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北平城门紧闭，解放军压境，傅作义还是在权衡再三后，决定在中南海找张东荪聊聊。张东荪迅速赶到，傅作义也就不拐弯抹角，直接说道，“我想和共产党和谈，你觉得怎么样？”张东荪没含糊，这种时候还犹豫什么，说和谈符合时势，就是大伙心里那杆秤指的方向。傅作义也不
1949年，北平城门紧闭，解放军压境，傅作义还是在权衡再三后，决定在中南海找张东荪聊聊。张东荪迅速赶到，傅作义也就不拐弯抹角，直接说道，“我想和共产党和谈，你觉得怎么样？”张东荪没含糊，这种时候还犹豫什么，说和谈符合时势，就是大伙心里那杆秤指的方向。傅作义也不拐弯，让张东荪出面牵线搭桥。但张东荪提醒，身份不合适，不能代表傅作义。不过，作为见证人、作为传话人行。这波你来我往其实就是事实，迟早都摆在桌面上的事。
不到几天，张东荪搭着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直冲解放军平津指挥部。北平的和平解放，外表看上去波澜不惊，实际上腊月寒风中步步惊心。最终双方签下《会议纪要》，北平城不费一枪一弹就解放，百姓把油灯省下的钱都拿出来买包子庆祝。但这背后的逻辑，却绕不开张东荪，他出面了，事情就这样拐了个弯。
等解放军列队入城，张东荪忽然在民盟内部蹿升到第三位，风头一时无两。他的履历被一遍遍翻出来。可出人意料的是，仅仅一年多，中央一句“坏分子”，直接把他推下舞台。转折来得急，不少老同僚也都犯糊涂，怎么说变就变？再往后，一纸叛国罪，关进秦城监狱，张东荪的人生就像翻过来的一块石头，用力一掀，底下扑腾一地泥点。他到底干了啥？为啥走到这一步？大家最关心的，反而是他怎么从英雄“跌落神坛”的。
要说张东荪，1886年出生在浙江杭州，家里最讲究的就是清廉和诗书。张东荪后来那个中庸又清高的劲儿，跟老爷子一脉相承。1904年，考中官派留学生，被送到日本东京帝大去学哲学。在日本，他一下子反应过来中国那点自矜跟人家没法比，动了想“入世”的念头。回头抱上梁启超的大腿，还跟蓝公武一起办了个《教育》杂志，主打就是“教育救国”，虽然没几期杂志，但总算把西方一股新风带进来了。那股“坐而论道”的劲头，后来添油加醋全数转给他自个儿，真要让他自己当差，他心里其实一点也不踏实，更热衷于当一名政论家。这种性格在清末民初不多，但还真不是没人理解，他甚至觉得国家需要理论建设比需要执行官员还要急切。
民国刚成立时，他赶着南下，进了临时政府，但最多也就是把内务部秘书当了三个月，“干政治”这碗饭吃得太齁，让他很快转向报界。一段时间下来，他硬生生把自己捧成知名政论家——什么政体、什么国会、内阁制、联邦啦，全有话讲。到了《时事新报》《学灯》，他的副刊成了思想争鸣主阵地，俨然新文化运动的边锋。
可到1927年，风声鹤唳，他觉得再继续扯嗓子，自己早晚也沦为某种喉舌。于是转身投入教育界，光华大学、北平燕大都留下过他的讲课声。只是，距政治不远不近，也割舍不了心里那股热血。他和张君劢等人在北京组建“再生社”，目标是“再造中华民国”，确实有点理想大过天的那种劲头。不过奇怪的是，他明明跟民国新派有瓜葛，但早年的他却对马克思理论挺看不上的，总觉得“辩证唯物主义”什么的空洞。结果在唯物辩证法那场论争里，他居然慢慢被带沟里去了，最后开始认同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那一套，转身就跟中共试了试水。
