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回望中国抗战，不能忘了这些外国人

摘要：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以舆论声援、医疗救助、物资援助、难民收容等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战。

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是谁？一名德国人为什么要帮助中国抗战？除了犹太难民，上海还为哪些难民提供过荫蔽？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以舆论声援、医疗救助、物资援助、难民收容等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战。

在“6·9”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上海市档案馆深入挖掘馆藏档案资源，以“得道多助——国际友人与中国抗战”为主题，精心挑选4组26件珍贵档案向社会公布。

埃德加·斯诺：“我爱中国，我愿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抗日战争期间，来华外国新闻记者有50余人。在舆论的前沿阵地，国际友人用笔和镜头，用客观报道、真实影像戳穿侵略者的谎言，传递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勇气，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使国际舆论的天平倾向正义的一方。

埃德加·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他曾作为《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在中国铁路沿线遍访南北重镇。1936年，斯诺在宋庆龄的引荐安排下，突破国民党对延安的军事围困和新闻封锁，成为第一个访问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外国记者。1936年11月，《密勒氏评论报》连载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表达了共产党的决心并呼吁国民党共同抗日。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我总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员，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

1928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美国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她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采访报道中国军民英勇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并团结国际友人，积极组织医疗救助活动，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国抗战。1943年，她的作品《中国的战歌》出版，其中详细描写了包括1932年第一次淞沪会战在内的真实战斗场景。

本次还展出了1937年3月1日，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关于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的谈话记录。谈话中，毛泽东围绕着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民族战争与阶级战争的关系、中国人民抗战与国际援助等内容。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1915年，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出生在波兰华沙的一个犹太家庭，年幼时随父母来到中国。1937年，他开始为国际进步友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杂志《中国呼声》撰稿，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暴行，讴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壮举。1938年，时任美国合众社通讯记者的爱泼斯坦成为宋庆龄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的一员，之后负责编辑《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

《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第18期所载爱泼斯坦战地报告《突破封锁进入中国》

诺尔曼·白求恩：“我将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

抗战时期在华开展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近40人，他们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抗日战场，筹设医疗机构、培训医疗人员、大力救死扶伤，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共产主义战士。1938年1月，白求恩带领一支由加拿大和美国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在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的帮助、安排下，白求恩一行赶赴敌后抗日战场参与医疗工作。他满腔热忱、坦白正直，深入火线、救死扶伤，1939年因在抢救伤员手术中感染细菌不幸逝世。

本次展览公布了一张白求恩的珍贵照片。图中，白求恩正在一艘民船上吃饭。据介绍，这张照片此前从未在网上流传。

抗战中的白求恩

马海德：“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

马海德，美籍黎巴嫩人。1934年结识宋庆龄，在宋庆龄的影响下投身革命活动，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并提供其诊所给中共地下党联络、开会。1936年经宋庆龄介绍前往陕北，成为红军的卫生部顾问。1937年2月，马海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后，马海德通过向该同盟报告陕甘宁边区情况，向海外呼吁、争取急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大大缓解了边区军民缺医少药的困难。

马海德关于延安国际和平医院急需药品和医疗设备致保卫中国同盟的信

路易·艾黎：“中国给了我生活的目的，给了我一项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

抗战爆发后，许多工厂被毁，工人失业，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国际友人驾驶战机、开辟航线、输送物资、冲破封锁，无数“希望的包裹”运往中国战区和敌后根据地，为抗战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成为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最坚实的物质支撑。

1927年4月，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来到上海。抗战爆发后，中国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大批难民流离失所，为了组织经济力量抗战，1938年艾黎与斯诺夫妇等中外友人发起“工合”运动，制定了在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计划，建立起3000多个工业合作社，吸纳30多万社员开展军需民用生产，为抗战前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提供物资，筑起一道坚固的“经济抗战防线”，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

路易·艾黎关于工合经验等致孙邦藻的函

王安娜：“我不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是他们事业的参与者。”

王安娜，1935年同留德中共地下党员王炳南结婚并改名王安娜，次年随夫来华。全面抗战爆发后，她和王炳南一同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深入战地开展对伤员和难民的救援活动，并成为“保盟”重要成员。抗战时期，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开辟中越物资交通线，完成了将募集的大量医药、医疗器械和资金及时送到前线的紧急任务。

公谊救护队关于运输国际和平医院所需物资情况与王安娜的往来信件

饶家驹：“安全区之所以存在，唯一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在日本侵略者大肆践踏中国国土、疯狂屠杀中国人民时，许多国际友人奔走斡旋、竭尽全力开展人道主义救助，用爱与包容创造了战时平民保护的“上海模式”。

1913年，饶家驹来华传教。淞沪会战爆发后，饶家驹提议在南市划出一块区域建立难民安全区，日军不得对难民区进行攻击。此举开创了战时平民保护的“上海模式”，并为推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提供了成功范例。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上海南市难民区先后设置过130多个收容所，庇护了30余万难民。在成功创办了上海南市难民区后，饶家驹又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中国内陆地区，积极参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难民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