕先等一起，领导全县农民掀起了打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和各种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农村大革命高潮。在他们的组织领导下，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加斗争，农民协会迅速建立起来。他们还利用办“红枪会”的办法，公开组织训练农民的革命武装。

1927年4月、7月。由于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大革命运动失败了。同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黄安地区的共产党人进行疯狂的“清剿”和屠杀，郑位三是被通缉的共产党人之一。在白色恐怖下，中共黄安县委中的一些动摇分子先后离开了革命，县委常委中只剩下郑位三一人。他坚定地站出来。组织起一批共产党员，重建了黄安县委。在以郑位三为首的新县委领导下，黄安地区的斗争又继续开展起来。9月下旬到10月间，他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组织和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九月暴动”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沉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大大鼓舞了农民革命的斗志，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创造了条件。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27年11月13日，中共鄂东特委发动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郑位三为起义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因病在武汉而未能参加起义。

1930年3月，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郭述申任书记。6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至此鄂豫皖苏区正式形成。郑位三被调到特区苏维埃政府工作。从这时起直到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郑位三先后担任了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代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等重要领导职务。他为鄂豫皖苏区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孤军纵横鄂东北的战斗岁月

1932年6月，蒋介石指挥30万军队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在此危难之时，郑位三接任了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职务，从此挑起了领导鄂东北革命斗争的重担。

1933年，是鄂豫皖苏区斗争最残酷时期。在敌人的疯狂“清剿”下，许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郑位三一家也遭受到很大不幸：他曾担任过乡苏维埃主席的父亲郑维翰，因长期在深山老林中活动，长了一身毒疮，病死在山中；母亲为饥饿所迫，吃野菜中毒而死；他的前妻曹梦云在“跑反”中活活冻死在山洞里，撇下七八岁的女儿郑奇英，只得由二弟郑植惠(游击队员)背着打游击。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悲愤，领导部队在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地区的深山老林中坚持斗争。在那艰苦的日子里，他染了一身疥疮，经常感染化脓，痛痒难熬，仍每天和游击队员们一起钻山林，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他和游击队员们一样，穿着破烂单衣，日当衫，夜当被。粮食奇缺，野菜、树叶找不到，战士们只好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他经常给大家讲大革命时期农民暴动和创建苏区初期的斗争故事，鼓舞大家，即使剩下几个人也要战斗下去。在他的影响下，部队和群众的斗争情绪始终是高昂的。郑位三在鄂豫皖苏区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建立的不朽功绩。鄂豫皖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郑位三领导的游击总司令部及罗山地方武装(也称西路军)，当时主要活动在黄安、光山、罗山交界处的天台山、老君山、仰天窝一带，同时与活动在其他县区的独立团、游击队保持联系，共同配合主力红军打击敌人。他发现一些区乡干部三五人一队，携带短枪、匕首，袭扰敌人，串连群众，有效地保存了自己，便及时总结经验，提出了建立便衣队的正确主张。为了使便衣从更快地在各地发展起来，他在罗山县卡房多次举办训练班，亲自讲课，轮训骨干。他规定了“游击战争、昼伏夜动、两面政策、统一战线”的活动方针，使便衣队既是一支游击小分队又是一级“没有挂牌子的苏维埃政府”，成为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便衣队的活动，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也配合了主力红军行动。当时，中共鄂豫皖省委对这一斗争形式曾给予高度评价。

随同红25军长征

1934年9月，党中央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工作。程子华在罗山县卡房向郑位三传达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要红25五军主力作战略转移，去创建新的根据地。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作出了625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整编了部队，由时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郑位三任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

郑位三过去一直做地方工作，对搞农民运动、建立地方政权、坚持游击战争，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他还是第一次。但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以坚定的信念、认真的态度、求实的精神去熟悉新的工作。他善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他经常把政治部的同志召集起来，共同商量研究，很快就熟悉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长征路上，他很少骑马，经常拄着一根木棍，跟连队一起行军。部队每到一地，他就跟战士挤在一起，亲亲热热地拉家常。有时还给战士讲上几段故事，既风趣，又幽默。所以，基层干部战士都愿意和他接近。他给部队上政治课，联系实际，深入浅出。

