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说，中国古代的诗词，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是人们表达情感意旨和认识世界的有效方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明的民族特色，而《诗经》开创的抒情传统（诗言志）则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诗歌史，虽然后代的诗歌九流百派，千汇万状，但抒情总是其最根本的主流，而且包含着超越实

——兼谈当代诗词创作如何吸收新诗养分

（澳）庄伟杰

一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诗词，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是人们表达情感意旨和认识世界的有效方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明的民族特色，而《诗经》开创的抒情传统（诗言志）则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中国诗歌史，虽然后代的诗歌九流百派，千汇万状，但抒情总是其最根本的主流，而且包含着超越实用功能的意义。那些优秀的古典诗词名篇之所以影响深远且流传至今，是因为用精气神的铸造，凝聚成汉语的诗性智光，呈现出一个民族的苦难与辉煌、沧桑与记忆，始终延伸在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同时以闪烁着人性光辉和审美魅力的汉语智慧而彪炳史册，从而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诗意生存方式，构成为一个拥有优秀诗歌传统的国度。所有留存的宝贵遗产和精神资源，我们不妨称之为“远传统”。那么，崛起于五四时期的中国新诗，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从“诗体革命”到“诗学革命”，从发轫之初提出的“语言是白话的”和“文体是自由的、不拘格律的”两项基本原则出发，尽管最初是从形式入手的，或者说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却充分体现了应对新的时代、包容新的观念，勇于打破束缚思想的镣铐枷锁的现代意识和创新精神，并赋予一种拓展性的诗歌文化景观和艺术特征。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探寻、实践、思考、积累和更新，不断加以强化和壮大，由此构成为独立自足的美学原则和自由的艺术天地，并逐步建立了新诗自身的传统，我们姑且称之为“近传统”。

然而，我们常常听到另一种声音，有些人抱着虚无主义态度不愿承认新诗自身已然形成的传统，或轻率地否定百年新诗尚未形成或没有自己的传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诗在艰难的探索与行进中同样汲取了古典诗词的营养，即在现代与传统、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镕铸新肌。诗歌，是语言的黄金，是最注重语言的艺术，用汉语智慧书写的新诗，在有形与无形之中已先天性地烙印自身的文字思维方式、汉语诗性智慧和民族文化审美趣味等元素；而作为一种“有意味”的艺术形式，用汉语书写的新诗同样与本土（国）的意识形态、精神气质、价值取向、文心意蕴和思想观念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确切地说，同以汉语书写的现代新诗（白话文）和古典诗词（文言文），本身就缠绕着一种“剪不断”的血缘关系。换句话说，汉语新诗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中国文化的艴艴灵气，在某种意义上承续了古典诗词的精神文化血脉。一言以蔽之，传统的中国诗词命脉并没有在新诗的生命形态中切断，而是伴随着语言文字在繁衍中不断传承和延展。

诚然，从时间维度上看，百年来汉语新诗所取得的成就，与拥有长达三千年悠久历史的诗歌传统相比，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从空间维度上说，应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拓展性创新。那些闪耀于诗歌星空且显示出经典气质的新诗人新作品不胜枚举，便是最佳的明证，不论是或为理想或为人生或为人性或为自然或为内心而艺术，大多是在融汇中西诗歌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历史性的展开。尽管在持续运行过程中，新诗未能尽如人意地调动和利用外来诗歌及其文化资源，激活和丰富自身的形态。但不可否定的是，汉语新诗在追求、探险、寻找和创造的路上充满种种的可能性，让我们不断被体验着的历史的、文化的、审美的新趋势，步步为营地走向更加坚实和理想的新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作为“远传统”的古典诗词，还是作为“近传统”的现代新诗，都是诗歌中国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资源。我们从百年新诗的艺术流程和实践经验可以看出，一方面，汉语新诗在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中，大方向总是坚持民族精神本位，坚持原创性文化立场，并作为我们自身的和时代精神的见证；另一方面，在新诗文体建设上，不断地行走在自由与格律变奏的艺术实践中探索自身形式。这些世纪性的经验，我们皆可理解为新诗构筑的“近传统”。

