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残忍！以军秘密基地虐囚致死，士兵亲述真相遭媒体封杀

摘要：“高层官员说，斯德·泰曼被称为墓地。”我曾亲耳听到设施指挥官这样解释，而当时我正以预备役军人的身份，在那里服役。对于臭名昭著的斯德·泰曼拘留营内发生的一切，每一位曾在此服役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都心知肚明。然而，以色列媒体和公众却似乎在有意地忽视着这个拘留中心令人

贝尔谢巴附近的斯德泰曼拘留中心图片来源：打破沉默

“高层官员说，斯德·泰曼被称为墓地。”我曾亲耳听到设施指挥官这样解释，而当时我正以预备役军人的身份，在那里服役。对于臭名昭著的斯德·泰曼拘留营内发生的一切，每一位曾在此服役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都心知肚明。然而，以色列媒体和公众却似乎在有意地忽视着这个拘留中心令人作呕的全貌。

本周，我焦急地等待着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IPBC）播出关于加沙战争期间斯德·泰曼拘留所事件的调查报道。当以色列知名调查纪录片制作人邀请我接受采访时，我曾为此犹豫不决。以色列媒体鲜少向公众揭露以其名义所行之事，而公众则更乐于闭目塞听。最终，我的采访内容再次被排除在报道的最终版本之外，那些关于系统性虐待和杀害被拘留者的骇人细节，尽管早已是众多以色列高级官员心照不宣的“秘密”，却也未能被收录其中。

这档名为“Zman Emet”（字面意义为“真相时间”）的节目，并未如其名般向公众揭露全面的真相。这种经过过滤的“真相”，或许比彻头彻尾的谎言更具欺骗性。 该报道主要聚焦于以色列军队对斯德·泰曼地区一起臭名昭著的虐待事件的调查：这起有记录的案件，据称是由以色列国防军秘密部队“Force 100”的士兵使用异物实施的性侵犯。

《Zman Emet》将焦点牢牢锁定在这一单一事件，以及其后续调查如何在一个个愤世嫉俗的政客的推波助澜下，演变为一场近乎挑战法治的“叛乱”——甚至演变成愤怒的暴徒，其中包括多名以色列政府官员，强行闯入斯德·泰曼和附近的另一个军事基地，以支持涉嫌犯罪者。该节目刻意避开了更广泛的背景，也忽略了斯德·泰曼营区令人发指的整体真相。

每一个去过那里的人都心知肚明，斯德·泰曼营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虐待营。自2023年末以来，数十名囚犯活着被送入那里，最终却被装在尸袋里抬出。 无论是警卫、医生还是幸存的囚犯，他们的证词都无一例外地讲述着相似的惨剧。然而，在所谓的调查报道中，这些内容却只字未提。仿佛我们在那里制造的人间地狱，可以被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单一的事件，并用抽象的关于不同类型体罚合法性的讨论就能解释得通。但我，是那场地狱的亲历者。

我曾亲眼目睹一名囚犯在眼前死去。他蒙着眼睛，和其他囚犯坐在一起，直到不知何时，我们才惊觉他已了无生气。我曾亲见监狱长召集所有人，试图缓解日常的虐待、滥用武力以及囚犯所处的非人道环境。我曾亲耳听到他解释道：“高层说斯德·泰曼监狱被称为墓地，我们必须阻止这种现象。” 我曾亲眼目睹那些从加沙地带受伤抵达设施的囚犯，在数周内遭受饥饿，得不到任何医疗救治。我曾亲眼看到他们因为不被允许使用卫生间而被迫就地大小便，那种恶臭至今仍在我鼻腔中萦绕。

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是努赫巴（领导10月7日袭击的哈马斯突击队）的成员，仅仅是被拘留调查的加沙普通巴勒斯坦平民，在遭受残酷虐待后，最终被证明是无辜的，于是被释放。难怪那里会有人死去。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居然还有人能从那里幸存下来。

当我将这一切告诉“Zman Emet”的研究人员时，他们表现出震惊。然而，这些内容却无一例外地被排除在最终的报道之外。最终被删减的部分，甚至包括宪兵调查部门负责人佯装无知的狡辩：“直到那一刻，”——意指直到他们收到关于一名受伤流血的被拘留者的报告——“我们才发现任何预警信号。”

真的吗？当时，前囚犯以及在斯德·泰曼服役的士兵和医务人员都已公开发表了证词，讲述了那里极端的虐待、不人道的条件以及基本医疗服务的匮乏。他们只需倾听，甚至只需清点进入监狱的囚犯人数，然后与未能逃脱的人数进行简单比较即可。 你根本不需要成为夏洛克·福尔摩斯，就能发现其中的端倪。

所有在斯德·泰曼集中营服役的人都知道。他们清楚那里的酷刑、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手术，以及恶劣到令人发指的卫生条件。但这些真相，却都没有被播出。仿佛一个在高级指挥官完全知情下运作的军事酷刑营，比一个可以轻易否认或证实、被包装成“孤立虐待案件”的故事，更不值得关注或重要。整个节目都在谈论斯德·泰曼，却没有真正触及斯德·泰曼的本质。

斯德·泰曼发生的事情并非秘密，但大多数以色列人至今仍对此一无所知，原因在于以色列媒体几乎完全忽略了此事。这正是我当初同意接受采访的原因。因为巴勒斯坦人依然不断地以裹尸袋的形式，被从我们的拘留设施中抬出，而我周围的大多数人甚至从未听说过这件事。

然而，这档节目不仅未能揭露斯德·泰曼事件的真相，更暴露了这种令人发指的现实是如何得以持续的。原因在于，以色列记者明知真相，却选择性地掩盖，以便兜售一个狭隘的、局部化的、关于少数“害群之马”的故事。 斯德·泰曼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它显然是一个关于政策的故事——一项在以色列媒体的积极配合下，被实施并得以维持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