郑位三生活俭朴，作风扎实，平易近人。他时常穿着一身破旧衣服，群众说他像个农民，也有人说他像伙夫头儿。但在红25军中，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位老”，其实他那时只有33岁，却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郑位三十分重视群众宣传工作。部队每一住下，他就找来当地老百姓，有乡绅、教书先生、小商小贩等，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情况。他懂点医道，常用看病来接近群众。遇到常见病患者，他及时给诊脉，有的还给开出单方。群众都把他称为“先生”。因军情紧急，没有充足时间开展宣传工作，他就在部队到达乡镇之前，亲自拟定几条标语口号，让宣传员们进行刷写、张贴，借以稳定民心。

1934年12月10日，红25军进入陕南商洛地区，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苏区。为让新区人民了解红军，部队一进入陕南，郑位三就起草了《什么是红军》的张贴传单。仅以400来字，就把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以及有关政策讲得十分明确。红25军攻占镇安县城后，他又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他还根据省委有关新苏区的经济政策，起草了《关于商业政策》的布告。为争取瓦解国民党士兵，他起草了《告国民党士兵书》。为做好新苏区优待红军家属工作，他制定了“红军家属优待证”，并亲笔给部分战士签发。郑位三起草和制定的这些有着历史意义的文献，在红25军开创鄂豫陕苏区的过程中，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坚持陕南游击战争

由于郑位三对开展地方工作、建立苏维埃政权、坚持游击战争，都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共鄂豫陕省委先后派他到豫陕特委和鄂陕特委任书记，领导当地的斗争。1935年7月，红25军为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决定西征甘肃、北上陕北。当时，担任鄂陕特委书记的郑位三被留在陕南地区，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战争。红军主力北上后，敌人仍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妄图消灭留在鄂豫陕根据地的游击武装。在此危难时刻，郑位三召开联席会议，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成鄂豫陕特委，将留下的红军和游击武装编成红74师，由他任特委书记。陈先瑞任师长。由于统一了领导，集中了兵力，使鄂豫陕边的游击战争有了可靠保证。随后，郑位三冷静地分析形势，准确地判断敌情，决定避敌锋芒，扬我之长，采取“兜大圈子”的游击战法，从敌人的包围中奔来突去，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先后打破敌人三次“围攻”。

红74师从敌人的包围中奔突出来，忽东忽西，神出鬼没，大胆而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一次在镇安县青铜关，我军利用有利地形，伏击了敌40军230团一个营。接着，声东击西，袭占了佛坪县城(袁家庄)。敌人跟踪而至，我军又一举打出秦岭，当西安、宝鸡之敌围来时，遂又进入山中，第二次占领佛坪县城。

1936年秋，敌人又一次调集重兵进行“围剿”。特委根据山区地形条件和我军善于游击的长处，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深入敌后活动。郑位三当时领导一团，出商洛，奔袭两岔河，回兵大龙庙，横扫反动民团，捕捉了由西安赴商州上任的国民党督察专员汤有光。不久，他又根据敌情变化，提出集中兵力打击敌力。部队集中后，在商南县富水关痛击了公秉藩别动队一个大队，接着挥师北上在华山脚下转了三个大圈，继而进入兰田境内，对西安之敌震动很大。

因为没有电台联络红74师完全和上级党失去联系，对当时的斗争形势很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郑位三想了许多办法。他走一路问一路，及时了解敌情动态。熟悉地形道路。他还从各种报纸和截获的敌伪信件中判断敌情，决定部队行动。红74四师打下宁陕县城后，他根据周围的敌情分布和路程远近，决定部队就地休整8天。开展群众工作。当部队撤离后，敌人果然在第9天进入宁陕县城。

郑位三在领导陕南的游击战争中，还依据斗争的需要和形势的变化。灵活地制定和实行了一些具体政策。例如，对在宁陕、柞水一带活动的宋登贤“神团”组织，他主动派人去做工作，从武器、经费上给以资助，最后把这支农民武装编为红74师补充团。对当时率部起义的何振亚、沈启贤同志，他亲自写信联系，同何部派来的人亲切交谈，使这支部队加入了红军的队伍。对商南县大地主石老八，不捕不杀，不没收其财产，利用其为我军采购药品、布匹等物资。柞水县的一名伪区长，经过位三同志几次教育后，明着为敌人办事，暗地给我们送情报、筹粮款、掩护伤员。我军曾多次截获过邮差，位三同志每次都只准扣留有关敌伪方面的信件、报纸。然后给邮差开个“收条”，盖上公章，以宣传我军政策，保护邮递人质。这些具体政策的贯彻执行，有效的分化了敌人，争取和团结了中间势力，使游击战争得以胜利开展。