二

在笔者看来，诗固然有新旧之分，形式（文体）之别，但并不也不应相互排拒，诗只有优劣高下之差异，无论从诗的本体特质、演变流程和创作实践而言，还是从接受主体（读者）和特定时代要求来加以观照。从大历史观看，现代新诗与旧体诗词完全可以放置于诗歌艺术本体坐标上，彼此间进行互鉴互补、互动互促，共建诗歌整体的文化生态。新诗可以向古典诗词学习和借鉴以滋养以丰富以壮大，同样的理由，延续至今的当代诗词创作，也可以返顾自身并向新诗吸收养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此激活和促进当代诗词创作的生存空间。

真正的诗歌，都是用生命、用心灵、用智慧书写的，而非局限于生活事实。毕竟，诗是一种表现而非再现的艺术。由此可见，只有在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的节点上，接续传统并向传统借鉴的同时，进行富有开拓性与创新性探索的艺术实践，让新诗的超越气质充分呈现出生命的精神气质，方可开拓汉语诗歌新的可能性。从诗歌文本内容来看，指向的是超越于具体物象的、超越于现实与物质之上的乃至超越于个人、种族、国家的时空共享，径直指向个体灵魂、命运意识和人类关怀。当然，所谓的超越并非无视现实，而是在关注与体察中进行审美升华。记得英国作家哈代说过，诗歌是“所有富有想象力和感情文学的精华所在”。相对而言，新诗之于旧体诗词的优越性，关键在于它拥有更为自由的想象空间、语言空间和表现空间，可以用更大的艺术尺度，诗意地放眼世界，面向全球，俯仰日月，穿越时空。倘若说，旧体诗词中的一花一草、一山一水、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产生的是一种情感一番意绪，或一幅画面一个意境；那么新诗艺术魅力的呈现更多的是产生在文字或画面之后、在言说或弦音之外。进一步说，在诗性文字背后始终站着一个大写的人，一种主体生命精神。因而其所呈现得更多的是想象之美和空间之美，并成为人类足以共享的空间。诚然，挣脱了旧体诗词讲究平仄、押韵、对仗、工整的形式束缚之后，新诗的本体一旦失却了自由的元素、语言的张力和空间的拓殖，就等同于放逐的游子在离散中失去了自己可爱的故乡。从某种程度上说，新诗更多的是在无形之中消化或融化诸如意象意境等元素，让多维情感的灵动表达与语言实验的自觉尝试，让题材的多元选择与诗歌文体的形式构建，呈示具有鲜明当代性的诗歌想象和美学形态。无论是表现鲜活的物象与形象，还是感性或智性的抒写，咏叹或叙说，跳跃或蹈舞，腾挪或跌宕，曲尽其妙而又摇曳多姿，嬉笑怒骂而又诗情画意，任意东西而又散漫延展，如雁阵似方阵，如魔方似游戏，一切全凭诗人的艺术禀赋及即兴营造，或在有形无形中为之，或在有意无意间为之，无法实为有法，无规律自成规律。一句话，新诗是以其自由的本质属性，以江河流动的方式蜿蜒向前，舒展为咀嚼不尽的万千气象，散发出诗性智慧的芬芳，凝聚成诗意空间的魅力，自由弹响了现代新诗不断行进的跫音。