“七七事变”开战后，他拼死主张国共联合抗日，甚至炮制了所谓“中间路线”，既不能偏向国民党，也不能离共产党太远。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那会儿，直截了当进言“调和”，不过空有想法，国民党摆明了没工夫理会，最终灰头土脸回了学校。私底下他还暗地里和共产党接洽，千方百计往解放区输送青年。事实上，他对后来日美直接开战早有预感，逼着自己策划把燕京大学解散拉去大后方，但身体不济，未能成行。
1941年底，张东荪被日军关了起来，原因很简单，人家瞧上他了。试图拉拢他当汉奸，给他开北京教育部长、伪市长这种条件。他一直找理由拒绝，说自己哪是哪路人马。但日本人还想让他劝降共产党，被他一口回绝，说“抓罚杀都消灭不了共产党”。他进牢房后好几次自杀，没一次成功，活脱脱对抗到底。被软禁三年，实际上等于戴着枷锁生活。闲不住的人一旦没事干，就容易跑神，他就琢磨理论体系，构想起“渐进民主社会主义”。
国共撕破脸后，张东荪放弃了“第三条道路”，开始逐步靠近中共阵营。时间卡得紧，1948年平津战局胶着，共产党急需傅作义交出北平，想找个面上过得去的中间人，于是盯上了张东荪。他正好顶着社会名流、抗日教授的帽子，能起“缓冲”作用。林彪、聂荣臻都给毛主席请示，毛亲自命张东荪出面。谈判一搞，张东荪成功从傅作义嘴里套出“和谈”的松口，让北平千年古都逃过一劫。
平心而论，毛主席对张东荪从来没吝啬过赞美，还曾公开发话“北平和平解放，功劳在张先生”。可风头刚过，矛盾紧跟着翻了出来。其间，张东荪反复提出所谓的“中间路线”，即不愿意中国在美苏之间“一边倒”。可他之前还大谈特谈新民主主义，调门极高，但一遇到外交、路线选择又拧巴了。政协大会选举新中国主席，他投了毛主席反对票，成了575比1里的那个另类。最出人意料的还在后头。
投票这一茬，本来就是小插曲。更显稚气的是，他私下找到了号称“有美国背景”的王志奇，居然把关系国家命脉的预算、政协人员名单、出兵时间这些情报交出去了。原以为能通过这种“民间渠道”打通中美关系，避免冲突，结果被逮个正着，王志奇本来就是特务。他事后觉察有异，及时断了联系，但纸包不住火，王志奇落网后一口咬定，问题就这样暴露出来。
有趣的是，这场风波毛主席并没立刻搞到底，反而觉得“文人造反造不起来，对他教育为主”。领导们让他检查、检讨，几回合下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就是不让他再出头。他辞职离燕京大学，工资档案随便转去了文史馆。冷清了十几年，只能靠写诗遣怀。期间他的朋友、学生，有的离得远远的，也有的偶尔来看他。学界、政界，基本彻底告别，张东荪本人偶尔自语，亦不多说什么。
1968年，风暴真正来了。张东荪被以“叛国罪”捕进秦城监狱，甚至儿子张宗炳也同样身陷囹圄。张家人只能靠给周恩来写信来打探消息。老伴和女儿终于在复兴医院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个重病在床的老人。晚年最突出的情绪，是对中美交恶的反感。听说尼克松访华、中美缓和，竟老泪纵横，反反复复地念叨：“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啊！”但这时候，事已至此。
其实，张东荪一生多半时间都是主张爱国的。要不然他也不会舍命斡旋平津、反复强调两党合作。但他太容易相信自己的判断，“中间路线”的执念和清高让他错判形势，也出现了极其幼稚的自作主张，最终受害。那些被推上风口浪尖的知识分子，面对复杂格局时，可能也无奈、也迷糊，有时候也只想咬咬牙搏一搏，可结局往往不受控。这种结果，看上去不太公平，可谁又能说这不是历史的另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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