郑位三领导鄂豫陕特委和红74师，独立坚持了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使674师由原来的600余人，发展到2100余人，西安事变爆发时，这支活跃在鄂豫陕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后来改编为留守兵团警卫四团，肩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贺龙曾说过：“红七十四师能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活跃在抗日战场

1937年夏天，郑位三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派，返回鄂豫皖边区，发动和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他到鄂豫皖边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当时，红28军在大别山区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不了解全国的抗战形势，对国共合作更缺乏认识，因此，干部战士对改编一时想不通。郑位三反复宣讲党的政策，深入浅出地摆道理，耐心细致的谈心，终于使红28军走上了抗日第一线。从1937年10月到1938年6月，为了提高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培养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郑位三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先后举办了游击队干部、青年、党员训练班。共培训出600多名学员。他同方毅、张劲夫、肖望东等同志一起，领导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动和武装群众，使大别山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有了很大发展。他自己也走遍鄂东各县，先后领导建立了独立第5、第6两个游击大队。

1938年12月，中共鄂豫皖区党委成立，时任湖北省委常委兼鄂东特委书记的郑位三调任鄂豫皖区党委书记，但他仍派人到鄂东领导组建了独立第7、第8两个游击大队。到1939年夏，4个游击大队已有1800余人、1400余支枪。为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击日寇进攻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9年11月，党中央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新四军江北部队5人指挥小组，郑位三是小组成员之一，并兼新四军第4支队政委。

他一面协助刘少奇领导新四军的抗日斗争，一面与支队司令员徐海东指挥部队开展反“扫荡”，不断打击敌人，很快在津浦路东、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后。郑位三任新四军第2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他与师长张云逸领导第2师先后粉碎日寇两次“扫荡”，巩固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11月，郑位三作为华中局的代表。参加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新四军第5师的领导工作。他和师长李先念等同志一起，领导鄂豫边区军民开展敌后抗战，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根据党中央指示，实事求是地进行整风。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郑位三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领导中原突围留下惊世绝响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刚刚落幕。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先后调集30万大军包围地处中原的鄂豫边区。面对反动派的进攻，郑位三和李先念一面领导部队和边区群众积极进行反内战的准备。一面建议党中央，集中黄河以南部队打击敌人的进攻。10月24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第5师野战纵队、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嵩岳军区部队在桐柏山区胜利会师。10月30日，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郑位三任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

在郑位三为首的中原局领导下。中原军区部队针对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两手，采取了“坚决自卫原则”和“进行合法斗争”的革命两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实行坚决自卫反击。抗击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在政治上。及时揭露其各种阴谋；在经济上，发动军民，开展生产自救。粉碎其经济封锁。直到实施突围时，死死拖住国民党30万大军，紧紧扼守中原战略要地，为我军实施争取东北，巩固华北和华东的战略展开，作好迎击国民党军队向我军发动全面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赢得了时间。

1946年6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各种协议和我党的一再声明，准备向中原我军发起大规模的围攻，中央同意中原局突围的决定。突围前，党中央考虑到郑位三身体不好，要他离开部队去延安。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随部队行动。他和李先念对部队的突围进行周密的准备和部署，共同率领北路军以秘密、突然和迅速的行动，抢在国民党军发动总攻之前，跳出其内层包围圈，冲破多道防线后，胜利到达陕南。同时，其他各路突围部队也打破了国民党军的防线，冲出包围。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对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对郑位三、李先念同志表示过慰问，祝贺他们在领导中原突围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中原突围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1949年10月1日，郑位三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诞生了，为革命落得满身病痛的郑位三却无力承担具体工作，但他在病中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重调查研究，写了许多有见地的文章和建议。曾被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

1975年7月27日，在十年动乱中遭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郑位三，在北京因病逝世。郑位三逝世后，曾在鄂豫皖共同战斗过的李先念、徐向前等曾亲往医院向郑位三的遗体告别。邓小平为他主持了追悼会，李先念致悼词，悼词中说：“郑位三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革命老战士。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几十年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来源：近代史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