倘若说旧体诗词是在平仄与格律中打转，那么新诗应是在自由与秩序中行走。闻一多先生曾主张诗人“应戴着脚镣舞蹈”，那是自由与格律的齐飞共舞，是现代与传统的交错互动。自由体新诗虽然不讲究严格意义上的平仄与押韵，但并非不重视诗歌的节奏与旋律（音乐美）。因而，倡导自由的新诗自有其脉络。而作为一种形象鲜活的生命话语，诗歌同样蕴含着生命的逻辑。假如说，旧体诗词宛若灯烛，歌吟或咏唱，豪放或婉约，沉郁或清新，其意象其情景其意境，均是在诗词曲赋等特定的载体格式上闪光发亮，由于其韵律严格、语言凝练、情感充沛、意境别具、主题明确，因而易记易诵，朗朗上口，老少皆宜，易于传播；那么，现代新诗更像是自由绽放而又五光十色的灯盏，可以是这样也可以不是这样，但并不影响其存在的合理性，诗人的灵光意绪与思想弧线，可以飘忽扑腾可以自由翻涌，可以无拘无缚可以不拘一格，放纵也好，散漫也罢，看似信马由缰，天南海北，实则自有内在的气脉与情绪的纹理。那些充满深沉与思辨的优秀诗作，随时可以让我们循着风向走在通往语言的途中，并找到自己的文化原乡和精神家园。

人类是有感情和思想的高级动物，抒情则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倾吐方式。因而，抒情诗作为最常见的一种诗意表达方式，也是诗歌中最为繁盛的一脉。其所涵纳的浪漫因素、审美理想和生命情怀，乃是以人类心灵世界作为审美客体，呈现人类心理与情感内容为本质功能，包括基本经验和终极诉求等主要文化元素。然而，精美的抒情诗与滥情的诗歌毕竟判若云泥，迥然有异。“对于抒情诗来说，或者是尽善尽美，或者是一钱不值，二者必居其一”为什么会如此呢？其实，优秀的抒情诗并非从头到尾在抒情，尽管诗歌的天性就是抒情艺术（诗缘情），但它尚可容纳叙事性等因素，既可以有叙事性抒情，还可以有“冷性抒情、智性抒情、热性抒情，甚至对话性抒情、戏剧性抒情。”这些均为抒情诗走向更为宽阔的道路提供了诸多新的可能，尤其是现代抒情诗。

诗歌作为最语言的艺术，重要的是其独特的言说方式。其中，语言的爆发力与穿透力，音乐性与随意性，特别是语言张力弹性，当可视为诗歌不同于小说与散文等其他体裁的特色。简言之，诗歌的艺术呈现，实质上就是诗性语言对诗性生命的灵动呈现。诗不仅是文字的随意排列分行，而是经由心灵过滤之后的诗性言说。无论是新、旧体诗，都要求文字凝练而优美，都讲究语言的澄明与精粹。相较而言，新诗之于旧体诗词，拥有的语言文字支配空间更为多样化。好比是铺摆展示于眼前的满汉全席菜谱，那是佳肴的色香味与美食的品艺之绝妙组合，而非是胡乱的陈设与堆砌。驾驭自如的诗人运斤成风，熟能生巧，该挥金如土处，该惜墨如金处，自然了然于胸，自由灵活取舍。至于在语言运用上，新诗语言的先进性或时代性展示，则是为了传递现代人日趋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情感，同时作为置身于现场的诗人的生命存在形式。可见，新诗写作的过程，往往是通过语言、意象、结构、韵律等的新变化而创造出“陌生化”，甚至提供一种超前性文化所实现的“陌生化”效应，这就意味着，“除了向审美感觉阅读视野提供一个新的经验世界以外，诗歌也向历史——文化阅读视野提供一个新的经验世界”。并由此令人产生互动、谐振与共情，从而获得更多读者的认同与接受。新诗拥有的这种优势，对于当代诗词创作来说，可能是面临的一大挑战，尤为值得深思。

三

通过上述探讨分析，可以看出，汉语新诗是以自由的艺术形式表达自由的内容而赢得文学历史的青睐，但自由并非泛滥无序，而是必须建立在自身有序与自足独立的美学原则之前提下的分寸和把握。正因为如此，现代诗才得以并能够在悠久而辉煌的古典诗词文明之后，重新建构独立自主的艺术领地，拓展更为辽阔的生存空间及其种种可能性，并为文学史、文化史和最为广泛的群体所接纳，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观现当代旧体诗词，尽管兴起一波又一波的写作热潮，但至今依旧未能进入现当代文学史，应否入史之论争仍然没有定论。究其原因，非三言两语能够述尽，恕不赘言。显而易见，用现代汉语书写的新诗，在某种意义上已然代表着新时代诗歌前行与发展的方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歌，同样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那么，新诗创作及其积累的经验，是否有值得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吸取的养分呢？在笔者看来，起码有三大富有启示意义的“亮点”：一者，新诗的出发点是着意创新、大胆舍弃、敢于突破，在谋求生存中探索并寻找新诗真正的存在和发展空间，即具有大胆革新的艺术精神；二者，新诗的着眼点是善于吸收中外古今的各种有益资源，在现代性转换中赋予诗歌新的内涵、新的质地、新的话语方式，即具有开放而多元的现代意识；三者，新诗的立足点是从一诞生开始，就极大地解放了观念的藩篱、思维的局囿与语言的约束，不仅只是作为载“道”的工具和传递人类思想情感的媒介，而是作为诗人的心灵救赎及其生命形式。当然，笔者以上的探析或比较，并非指新诗的优势大于旧体诗词，也非指旧体诗词不如新诗。已故诗人韩作荣曾认为，不能把二者割裂而谈，无论新诗或者旧体诗都是对内在诗意结构和意义的探索。但相较而言，除了语言方式的变化，新诗在表达上走得更远，但其来源根植于旧体诗。诗人高洪波则指出，对于诗歌本身来说，表达情绪的目的是相同的，新旧只是形式和外壳的不同，它们都具有自己的历史作用，都需要被继承和发扬。

谈到这里，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由新、旧体诗共同构成的当代诗歌生态文化版图，尽管看上去热闹非凡，诗人层出不穷，诗作满目纷呈，但真正的好作品，特别是带有经典性气味的精品力作甚为鲜见。仅从“精致化”这个标准来加以评判，着实叫人不敢恭维。可谓是：粗糙有余，精致不足。要么是平庸语句太多，精彩妙句太少；要么是过于放纵自由，而又沦于纷繁芜杂。应该说，自恋的诗人甚多，超越自恋的诗人甚少。可见，要写出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好诗，谈何容易。因而，诸如“一首诗好在哪里”或“怎样写好一首诗”之类的研讨或者导读，在今天依旧显得相当必要。那么，针对当下的旧体诗词写作，诗人要写出真正的好诗，依愚浅见，倘有多个话题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从诗歌艺术本体而言，既然诗歌是生命的言说，是人类精神现象的文本，是由个人内心延展至族类的有方向的书写，它应以更加艺术的文学性话语，独异于平常话语和科学话语的形态，力求完美地呈现出来，如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自勉：语不惊人死不休。概而言之，语言渊源得以举起，精神向度得以伸张，再生能力得以强化。其次，从继承与创新的角度看，一方面应从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又从百年新诗中吸收养分，既准确地把握传统文化的灵魂，又能自觉地深入当代，探索如何实行创造性转化，力求从诗的内部开掘原创性的美学根源，以获得提升生命意义的独创性，卓然而自成特色。再者，从旧体诗词特定的形式来说，依笔者之见，当代诗词创作应走精致化道路，无论从外在形式或字数限定来加以衡量，更应如此。但必须严防滑入“流俗、均质、浮薄”的通病，更不能因为本身的短与小（相对于新诗和其他文体），而变得轻与薄。重要的是在于精悍和精致，如是方能经得起悟读、耐读和重读。对此，不妨提出“三度”要求：情感浓度、语言力度、境界高度——力求在整齐中灵动变化，在约束中自洽浑然，在突围中找寻超越自身的局限，谋求并激活当代诗词创作的生存空间，成就一种松紧结合、变中寓常、妙合无垠的健举之作，从而走出一条具有当代性特色的诗词艺术发展之路。

来源：王博生人人门户7